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丽 霞

引言

作为书写二战人性灾难的电影作品，法国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家》(The Pianist)在2002年一经上映即刷新了二战犹太史电影的艺术高度，成为该类型中的电影经典，包揽了各大国际电影节和电影协会评奖奖项。影片根据波兰钢琴家斯皮尔曼(Wladyslaw Szpilman)的自传体小说改编，真实展现了这位伟大的钢琴家在二战期间的悲惨遭遇。影片镜头叙事独到、音乐叙事巧妙、细节刻画精准，其选用的大量的肖邦音乐反映了“平静中导演心灵的呐喊：呼唤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呼唤人的直立”[1]。通观该影片，与音乐的主调运用相比，影片的英文台词显得好像并不出众，只是通过只言片语小心翼翼地进行必要的交际与情感表达，对语言的使用可谓达到了极简主义。台词虽只有寥寥数语、表达虽极尽克制含蓄，却在营造戏剧冲突、推动情节发展方面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影片台词着墨不多，却匠心独运，回避了直接的控诉和煽情，用最简约的台词语言启迪并唤醒观众的共情，实现了对法西斯的指控，可谓词约义丰、言近旨远。

本文以该影片的英文台词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影片如何通过采用语言修辞格和违反会话合作原则两个手法凝练角色的台词、最大化每一句台词的功能和作用。希望本文可以丰富对该电影的研究，加深对该电影台词语言艺术的认识。

一、语言修辞格在《钢琴家》英文台词中的应用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引言中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界定了修辞：狭义来讲修辞就是“修饰文辞”[2]1；广义来讲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2]1。电影台词是经过艺术处理的语言，其中就包括对语辞的调整和适应。因此本文采用的是广义上的修辞概念。在《钢琴家》的英文台词中，采用最多、表现最突出的修辞格当属反复和对比。

(一)反复修辞格的应用

“反复”作为一种修辞格指的是“在语篇中为表达需要而重复使用某个单词、短语或句子……分为连续反复和间隔反复两大类”[3]。反复修辞格是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常用的艺术手法，“用同一的语句，一再表现强烈的情思”[2]203以突出主题思想、引起感情共鸣，达到增强艺术感染力的效果。

1.短语间隔反复

电影《钢琴家》中多处使用了短语间隔反复这一修辞格，尤其是在影片前半段。例如影片开头，本影片主角斯皮尔曼的母亲反复使用了“God forbid!(求主宽恕！)”，反映出她当时的心绪：炮声隆隆中家国飘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作为孩子们的母亲，一边忧心着未归的孩子，一边招呼着家人收拾行李准备逃难。此刻的她心神不安、心烦意乱，却还是要打起精神勇敢面对。这一短语的反复使用刻画了母亲五味杂陈的心境。

2.句式间隔反复

影片中，作为斯皮尔曼仰慕者出场的多萝塔(Dorota)看到犹太人遭受的各种不幸，反复使用了“This is disgraceful!(真是不幸/真是无礼!)”“It’s so humiliating!(这太屈辱了！)”“This is absurd!(真是荒谬！)”“It’s too absurd!(太荒谬了！)”等句子。

“This is disgraceful!(真是无礼！)”首次出现是在斯皮尔曼邀请多萝塔去之前常去的咖啡馆喝咖啡时，咖啡馆门口赫然写着“JEWS FORBIDDEN！(犹太人禁止入内！)”。看到这样的警示语，多萝塔为斯皮尔曼感到不平，对此进行谴责。当多萝塔提出要进去抗议的时候，斯皮尔曼理性地阻止了，多萝塔为他抱屈“It’s so humiliating!(这太屈辱了！)”之后，多萝塔得知犹太人甚至都不准在公园散步、不准在公共长椅上落座时，愤然道“This is absurd!(真是荒谬！)”这段台词发生在纳粹入侵初期。从多萝塔的话中不难看出这个时候非犹太人还可以说话，可以找纳粹讲道理。

时隔一年，多萝塔再次见到斯皮尔曼的时候，华沙犹太人正被迫迁入隔离区，目睹这一切，多萝塔极度压抑地叹息“This is disgraceful!(真是不幸！)”一年来作为同情犹太人的民众，多萝塔经历了什么，影片没有交代，但是从多萝塔这一句话中就可窥一斑而见全豹。此时，她已经由之前的愤愤不平变成了敢怒不敢言。整个波兰已经都处于纳粹的铁蹄之下，平民徒唤奈何！但是这一切又是那样的荒诞不经，所以多萝塔还是忍不住愤慨道“It’s too absurd!(太荒谬了！)”

