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晓 妹

《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著成于距今八十多年前的1937年秋，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大地充满抗战硝烟战火时期，毛泽东同志于陕北的延安所著的名篇。“两论”的发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助推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立足百年党史，重温“两论”经典著作，总结党的理论建设的宝贵经验，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发展，提升新时代理论建党、思想强党以及继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两论”的深刻影响力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经典著作。“两论”的发表受到党内外以及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两论”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构建话语体系的初步探索，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建立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一步。“两论”对中国现代哲学的转向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进程以及西方哲学发展和进步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云同志曾多次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他认为，这是毛泽东同志诸多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在党内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写出这么好的著作[1]。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龚育之认为，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时期创作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经典之作[2]。新中国建国初期，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华期间，对毛泽东同志的“两论”评价极高，并将《实践论》的译稿转寄斯大林。斯大林看后，要求《布尔什维克》杂志全文刊登，同时《真理报》在撰写的推介文章中将《实践论》定义为辩证唯物论和革命理论的基本原理[3]。20世纪50年代，日本现代中国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竹内实翻译出日文版的“两论”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日本开始广泛传播，曾一度掀起日本青年学者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高潮。其中松村一人就高度评价和推崇毛泽东同志的“两论”。他认为，学习“两论”是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思想的前提和基础(1)参见王乐夫译：《日本学者论〈实践论〉、〈矛盾论〉》，广州地区高等院校哲学教研组，1981年，第58页。。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充分肯定并进行了结构主义的解读。他特别关注“两论”中的辩证法思想，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辩证法思想是可以在“两论”等哲学著作中找到答案的。在阿尔都塞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很好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研究，体现出一定的革命性和创新性，而且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推翻和颠覆整个西方思想史和哲学史[4]。

这两部经典之作之所以在党内及世界有广泛地影响和传播，主要在于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和辩证法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解决中国问题，真正实现了哲学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变。毛泽东同志的“两论”不仅仅是一部马克思主哲学中国化的专著，更是一把打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伟大事业的“金钥匙”。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精髓，是中国共产党用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推动社会革命的宝贵经验和智慧所在。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我们依然需要“两论”中哲学思想指导新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5]回顾百年党史，“两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正确解决思想路线的武器和方法，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二、“两论”对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历史作用

“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毛泽东科学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两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有效融合，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进程都具有辉煌不朽的历史地位。

(一)彻底批判党内教条主义的主观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1921—1935)，党内出现了“唯书论”和“唯上论”的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从“言必称希腊”到对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经验的言听计从。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首先从党的领导层开始蔓延，逐渐渗透到党的政治、组织、军事路线当中，严重威胁到革命的成功和党的建设。持有教条主义的领导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当中，在政治路线、政治策略上奉行狭隘的“唯书论”。他们认为，书上说了才是对的，只有经过正规训练而获得高学历的革命者，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除此之外，都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拒绝联合一切力量，拒绝任何其他组织和力量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在军事上，则采用冒进主义和逃跑主义，完全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毛泽东同志于1929年12月著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开始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表现及其危害进行剖析和批判。1931年至1935年1月，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党内占据重要地位，1934年达到顶峰时期。由于党的领导人持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其带来的后果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直接导致1934年10月，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撤出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教条主义存在的原因有三方面。第一，教条主义在共产国际中存在，因此作为与共产国际有密切联系且是分支的中国共产党，必然会深受其影响。第二，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理论水平不高，尤其是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少，很难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6月指出：“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6]第三，教条主义者擅长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讲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伪装性，没有较高的理论功底很难识别。毛泽东同志认为，对于这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点出他们的要害，撕去他们伪装的外衣，还马克思主义以真实的面貌，必须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革命，确保革命的胜利[7]。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5月写下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文中他坚决反对党内“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问题，批评红军在革命斗争中照搬别国经验，盲目执行上级指示。多次强调实践调查对革命的重要性，但未能使全党引起重视[8]111-112。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全面总结政治策略上的经验，重点对党内长期存在主观主义和对于革命中的盲动冒险主义进行了批评。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大学作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演讲，通过对军事经验的总结，指出“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革命道路、军事指挥中的严重错误。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从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和发展大局出发，彻底批判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从思想根源上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避免错误指导战争，为中国革命找到新的思想武器，因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9]。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正本清源，从教条主义的根源处、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彻底揭穿教条主义者的真面目，从哲学上予以反击进行彻底清算，才能清除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只有用正确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全党，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已充分证明，“两论”站在哲学的高度彻底批判了教条主义及其在党内的危害，从思想理论方面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两论”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先河

在“两论”问世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为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著写了《大众哲学》，在北平大学任教授的李达著写了《社会学大纲》，这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毛泽东同志对这两部哲学著作做了认真研读，将《大众哲学》赞誉为“真正通俗而又有价值”，并将《社会学大纲》称为中国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10]。《大众哲学》和《社会学大纲》两部哲学著作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并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中国化的任务。正如艾思奇认为的，通俗化不能等同中国化的实现，只能算是中国化的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只是实现了语言的通俗，并没有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相结合，没有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所以，通俗化并没有完成中国化的任务[11]。而毛泽东同志的“两论”在通俗化的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按照中国革命的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真正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和具体化的任务。

“两论”问世不久，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性，必须使其民族化、具体化、现实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带有中国的特征，按照中国的需要去运用它[12]。毋庸置疑，“两论”的问世，为我党在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断做了重要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积淀。“两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不仅弥补了前人哲学著作的不足，还明确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运用唯物辩证法，从社会发展规律及哲学的高度对中国革命战争经验进行总结，用全面、联系、发展的认识方式、方法思考解决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实际情况。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运用中，充分体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理论和基本方法运用到中国具体的国情中并指导中国革命的道路。第二，以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为底蕴，在语言表达、举例佐证上都深深地注入了中国化的元素，使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真正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开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河，“两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由此，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石。

