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峰，牛凤燕

引言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科学技术产生、发展、本质、功能等基本内容的系统阐释，既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考察科学技术的态度与观点，也包括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习近平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所阐发的科学技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时常常在批判和论战性的著述中以不完全系统的形式发表关于科学技术的见解，这种见解大多间接、分散地隐匿于不同的文本之中，在他们生前并未形成专门的关于科技观的著作，今日所见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经典形态多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基于经典文本和各自的社会实践经历所阐发。总体来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之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历史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及形态：一是前苏联时期列宁与斯大林的科技思想，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阶段形成的科学技术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经典形态”；二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秉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即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西方形态”；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践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继承与发展，即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当代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经典形态”

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自身发展历史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打破了形而上学哲学范式对科学技术抽象、片面的理解，不仅把科学技术看作知识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把科学技术理解为人类实践的现实手段、社会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和推动历史发展的物质力量，并立足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指明了科技主体的意识形态性，赋予科学主体以政治性的社会责任，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关于科技观的革命性变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依然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精神实质，从现实的实践活动和社会生产出发考察科学技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格外重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科技主体的政治责任，明确指出作为科技主体的科学研究者和科技使用者都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同样的科技手段在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手里就会对社会发展起到截然不同的历史作用，要时刻保持无产阶级对科学技术的领导权。

(一)列宁的科学技术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分析了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他指出，俄国在发展方式上基本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尚有不小的差距。他说：“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1]170首先，列宁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强调科技发展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列宁认为科技的运用和机器的使用能够更加高效地发展社会生产，俄国要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就要建立工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其核心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管理的运用，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建立在现代科技的发展和成果之上。其次，列宁在实践探索中阐明了科学技术发展对稳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重大意义。在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后，列宁特别强调通过新科技成果来提高社会生产率是稳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迫切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战胜旧制度并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保障，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基础条件。列宁特别强调：“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彻底取得胜利。”[2]469再次，列宁强调要在科技工作中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列宁指出，此前由于许多党员干部缺乏专业知识，导致社会生活中处于被动地位，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无从发挥，这是苏维埃政权进行社会建设的一大问题。列宁深刻认识到，作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主体力量，工人阶级在本质上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自觉性、具有建立新的劳动纪律的主动性、具有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能动性，只有将科学技术的所有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方向。

(二)斯大林的科学技术思想

斯大林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首先，斯大林强调科学技术对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在1931年，他提出了“科学技术在改造时期决定一切”的口号。他强调由先进人才尤其是先进的管理人才掌握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强调苏联需要在十年内追赶上先进国家的科技水平，否则就有被敌人打倒的危险。其次，斯大林十分重视人才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在斯大林看来，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干部和人才也是最宝贵的资源，拥有大量优秀干部的国家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缺少具备科技素养的干部和具备政治素养的科学家，社会主义建设都会困难重重。当时，苏联的很多高级干部尚未意识到科学技术的主体性意义，在社会生产中单方面强调科技设备的重要性，却忽视了科学家和管理人员的政治素养，于是，在1935年斯大林又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指出再先进的科学技术归根到底都要由人来管理和使用，只有充分发挥科研主体的先进性才能保证科学技术成果的有效性。再次，斯大林在积极吸收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技成果的同时，更加注重本土的科学技术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引进了一大批西方先进科技成果，二战后则利用战胜国的地位吸引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但更可贵的是，苏联也同时充分实现了科学技术的本土化。二战后的苏联十分强调国民教育和本土科技人才的培养，倡导高等学校的领导由优秀的党员干部和专家担任，培养了一大批掌握新科技且政治立场坚定的知识分子，提高了国家的教育质量和水平，在工业化进程中迅速扩大了苏联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下做到了自力更生和借鉴吸收有机结合，并没因此丧失社会主义国家在科技发展上的政治独立性。

(三)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中国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探索的进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理论观点，形成了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首先，毛泽东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性力量，充分肯定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毛泽东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者要注重研究科学技术，认为对自然规律缺乏了解的人也不能成为好的社会实践者，人类正是通过思想上不断认识自然界的客观必然性为行动上的进步提供前提，技术则作为物质手段在实践活动中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其次，毛泽东认为科学技术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他明确指出：“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3]444

在毛泽东看来，科学技术作为知识体系的建构和运用本身属于文化上层建筑的范畴：一方面以客观世界作为研究对象并反映与阶级利益无关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又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从而反映社会关系和经济基础的阶级属性。从自然属性来说，科学技术成果本身是不存在阶级性的，可以为任何国家、民族和阶级所使用；但从社会属性来说，科学技术在阶级社会里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科学技术及其成果掌握在谁手里、为谁服务存在阶级的差异性，从而表现出一定的阶级性。