通过句式间隔反复，影片描写了非犹太人立场和态度的改变。作为正常的非犹太人，很难理解、接受纳粹这些野蛮行径；那么作为纳粹针对的犹太人，其愤懑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反复修辞在这里呈现出一种渐进效果，表达了以多萝塔为代表的非犹太人从敢于声援到无奈妥协的过程，同时也反衬出以斯皮尔曼为代表的犹太人处境日趋恶劣，为下情发展做好了铺垫，有效推动了故事情节展开。

3.句式连续反复

反复修辞格在影片中的应用达到极致的当是“Why did I do it?(我干了什么呀？)”这一句。这个句子在影片中被一个年轻母亲一直重复着，作为主音调出现了12次之多，作为背景音一直在重复。这一句出现的场景是华沙犹太人在火车站等着被运往集中营那一幕。出现的背景是：这个母亲带着自己的小婴儿躲避纳粹搜捕的时候，婴儿突然哭了起来，为了不暴露，她捂住婴儿口鼻，结果孩子被活活憋死了，而纳粹还是发现了他们。之后，这个母亲就在完全崩溃的状态下不断重复“Why did I do it?”虽是重复，每次的声调、语气、重音和声音却都不一样，让观众对这个年轻母亲的绝望经历感同身受，达到一语胜万言的效果。

通过句式连续反复，这个母亲的自责、悔恨、绝望、无助及其对纳粹本能的恐惧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刺激到了影片内外每个人的神经，正如影片中斯皮尔曼的妹妹哈琳娜(Halina)说的那样“She’s getting on my nerves!(她让我神经紧张！)”然而，即使在完全崩溃和深度愧悔中，这个母亲仍然不敢放肆宣泄自己的情绪，只能神经质地、恨恨地重复这一句。随着这个反复，剧情张力一点点增加，加剧了戏剧冲突，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

该影片台词中还采用了词汇反复。例如纳粹肆意凌辱、残杀犹太人时用的“你！”当影片中纳粹持枪点着犹太人说“你！你！你！……”时，想必所有观众都在内心祈祷别再点了。这样的场景在影片中共出现过四次，通过词汇反复，将观众的心一点点提到嗓子眼，引发了感情上的共鸣。

“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该是离开情意的修饰”[2]11。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可谓令人发指、罄竹难书，对于纳粹的一系列反人道行径世人皆知，所以在影片中，导演和编剧反其道而行之，既然写不尽，那就索性不写了，而是通过反复修辞手法直接呈现这些暴行的结果，让观众在这样的反复中体味那种绵绵无期的绝望，完成对纳粹的控诉。因此，反复修辞格在影片前半段虽多次出现，却不显得啰嗦，反而起到高度浓缩剧情的作用。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申说，以点带面，就像是文学创作中的冰山理论，又像是绘画中的留白。至于纳粹如何残暴，具体情形留给了观众去自行想象，实现了角色与观众的共情，为剧情发展做好了情绪和故事上的铺垫。

(二)对比修辞格的应用

“对比(contrast)，又称对照，其定义为‘将迥异或相反的形象、观点或以上两者并置，以期突显或明辨某一情景、主题或事件’”[4]。“恰当运用两物或多物对比，可以使事物相互比较，突出事物之间的矛盾，揭示出事物的本质，表现作者强烈的爱憎情感”[5]。电影《钢琴家》的英文台词中巧妙运用了对比修辞格，将纳粹、犹太人和波兰人进行了多维度对比，形成强烈反差。该电影改编自斯皮尔曼回忆录《城市之死》(DeathOfACity)，导演波兰斯基在电影中完美再现了原著，电影和原著有着同样“异常客观冷静的态度，对二战中纳粹屠杀犹太人这场民族灾难，波兰斯基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愤慨与谴责，也没有鲜明的讴歌与美化”[6]。但是对比修辞格的使用，却潜移默化之中引导了价值和道德判断，达到了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1.纳粹军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对比

《钢琴家》中纳粹和犹太人之间的对比可谓不着痕迹却俯拾皆是。例如纳粹军人对犹太人从来都只用“你！”而犹太人要么不说话、要么开口先说“Excuse me! ”这里的对比体现出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从来都是鄙夷不屑，而被征服者也只能忍辱含垢。

