郑泽民 邓颖颖

（1. 海南师范大学,海南 海口 571158；2.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进入21 世纪以来,“科学外交”（science diplomacy）日益成为国内外学界的研究议题,在语境上存在西方学界“科学外交”与国内学界“科技外交”在称谓上的区别,但在具体含义上二者相同,本文基于主题需要,使用“科学外交”一词。 在“科学外交”概念起源问题上,西方学界认为,虽然不清楚“科学外交”的概念是何时提出与首次使用的,但“科学外交”一词的出现及学界对其予以研究是21 世纪以来的现象。①Vaughan Turekian, “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Diplomacy,” Global Policy, Vol.9, Supplement 3, 2018, p.5.关于中国何时提出“科学外交”概念,一方面,时任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在2006 年、曾任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会长吴贻康在2007 年曾先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技外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②参见马颂德:“对新时期科技外交的思考”,《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6 年第2 期,第5－11 页；吴贻康:“关于科技外交的几点思考”,《中国科技产业》,2010 年第 4 期,第 66－68 页。但仅此仍难以得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时就已明确提出“科学外交”概念的结论。 另一方面,国内学界研究虽然有少量成果论及西方国家或韩国、印度科学外交动态,①参见赵刚著:《科技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时事出版社,2007 年版；王挺:“美、欧、日科技外交动向及启示”,《科技导报》,2010 年第 6 期,第 19－25 页；张翼燕、刘润生:“日本科技外交的发展历程与特点”,《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6 年第4 期,第 63－68 页。但相关研究成果的落脚点主要集中在科学外交的中国视角上,②参见李世军、吴娴:“科技与总体外交的互动及我国的对策”,《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 年第 12 期,第 8－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