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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有痕

2021-01-03艾玛

文学教育 2021年12期
关键词:次郎毛利司机

艾玛

1

何洛平走出小区,果然看见了一辆挂着绿色牌照的白色小汽车。新能源汽车都挂绿牌。他在网上下单时,注明不要燃气汽车。网约车公司来电咨询他,电动汽车可不可以?何洛平要去看李霁,李霁不喜欢燃气汽车。有一次,她乘坐的出租车被后车追尾,竟烧了起来,这可把她吓坏了。后来她才知道那是辆烧燃气的车。自那以后她再也不肯坐燃气汽车了,其他的车倒没什么。何洛平于是对客服说,电动汽车没问题。

司机是一位身材瘦小的中年女子,穿着一件黑色运动衣,头戴一顶棒球帽,脑后扎着根细细的马尾。她斜倚着车门站着,指间夹着根香烟,不知低头在想什么。何洛平走到她跟前,她都没有察觉,香烟就要烧着她的手指头了。

“你好!是莫师傅吧?”何洛平跟她打了声招呼。定好車后,网约车公司发来短信,告诉何洛平司机姓什么,电话和车牌号是多少。

“您好!”司机回过神来,连忙把香烟扔到地上碾灭。她把口罩戴好后,为何洛平打开了车门。

何洛平上车后,这个姓莫的司机赶紧把收音机音量调低。收音机里正播放新闻,某地新竣工一座大桥,某国新增死亡病例多少,又某地区重燃战火、人民流离失所。司机看了看后视镜里的何洛平,说:“您好…想喝水的话,您自己拿。”语气里的迟疑透露出审慎和讨好的意味。何洛平道了声谢。他从未给过网约车司机差评,一般都会给个好评的,如果觉得服务实在太差,他就什么也不评。

两侧车门上都插着瓶装矿泉水,何洛平把口罩拉到下巴底下,拿起一瓶打开来喝。以往出门,多和李霁一起,何洛平什么都不用带,钱啊水杯啊,通通都是李霁准备。有时他的手机也放在李霁的随身小包里。想到这里,何洛平喝了一口水就不想喝了,拿着矿泉水瓶的手垂下来,落在大腿上。

李霁死于去年初秋,天气刚刚凉快下来。她没有经历后来的一切,也算是“死得其时”。

收音机里响起了音乐声,新闻结束了。何洛平听到司机叹了一口气。他以为她会跟他聊聊刚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些东西,一般司机都会愿意跟乘客聊聊这个的。然而这位女司机并没有。她默默开着车,仿佛开口说话就会有驾驶不专心的嫌疑似的。汽车驶上出城的那条滨海大道后,司机的电话响了起来,她把手机按到耳边。过了一会,她低声道:“管得着吗?”声音冷得像是结了冰。又过了一会,司机又道:“你敢!”听着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

何洛平看向窗外。

“随你们好了……”司机说。冰冷的语气里多了点无奈、悲凉。

司机把电话放回原处。很快,电话又响了起来,这回司机没有接,而是飞快地摁掉了。

汽车默默往前行使了一阵后,司机开口说道:“今年去那的人,比往年少多了。”

“那”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一处陵园,坐落在郊外的一片山坡上,远眺能看到一个小渔港。

马路上车辆稀少,以往清明前后,这条路上常常是会堵车的。

“是啊。”何洛平简短地应道:“今年这情形……”