影片中纳粹与寻夫女子的对比应该是最明显的。纳粹仿佛从来只会骂人——“犹太佬、小杂种、犹太猪”，或发号施令然后丧心病狂地残害犹太人。相比之下，寻夫女子尽管已精神失常，却从未忘却礼貌，每次询问都不忘“Excuse me！”且从无伤人之意。犹太人即使遭遇到种族灭绝从50万人锐减到6万人，台词中，他们也很少去诅咒或谩骂。而本片主角更是如此，“纳粹能污辱的能剥夺的只是他的身体与生命，但永远无法拿去的是他的灵魂，是他内心深处永存的音乐，是他对音乐不灭的希冀”[6]。通过对比，更以犹太人的高贵反衬了纳粹的野蛮。通观全剧，尽管面临超乎想象的残酷和艰辛，剧中多数的犹太人角色也从未丧失自己的人性。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影片结尾处，出现了德国纳粹军人威廉·霍森菲尔(William Hosenfeld)和犹太人小提琴家的对比。这次骂人的是犹太人，而温和有礼的是德国人。然而，经历了种族灭绝的犹太人，没人会责怪他的失礼；而帮助犹太人的德国纳粹也仿佛拂去了人性之灯上的落尘，让人性之光重新熠熠生辉。这一点正是这部电影最为难得的地方，用导演波兰斯基的话说就是“它正是我要寻找的故事，尽管充满了痛苦，但仍是一部真正反映波兰人历史的故事，而且充满了希望”[7]。

2.多萝塔在不同时期的台词对比

《钢琴家》以“(斯皮尔曼)一个人的遭遇为切入点，将这个人在犹太区里遭受的种种待遇全部讲了出来”[7]。如果说斯皮尔曼是本片的主线和明线的话，那么斯皮尔曼的仰慕者多萝塔在影片中就是辅线和暗线。影片通过多萝塔在故事发展前期、中期和后期台词的变化，刻画出以多萝塔为代表的非犹太人对纳粹行径的态度，展现了第三方的立场与改变。

多萝塔出场时的台词是“I came specially to meet you. I love your playing(我是特地来拜访您的。我很喜欢您的演奏)”。第二次见面时的台词是“This is disgraceful! How dare they?(真是无礼！他们怎能这样？)”“I’m going in there to complain(我要进去跟他们抗议)”。第三次见面时的台词是“I didn’t want to come. I didn’t want to see all this, but...I couldn’t stop myself(我原本没有要来。我不想看到这一幕，可是我……我控制不了自己)”。第四次见面时的台词是“We came to say good-bye. We are going to stay with my mother in Otwocks. The baby is already there. It's safer(我们是来道别的，我们要到奥特沃茨克跟我妈妈在一起。宝宝已经在那儿了，那儿更安全)”。

这四处台词经过细心地对比直观地反映了多萝塔的变化。初次见面时，她是斯皮尔曼的仰慕者，即使身边炮火隆隆，也挡不住她的明媚。再次见面，多萝塔面对斯皮尔曼和其他犹太人的遭遇，满心不平并试图为犹太人发声，这个阶段多萝塔的台词中充满正义感。第三次出现，多萝塔台词中的愤慨变成了无奈、逃避和屈服。最后一次见面，多萝塔组建了家庭，变得非常理性而且思虑周详，选择在波兰暴动前离开了苦难深重的华沙。从初见时的天真烂漫到最后一面的谨慎周密，影片通过多萝塔的变化，刻画了二战期间非犹太人的窘境和选择：虽对犹太人心怀同情，却摄于纳粹淫威，被迫自保甚至逃离。

对比修辞格也是影视作品常用的艺术手法。通过对比手法，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剧情更有张力，更好达成了引发共鸣、揭示真相、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艺术效果。

二、故意违反会话合作原则在《钢琴家》英文台词中的运用

会话的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理论由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H. P. Grice)1967年在他的演讲《逻辑与会话》(LogicAndConversation)中提出。格赖斯认为，为了保证会话顺利进行，以达到双方的交际目的，会话双方都会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特别是“合作原则”。合作原则包括四个准则：其一，数量准则(Quantity Maxim)；其二，质量准则(Quality Maxim)；其三，关系准则(Relevant Maxim)；其四，方式准则(Manner Maxim)。然而在实际会话中，出于不同原因或目的，人们往往故意违反会话的合作原则从而产生会话含义，即话语的隐含意义[8]。“利用特殊会话含义来达到交际的目的是人们常用而又巧妙的话语修辞策略”[9]。在电影《钢琴家》的英文台词中，常常出其不意地出现一些违反合作原则的地方，触发戏剧冲突瞬间升级，直击人的心灵。

