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燕

内容摘要：茅盾的《动摇》中，胡国光和陆慕游是由旧式士绅向新式士绅的转型，经过钻营进入了地方政权中心。而取得权力后，二人利用权力满足私欲、为祸一方。胡国光更加滋生了野心，想要取县长而代之。在胡国光夺权的背后，是清末以来的地方自治造成的绅权的膨胀产生的恶果。

关键词：民国士绅 茅盾 《动摇》 绅权 地方自治

茅盾的长篇名著《蚀》分为《幻灭》《动摇》《追求》三部，其中《动摇》将时间背景设置在1927年大革命中，描写了一个小县城中方方面面的人在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态度。其中以胡国光为首的士绅们与方罗兰等人展开了权力争斗，胡国光这样的士绅，在民国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本文试图对此展开探讨。

一.民国士绅阶层构成

清末新政之后，民国士绅阶层经历了一次分化重组。清末科举考试的废止，使得传统士绅原来科举的仕进方式被切断，由此获得的特权也随之消失。于是，清末士绅阶层通过积极投身新式教育，大规模地从事工商实业等方式，达到扩张自己经济实力和提高政治地位的目的。1909年以后，清政府实施地方自治，不少士绅的势力随之广泛渗入到一些地方市政机构和各种社会团体之中。借新政和自治的名义，士绅们大大扩展了实力和社会影响力。随后的辛亥革命中，“他们依附于革命，稳定了局势，并凭借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一步步地掌握了主动权，以左右全国局势。”①同时大批商业上成功的商人也提高了社会层次，跻身于士绅之中，出现了新的绅商阶层。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原来的传统士绅经过分化重组形成了新的士绅阶层。一些原本有功名的士绅依附于革命，乘机扩大势力，转化成新的士绅阶层。一些地痞、流氓也借投机革命，成功转型，成为士绅阶层的一部分。“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资格者，各县寥寥无几，即现在之绅士，即为县长之走狗。”②可见民国士绅阶层由以下群体构成：由封建官僚而弃仕入商者和地方有实力的商人组成的绅商，兴办新式学堂的学绅，依附于革命而沉淀的前清旧式官僚，及投机革命成功的地痞流氓。

二.《动摇》中的士绅阶层

《动摇》中的胡国光，就属于民国时期的劣绅，光是近代士绅阶层中旧式士绅转化而来的新式士绅。他的父亲“正做着县里育婴堂董事”，是所谓的学绅一流。他同时是“王泰记”的店东，又是一个“绅商”。辛亥革命之后，他见风使舵，“首先剪去辫子”，伪装新潮来掩饰自己;之后又投机革命，加入革命党派，得到了“一块镀银的什么党的襟章”，成功的跻身于新式士绅之列。小说开篇，商民委员会进行委员选举，各种社会势力都想分一杯羹，从中夺取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胡国光也到处拉票，想要参选商民协会的委员。但因为在选举会上被人揭穿了“劣绅”的真面目，他的“委员”一职被取消了。胡国光不甘心就这样推出政治舞台，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钻营。在年底的店员和店东的纠纷中，他冒充革命分子演讲，以“王泰记”的店东身份，声称“为了革命的利益，他是什么都可以牺牲的。”从而骗取民心，成功混进革命队伍，并靠着油嘴滑舌和钻营的手段，骗取了缺乏经验的史俊的赏识，竟以此被提拔到商民委员会，不仅做上了委员，而且还是有权力的常务委员。接着他在革命中以“共产”名义“公妻”，借解放妇女运动，解放婢妾孀妇尼姑，成立“解放妇女保管所”。实际上他参加革命无非就是为了占有权力，满足私欲。，他把小妾金凤说成是自己儿子的情侣，从而掩饰自己纳妾的事实;为巴结陆慕游，把陆慕游中意的孀妇钱素贞“解放”给陆慕游，自己也乘机占便宜。从此“解放妇女保管所”就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并造成县城局势的混乱。胡国光又趁着混乱试图把持县城权力。他利用县长向农民收取杂税，引发农民的反抗，而县党部却站在农民这一边的矛盾，到处制造遥言，把矛头直指县党部;他假装同情农民，骗取民众支持，纠集被蒙骗的农民、童子军、纠察队等上街举行示威游行，又指使地痞杀害童子军以制造更大的混乱。实际上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权力，自己做县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在群众集会中，提出为死者复仇，要县长放出被捕的人等要求，来赢得民心;并在县党部的讨论会上，他进一步提出了“代行县长职权”的议案。当他的阴谋被李克制止之后，他连夜逃到城外，投到军阀的部队中去，终于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从胡国光的种种作为来看，他就是一个由清末“学绅”、“绅商”转化而来的新式士绅及投机革命的地痞流氓的劣绅的合体。胡国光这类士绅，一贯的投机革命，伪装先进，从而牟取私利，夺取权力，在民国时期把持地方政权，成为地方权力中心。