要不是昨夜梦里的哭声,何洛平此番也不会出门。过了半年几乎全隔离状态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习惯足不出户了。他发现许多事情其实都可以在家完成,当然也包括祭奠过世的亲人。可是,昨晚他又在睡梦中被婴儿的哭声惊醒了。李霁离世之后,何洛平时常在梦中听到隐隐的婴儿哭声。头一次是在李霁头七那晚,细若游丝的哭声,有随时断掉的危险,仿佛这婴儿正被重物压迫而处于极度危险中。他想循着这哭声去看看,可这哭声就像一条漆黑的隧道,他抬起脚来,却不知该迈向何处。他伸手摸索床的另一边,另一边是空的、凉的。他在黑暗中睁开眼,再也无法睡着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把李霁墓上的盖板坐坏了,于是她在他梦中哭泣,让他误以为是婴儿的哭声。何洛平买的是个双人墓穴,李霁占了半边,另一边虚位以待。李霁头七那天,他去看她,就在属于他自己的那一边坐了半天。他坐在那喝水、晒太阳,直到落日的余晖撒满整个渔港才回家。墓上的盖板是花岗岩的,被坐坏的可能性很小,可是,他的体重已逼近九十公斤,“也不是没可能的事……”这么想着,第二天一早,他又打车出城去“那”。他跑了一趟,才知道自己多虑了。第二次是在入冬后,一个初雪之夜。同样的纤细哭声,若有若无,让人揪心。何洛平醒来后,静静地盯着黑漆漆的天花板躺了几分钟。他起床走到窗边,将窗帘往两边拉了拉,意外地发现外面正在下雪,昏黄的路灯下,雪花像是从空中倾泄而下,草地上、人行道上、还有楼前的栏杆上都已堆积起了两指厚的雪。何洛平默默注视着窗外的一切,雪落无声,四周一片寂静,他在这寂静里,看到的每一片雪花、每一棵树、甚至是每一杆路灯,彷佛都历经沧桑,就好像它们趁这夜深人静,卸下了白日伪装。

后来,何洛平就常在梦中被婴儿的哭声惊醒,他的睡眠越来越差,血压也上去不少,这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生活,他只好把手头文稿整理的工作停了下来。他的学生毛利民知道后很着急,拉着他去医院去看专家,开了些利培酮口服液之类的药回来。

何洛平正在整理书稿,是他平生勘察过的案例的汇编,以及专业论文、随笔、讲稿的汇编。先是由毛利民带的几个博士生搜集编纂,再按时间先后装订成厚厚的三大本。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还差一点就可以签字付印了。毛利民原本希望能在年底出版的,这个计划看来暂时是实施不了了。毛利民是东山大学法学院院长,二十多年前跟随何洛平研究过犯罪心理学、痕迹学。明年就是法学院建院五十周年,毛利民有很多院庆计划,《何洛平文集》的出版即是其中一项。

2

司机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她看了一眼,又飞快地摁掉了。如此几番后,她把电话调到静音,将手机从粘在驾驶台上的手机架上摘下来,扔到了副驾驶座上。

“没关系的。”何洛平说。有的乘客会介意司机开车讲电话。

“骚扰电话。”司机开着车,说。过了一会,她问道:“您一个人,去那?”

“是啊。”何洛平说。

“……今天天气不错。”

“可不。”

一个白发苍苍、腿脚不便的老头独自去上坟……这幅情景可能在别人看来够凄凉的。何洛平把头扭向窗外。大同不是得不得空的事,大同是根本回不来,国际航班都停了。现在人类互相躲避,各自画地为牢,多么荒谬啊!

汽车经过一个村庄,农民的红屋顶像是漂浮在果园里。坡地上的樱桃花还没有落尽,但颜色已显黯败,它们在短短的花期里就蒙上了岁月的风尘。“美好的东西从来就不长久。”这么想着,何洛平的心情就有些感伤起来。他不知自己为何还要跑这一趟,他和李霁都是无神论者,不信什么“地下有知”。但每次呆在她的墓前,就像在拜访过往,他便不那么孤独了……李霁是他和这鲜活世界的一根脐带,她的离去差点使他的生活坍塌。尤其是阳历新年过后,整个城市就像停摆了一样,小区外面的菜店、小吃店都关门歇业了,钟点工不能前來给他做饭、打扫卫生。他不得不外出采购生活用品。没有了李霁,他对这座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城市是如此陌生,以至于他都有了一种羞于启齿的被抛弃的感觉。后来他到底振作起来,学着照李霁活着时那样去生活,通过电商采买食物,戴着口罩去小区外面的药店买降压药,叫外卖,早晚散步,也按时服用利培酮……像是从泥沼里挣出来。那专家,是对的。他梦里的婴儿哭声,可能是儿子大同的哭声,大同刚出生的那阵,是个家喻户晓的夜哭郎,那时年轻的他面对襁褓中哭泣不止的儿子心疼不已,却又手足无措。现在大同也是年近半百的人了。那么多年过去了,何洛平以为自己都忘了的。但记忆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悄没声息地潜伏在这身体里,不知不觉就是半个世纪。