(三)“两论”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理论思想武器

“两论”的撰成不仅赓续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还由此开创出诸多创造性理论观点，如：“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两点论”等，这些具体的实践方法和原则为当时我们的革命斗争由国内阶级矛盾向我与外敌矛盾的转变指明了方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哲学支撑。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到抗日战争时期，历经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即北伐战争的胜利、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面对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对失败经验的总结，同时为全面抗战打开新局面并探寻先进的理论思想武器作为指导,总结经验、汲取智慧已成为当时的当务之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矛盾交错，主要矛盾由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矛盾被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所替代，斗争形势严峻且复杂。中国共产党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从中国实情出发，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研究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各种问题，总结两次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把握中国革命运动的主要矛盾和规律，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毛泽东同志著作“两论”并不只是展现其高超的理论水平和哲学修养，更重要的是为领导中国革命、指导战争胜利的需要而著的，是为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作的极具针对性的哲学著作。从1921年7月建党到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年的历史经验，面对“两起两落”曲折道路的客观现实[13]，为了确保革命战争最终取得胜利，总结经验已成为全党的重中之重。毛泽东同志意识到两次革命失败归根结底，来自于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错误。党内连续经历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几乎让中国革命根据地消失殆尽，使得整个中国革命陷入黑暗之中，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寻找新的出路，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清扫了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澄清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行动指南的根本原则。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南和辩证方法。因此，“两论”中所蕴含的哲学智慧为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政治军事策略上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不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程提供了先进的思想理论武器。

三、“两论”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方法

(一)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4]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无产阶级与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真理具有普遍性。但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革命真理却不能给中国革命直接提供具体方案。新中国成立前后，苏联现有的哲学理论教材存在一些局限并不能满足中国革命的需要。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任何哲学都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资产阶级哲学是这样，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如此。毛泽东同志强调，对于我们来说，马恩列斯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15]。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5]。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只有与中国的特殊性相结合，只有从中国国情出发，不断地创新发展才能永葆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改革开放相结合，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新阶段。进入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强调，理论只有在不断的创新才能彰显其生命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16]。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党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所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

(二)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握牢实事求是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它不仅仅是为了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哲学的根本特点。在新形势下，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掌握实事求是的思想武器，将一切工作落到实处、做出实效。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把“两论”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全面贯彻协调推进上、学习贯彻新发展理念上、提高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特别是改革发展中一些基本问题的能力提升上。

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发展阶段确立的统领各项工作的总体布局和行动指南。这一战略部署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将奋斗目标、发展动力、重要保障和根本保证有机联系、相互协调、科学统筹起来，既要关注全局、顶层设计、系统要求，又要强调关键环节、总抓手、着力点的问题。有效落实这一战略布局，必然要掌握锐利的思想武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发现矛盾，提高驾驭矛盾的能力，在共性中发现个性，在个性中掌握共性。坚决克服形式化、极端化，提高辩证思维的能力，用全面、联系、发展的方式正确处理“四个全面”中的复杂关系，统筹协调，重视经验总结，用好理论对实际的指导作用。

其次，新发展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阶段，是立足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全面把握两个大局的基础上，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当前，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主要目标来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深刻体现了党的唯物史观和矛盾运动的规律，对新发展理论的贯彻落实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最后，我们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尤其是要提高解决改革发展中的基本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改革开放进入攻坚克难的阶段，船到中流浪更急，广大党员干部要适应和学会开顶风船的本领和方法，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发挥群众主体性的作用，问计于民、问策于民，带领群众共同解决改革发展中的基本问题，推动改革发展不断前行。同时，在提高解决改革开放基本问题的能力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好高骛远，不能脱离实际的提高能力，否则这种能力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两论”中的哲学思想、哲学智慧为新时代解决改革开放中的基本问题提供了方向定位和思想的指引，也为广大党员干部提高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情况的能力给予理论的支撑和方法的有效运用。

(三)新时期更须加强哲学理论的学习，赓续党的优良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思想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17]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在认真阅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是哲学著作。他特别强调并重视领导干部掌握辩证法唯物论，避免犯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他在《矛盾论》中指出：“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8]337同时，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毛泽东同志更加重视考察、认识和研究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先后著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著作，他深刻指出了中国革命前进方向并实事求是地批评和破除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潮。在条件十分艰苦的延安时期抗战迫在眉睫，毛泽东同志写出“两论”这样光辉的哲学著作，与他个人的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是分不开的。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研读了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的著作《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批注。1937年4至8月，在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后，毛泽东同志撰写了6万多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在抗大讲授了110多小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18]。

改革开放后，鉴于过去长期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教训，党的领导人高度重视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著作。邓小平同志与《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时提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对领导干部的工作益处很大，在实际工作中，党的干部需要从哲学上，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升自己，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则和方法开展工作，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因此，邓小平同志提议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再选编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加强党内的理论学习，尤其是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19]。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多次强调，学习哲学类的经典著作，不仅可以锻炼干部的思维方式，还能够提升干部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20]。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筚路蓝缕奠基立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虽然历经艰难险阻和曲折，但凭借共产党人披荆斩棘斗志昂扬的大无畏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各项事业的伟大成功，使今天的中国人民能够昂首傲立于世界。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接续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全面深刻解读《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共产党人要牢牢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一理论武器，不仅要构建和丰富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落实发挥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巨大作用，更要为推进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