(一)违反方式准则

如果说影片中有哪一幕让人不忍再看第二眼，那无疑是轮椅上老人被摔死那一幕。这一幕中，十来个纳粹军人晚饭时分搜查犹太人隔离区，来到四楼，一家人正围坐吃饭，纳粹命令他们“站起来！”，在座的都一一站起来，只有一位轮椅上瘫痪了的老人站不起来。按照正常逻辑，看到轮椅就应该明白此人站不起来，而不是拒绝执行命令，自然就不再计较。然而对于纳粹军人来说又哪有正常逻辑可言。所以，令人瞠目的一幕就出现了：纳粹话锋一转，命令手下直接将老人带轮椅一起从阳台丢下楼，老人就在众目睽睽中被活活摔死了。“导演平静而低调地让我们看到了那个被纳粹扔下楼去的年迈的残疾人”[1]，但是这一幕惊悚、荒诞到让人难以接受。这一幕是对合作原则，尤其是对方式准则的断崖式破坏。方式准则要求说话者要清楚明白地说出要说的话，避免含混不清、避免歧义、要简练、要有条理。尽管影片内外的人都知道纳粹出现一定会有暴力血腥，但是纳粹指令之突兀还是超出观众的预期，极大地突破了人的认知底线，带来了极强的剧情冲击力。

(二)违反关系准则

影片中令人错愕的还有犹太女士直接被无端打死那一幕，纳粹的残暴在此景中也让人措手不及。纳粹把在工区劳作的犹太人集中到外面站成一列，点了几个出列，对余下的人说到“其余的人穿好衣服回到这里，带着你们的东西，最多15公斤”。听到这些话，一个女士小心翼翼地用德语问了一句“您要把我们送去哪里”。至此，一切都在会话的情理之中。然而，纳粹接下来的回应却是迎面一枪打死了这个女士。关系准则要求所说的话在关系范畴下具有相关性。而这一幕中纳粹直接用枪杀说话方来结束会话，对合作原则破坏得令人猝不及防，造成巨大的戏剧冲突。

这两幕中纳粹的台词都是违反合作原则的极端，可谓是变异台词。会话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的立场，一方是入侵者，手掌对方生杀予夺大权；另一方是被征服者，忍气吞声任人宰割。知道纳粹杀人，却不知道杀得如此随意。这样的杀戮直接冲破了人的心理底线，让人气结，形成强大震撼效应。

(三)违反数量准则

数量准则要求说话者所说的话应包含为当前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且所说的话不应包含多于或少于需要的信息。但是在影片中，当时间进入1943年前后的时候，出现了台词数量反差很大的一幕。这一幕中纳粹军人对犹太人说了一大段台词，其核心内容是一则通知。然而，在宣布这个通知的时候，纳粹军人还提到“一些流言(rumors)”，提到“重新安置(resettle)”，提到“表示我们的善意(to show our goodwill)”，而且还向犹太人承诺“我保证，以后再也没有什么新计划(I promise you that now and in the future...nothing else is planned)”。根据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会话含义关注的不是说话人说了什么而是说话人的话可能意味着什么，即话语的隐含意义。纳粹所说的话超出了当前交谈所需要的信息，其隐含意义是什么呢？1942年，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为外界所证实[10]，联系影片中这个纳粹的“废话连篇”，可见纳粹感受到了外界的强烈谴责，不得已之下采取了一点怀柔政策。此外，英文台词中还出现了两次停顿，分别是提到“resettle(重新安置)”和“nothing else is planned(没有什么新计划)”时。“resettle”这个词在犹太人听来不啻各种屈辱和杀戮，所以提到这个词时，纳粹迟疑了一下；“nothing else is planned”中的“else”如神来之笔，恰好说明之前的屠杀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这里对合作原则的违反仿佛刺破阴霾天空中的一丝亮光，让人看到了转机，为故事情节发展作了铺垫。

影片《钢琴家》从始至终只有一个主人公，围绕他的幸存展开了一幅特定时期犹太人、德国人、波兰人等迥异的生活画卷。或许就是只有一个主人公的缘故，这部电影的台词被置于了布景深处，没有得到足够关注。但是“有好台词的电影不一定就是好电影，但一部好电影必有精彩的台词贯穿其中”[11]。《钢琴家》就是这样一部集优秀导演、编剧、男主角、电影音乐和摄影于一体的影片。其台词精彩之处不在于有豪言壮语、格言警句或微言大义，等等，而是在于台词的语言艺术中。通过极简的话语、精准的修辞和出人意料的会话，台词有力地助推了戏剧冲突、渲染了故事情节、裂变了剧情冲击力，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因而成就了这部二战经典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