小说中的陆慕游，是另一类“士绅”。“陆家可说是世代簪缨的旧族。陆慕游的曾祖是翰林出身，做过藩台。祖父也做过实缺府县。”他的父亲陆三爹“是一个词章名家，门生不少”。可见陆慕游原本属于清朝官僚阶层，是旧时有功名在身的旧式士绅阶层。在故事开始，陆慕游不过为纨绔子弟而已，没有本事，也没有名望，但是作为没落士绅，旧式官僚阶层中的一员，他也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实力，他父亲的几个门生“现今在本县都有势力”。接着，在商民委员会的委员选举中，他也希望分得一杯羹，四处拉选票，并与胡国光约定，彼此互相帮忙，结果成功当选为商民协会的委员，从此转型成为新派士绅的一份子。随后的店员和店东的纠纷中，陆慕游已经作为商民协会的委员而递交提案，和方罗兰、林不平一起作为特派员前往出事地点，去调解弹压群众。此时他已经成功的进入到了县城权力中心中了。获得了权力之后，陆慕游也和胡国光一样，开始利用职权满足私欲、捞取好处。他利用掌握着批准歇业的大权，半引诱、半胁迫的把早就垂涎的孀妇钱素贞弄到了手;之后借解放妇女运动，解放婢妾孀妇尼姑的名义，又彻底的占有了钱素贞。而在书中，他一直和胡国光相互勾结，胡国光的势力得以壮大，与陆慕游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可见民国时期的士绅们相互勾结、鱼肉百姓的勾当。

三.民国士绅对地方权力的掌控

陆慕游和胡国光之类的士绅可以进入地方权力中心有其历史根源，是清末以来的绅权扩张在民国的延伸。清代的士绅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可以代表当地的社群和当地官吏共同协商处理地方事务的社会集团。清末新政推行地方自治，为士绅阶层进一步参与地方事务管理提供了便利。清末士绅阶层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开始正式掌握地方权力，而士绅的腐化和对地方的掠夺也逐渐成为主流。“各村董事人等，无论绅学农商，莫不借执村事从中渔利，且往往霸公产为己产，肥己之家。村人多陋劣，敢怒不敢言。”③清末地方自治的乡镇选举中，相当多的有低级功名的绅士进了自治会，而担任自治会会长及乡镇董事的大部分人也是绅士。在国家立法保护下乡绅的非正式权力第一次公开化和正式化了，一旦将权力下移到地方，掌控实际权力的士绅自然要求将这种权力扩大，从而在逐渐加深对权力的掌控中具有了摆脱国家控制和社会监督的“独立”倾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推行地方自治。這就进一步导致了绅权的扩张。原先依附于官场的绅权因为新政的推行而取得了自立的可能，但却表现得秩序混乱而缺乏监管。“凡是新上任的官吏，首先一定得将当权的士绅接洽好，不然他们就非想法叫他滚蛋不可。甚至就是由省府来的公令一一尤其是有关派款的政令，在施行之前，也非征询他们的意见不可。有时他们故意设法阻挠，当争执再三，始肯有条件接受，其条件当然就是给他们相当的油水了。政府方面为了行政上的便利，尽量利用着他们的这种‘权能’，于是他们便落得两头讨好，从中取利。他们对了官厅说人民反抗，对了人民又说官厅非如此不可;他们对于官厅痛斥愚民可杀，对了人民又说官厅万恶。”④胡国光之所以敢于煽动民众，与县政府对抗，甚至做起了自己当县长的美梦，除了他善于钻营、史俊识人不明、方罗兰等人软弱因循之外，与当时的绅权的扩张也是大有关系的。他与陆慕游两人，是书中士绅阶层的代表，从他们一步步走入当地权力中心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士绅阶层的绅权如何一点点的渗透进了地方政权，并大有完全占领权力中心的趋势。在清末和民国的地方自治的推行下，胡国光等人可以借由革命的名义，以绅士身份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省当局是平均两年一换，县当局是平均年半一换，但他这绅士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这为他们后来参选商民协会的委员提供了可能性。之后，二人通过不同的途径都成了委员，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力。这也滋长了胡国光的野心，使得他能够生出自己当县长的念头并付诸于行动。而胡国光几乎成功，一方面是他的步步经营，另一方面是这些士绅们本身的实力已经威胁到了国家政权。据书中描写，士绅阶层的渗入地方政权并不是只有胡国光和陆慕游二人。书中还提到陆慕游的父亲有几个门生，在本县都有势力，可见当时士绅阶层的力量之强大。这些士绅一方面肆意压迫百姓，鱼肉乡里。“由新官绅把持的地方机构借办理‘新政’和各种自治性事务而向农民、小商贩滥征税捐、强行摊派财物，并从中贪污中饱，是清末至1930年代初的普遍现象。”⑤另一方面，他们在参与地方管理中壮大了实力，从而具备了一定的摆脱国家控制的可能。胡国光可以轻易煽动民众，与他已经取得的公共事务的管理权是分不开的。

民国士绅阶层经历了分化和重组之后，其构成发生了变化：由封建官僚而弃仕入商者和地方有实力的商人组成的绅商，兴办新式学堂的学绅，依附于革命而沉淀的前清旧式官僚，及投机革命成功的地痞流氓这些人共同形成了新的士绅阶层。胡国光和陆慕游二人经过由旧式士绅向新式士绅的转型，进入了地方政权中心。而取得权力后，二人并未对地方有实质性的建设，而是利用权力满足私欲、为祸一方。胡国光更加滋长了野心，煽动民众，想要取县长而代之。在胡国光夺权的背后，是清末以来的地方自治造成的绅权的膨胀产生的恶果。

注 释

①李国环《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安徽史学》2008年第6期。

②[清]刘大鹏《退想斋日记》32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81页。

④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

⑤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367、369页。

（作者单位：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