二、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西方形态”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不仅极大地指导了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建设与科技发展，同样也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时至今日，西方世界依然有大批科学家和思想家愿意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立足时代的新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阐述，试图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变革进行更深刻的剖析与反思，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秉持的科技思想，也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形态。

(一)卢卡奇的科技观

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西方形态”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卢卡奇的科学技术思想。在卢卡奇看来，现代社会中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完全忽略了人的主体价值而把人的地位降低到了物的水平。近代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屡遭失败，其最大困境就在于如何使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社会高度科技化的“物化状态”中解放出来。由此，卢卡奇明确指出，对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科技观的批判至关重要。卢卡奇认为科学技术的实证研究本身所立足的形而上学基础在本质上追求把纷繁的现象世界归结为抽象的数量关系，在形式上追求把既定的经验事实进行概念化的转换，与唯物辩证法所倡导的矛盾、质变、革命等进步观念天然对立。尽管资产阶级主导的科技文明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其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基础却会造成对社会历史的肆意僭越，终将沦为替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永恒化进行诡辩的唯心史观。

在资产阶级的科技观念中，科学技术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为了追求经验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并总是倾向于从社会历史的整体联系中将孤立的客体事实进行剥离研究，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中，所以，资产阶级才会宣扬与阶级剥削无关的成本利润概念、与主体能力无关的科学技术工具、与历史规律无关的资本运行逻辑。在卢卡奇那里，对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科技观的批判是批判整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基础。

(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观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的重要分支，他们宣称自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即“哲学上的批判性”。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的早期研究者们所建构的社会批判理论，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视作以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支配权力为基础的世界，不断提醒人类社会为了实现所谓的现代化，已经付出或正在付出着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其中，最主要的方面表现在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危害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以机器为代表的技术手段及其物质产品对人的统治形式在现代社会具有了普遍性和必然性，本应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却作为“技术的附属”和“机器的零件”而成了“单向度的人”。“人”因为对科技的依赖而再次陷入到“物”的统治之下。也就是说，人们一方面通过科技的发展揭示了自然界中不存在什么超越科学知识的自然神性，打破了自然对人的统治；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也诱导人们承认了在人类社会中“科技神性”的合法性，并通过科技的领导权而塑造了人对人的统治。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成为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谁掌握了改造世界、创造财富的科技手段，谁就拥有了统治自然进而统治他人的政治权力，“知识就是力量”逐渐演变为“技术就是权力”，科学技术的领导权问题成了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

(三)哈贝马斯的科技观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强调当今哲学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批判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甚至认为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代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已经作为第一生产力，而且也作为意识形态取得了政治统治力的合法地位，因此，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是理解当代世界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使用才使资本主义这样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形态顺利取得了合法化的物质手段和思想基础。他认为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建立在科学技术对旧事物、旧社会不断进行破坏改造的结果之上，是社会发展的标志。

但如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在市场运行和社会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日益被应用于人的存在和社会关系的政治化，资本主义最初自由、平等的进步精神已经被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所颠覆，科学技术本身的意识形态功能越来越被现代化的社会生活所放大，成了统治阶级操纵大众心理、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工具。整体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观主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批判性，注重对科学技术的政治霸权和负面效应进行批判，期望通过理论批判以达到对科学技术革命性的澄清，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并在一系列基本原则上已经表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偏离。

三、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当代形态”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当代世界最成功的社会实践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后用短短四十余年的时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当代最重要的表现形式。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所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成果，其中的科学技术思想亦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当代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

(一)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和毛泽东科学技术思想的精神实质，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当代的践行。邓小平曾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4]275由此，他认为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下，只有充分依靠科技的力量才能更大程度上释放社会主义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首先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把知识分子和教育事业放在国家发展的优先地位，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继承发展，也是对当代世界主题和历史趋势的科学研判。在邓小平看来，科学技术是全人类和全部历史共同创造并占有的文明财富，科技及其产品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任何人、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可以掌握科技、利用科技来实现自身的发展，真正决定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是科学主体的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可以大胆吸收一切优秀的技术手段和科技成果，借鉴所有在科技发展中所实现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这既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后发优势，也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心。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 年代初起，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以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的速度迅猛推进，并由此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区别于以往所有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江泽民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趋势，他指出：“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革命。”[5]114在江泽民看来，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对科技主体的教育视野依然相对落后，而且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方式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了绝对比重，社会生产的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发展困难重重。正是在此基础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就要始终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科技发展前沿动态，要把科技创新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和政治高度，以党的先进性和领导力推动全民科普活动的积极开展，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充分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凸显科技发展的地位。保障知识分子的地位，并始终强调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相比，江泽民处于一个时空高度压缩、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新时代，要求他更加透彻地理解并把握时代主题和发展趋势，所以江泽民的科学技术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础上，也更多涉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属性等更丰富的社会领域，他提出了“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论断。

(三)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发展

人类历史进入21 世纪，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科技发展中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胡锦涛提出了“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6]的重要观点。从当时国内科技发展的现状来看，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科技水平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关键性科学技术创新成果比较少，科学技术研究也多以学习借鉴和模仿运用居多，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需求十分迫切。从世界发展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其作用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极大重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国家保护主义和意识形态之争，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性核心技术总是设置重重保护措施，我国通过技术引进、技术购买方式实现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由此，胡锦涛指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正是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自主创新能力，如果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具备科技上的自主创新能力，那么就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落入被动，甚至进而在政治上丧失自主权利。我们必须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优先地位，同时又坚持以人为本，使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并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本色。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继承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在当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中要格外重视知识、技术和人才这三个核心要素。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对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的根本判断标准在于是否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他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7]面向经济主战场，要求我国的科技工作要尽量提供有效的生产力供给，能够实现科学技术向社会生产力的迅速转化，最大程度展现科学技术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要求我国的科技工作要强化国家战略层面的政治导向，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功能，积极协助破解新时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政治问题。这一系列论断都肯定了科学技术人员作为实践主体的社会价值和政治责任，突出了知识价值和科研活动在分配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激发和释放科研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积极性具有正向意义；同时也承认科学技术除了具有物质价值、能够满足物质需要外，还具有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重要发展，也是当代社会充分认知科学发展和技术应用的意识形态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对科技类组织的意义

从当代世界发展的现实来看，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得以构成与发展的坚实基础与巨大杠杆，科学与政治的双向作用和紧密结合倾向特别突出。现代科学技术在国家和国际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当代世界多元政治格局形成的重要推动因素，已经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进行经济竞争、军事对抗、政治角逐的有力工具。科学技术应用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在冲击着现有的世界政治格局，促进国际政治继续不断发生变化。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历史发展、形态特征及其对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政治意义，加强对科技类社会组织的政治建设，不仅是我国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核心议题，既是科技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国家治理的政治责任。

首先，应当深刻把握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充分发挥科技类社会组织的智力支撑职能。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并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而日趋完备，真正揭示了科学技术作为实践手段、生产力形式和历史推动力的本质属性，极大推动了社会建设与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以及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回归现实，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已经在经济规模上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但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和人口等基础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市场扩张，依然属于不可持续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大而不强、快而不忧”的痼疾依然存在，重要体现之一就是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科技的发展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不足。在充分挖掘和发挥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时，科技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必不可少。作为我国群团组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技类社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这就要求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科技类社会组织的社会职能目标必须始终围绕领导核心、服务政治大局。面对科技发展对我国及世界经济生活、政治内容和社会各方面的现实影响，我们应及时制定应对的战略措施，加强科技类社会组织的政治建设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应当深刻把握科学技术的阶级属性、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功能，充分发挥科技类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职能。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指出，在阶级社会中，科学技术的主体性带有阶级属性，科技发展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一种客观现实，科学技术的系统运用背后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科学技术除了推动生产力进步之外还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所有权具备社会发展以谁为主体、依靠谁、为了谁的政治内涵。不同意识形态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也常常通过科技合作、竞争甚至激烈冲突表现出来，深入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体系成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无法回避的话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技术是国家的、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时代的，理性的科技观必须具备时代性的全球视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归根到底是全人类共同的实践水平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由人民创造并应该是为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服务的，而不应当成为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工具。深入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体系，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的科技力量，正是履行这一初心和使命的现实实践。在“世界历史”日趋显现的今天，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亦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我国科技从业人员和科技类社会组织应当加强政治定力，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在立足自身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广阔的全球视野，践行开放发展理念，着力提升科学技术领域的对外开放水平，积极融入并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实践，与各国一道，共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再次，应当深刻把握科学技术的主体性，充分发挥科技类社会组织的社会组织职能。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动权，着力打造积极承担政治职能的科技组织和思想政治素养过硬的科技人才，为科技发展提供政治方向和组织保障。在我国，科技从业人员除了作为单位工作人员参与科技工作外，通过科技社会类组织参与跨领域的社会生活亦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重要方面，科技类社会组织是我国科技主体参与社会活动、构成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环顾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及其社会组织的发展经验，科技类社会组织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责任越来越凸显。正如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所揭示的那样，科学技术及其研究主体天然带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倾向，科学家以及由科学家组成的科技类社会组织是影响国家科技发展、科技决策的重要主体力量，科技类社会组织在政治上的纯洁性和坚定性对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201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我国当前社会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此问题在科技类社会组织发展中也有存在。因此，加强对科技类社会组织的政治建设不仅是我国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核心议题，这既是科技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国家治理的政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