何洛平知道大同一直在自己家里备着一间空房间,在李霁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同曾经对李霁说,“你们过来看看吧。”他说的是“你们”。是何洛平自己不想去面对。现在想去也去不成了。何洛平想到这里,突然有些嫉妒起李霁来,无论如何,死去的人无需再面对这一切了。何洛平欠身看了看驾驶台上的时钟,蒙特利尔时间应该是下午,是儿子快要下班的点了,近来大同也在家上班。如果李霁还活着,他只消说句“不知大同在干什么”,李霁马上就会上网找儿子,跟儿子闲聊几句。何洛平常常装着看书,什么也不说,可等李霁一放下电话,儿子在干什么,他也就能知道个大概了。现在,这个会为他找儿子的人,没了。

李霁临终前有过片刻清醒,她对何洛平说,“别、别去看我啊,我不会在那的。”最初,他以为她是怕他路上辛苦,毕竟他的腿脚不太好了。后来他才慢慢领会过来,她是不想再见到他了。自从那年他将林次郎赶回日本后,李霁就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他了。偶尔,她不明缘由地嘲讽他,“教授的躯体里,还不是住着一个封建、顽固的旧灵魂!”或者,“你这可怜的老家伙!”语气里有种令人倍感羞惭的怜悯。这么些年来,在那件事情上,她从未说过他半个“不”字,但显然她也从未原谅过他。她的死,也终于结束了她对他的,怜悯。

3

汽车路过一座老年公寓,何洛平吩咐司机把车开了进去。

这是一座高达二十多层的大楼,楼前有一块漂亮的草坪,由一圈铁艺栅栏围起来,开着粉色和深红色花朵的蔷薇爬满栅栏,微风吹过,香气袭人。车道西侧有一个门球场,被修剪整齐的忍冬树丛环绕,绰绰疏影里,隐约可见一群老人在打门球。

何洛平告诉司机,他上楼去拿个东西就下来。李霁病中,何洛平计划等她出院,就带她住到这家叫“松鹤轩”的养老公寓里来。“松鹤轩”的院长是毛利民的高中同学,何洛平曾委托毛利民来交订金,办入住手续。他和李霁的退休金,倒是能负担得起这样一家养老公寓的费用。公寓提供基本的护理,膳食也还过得去。可李霁不想。她最终如愿以偿地死在了家里。现在何洛平也不想了,他觉得自己还行。“还不到时候。”他对自己说。

退住手续办得很顺利。何洛平下楼来,远远地看见司机在讲电话,她挥舞着一只手,看上去有些激动。何洛平停下脚步,想等她打完电话再过去。门球场那边传来“哔哔哔”的喇叭声,夹杂着几声带着痰音的喝彩,大约刚有一个精彩的进球。天空很蓝,飘浮着几丝云彩。

司机讲完了电话,趴到了方向盘上。

何洛平走过去打开车门。司机直起身来。

何洛平上车后,司机开动汽车,说:“养老院不是我们能住得起的。”语气自然平常,不像哭过。

何洛平看着后视镜,司机的帽檐压得很低,现在他连她的眼睛也看不到了。

汽车驶出养老院,回到了滨海大道上,司机看着前方,又道:“我们也去不了那。”语气里多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怨愤,车速也比先前快了许多。何洛平连忙提醒司机,这条公路是限速的。司机没有说什么,好在车速慢了下来。

何洛平看着司机。先前那个“我们”还不怎么明显,后面这个“我们”把他和她做了区分,何洛平听出来一点“我们不是一类人”的意思。“谁都会有点不顺心的事……”这么想着,他便打量起司机来……她戴的帽子是一顶款式老旧的棒球帽,后面有一个可伸缩的金属扣,一根细细的马尾从金属扣上方穿过来,耳朵和露在口罩外的腮帮都显得单薄。他从她头发的颜色、质感和露在口罩外的皮肤,判断她可能长期睡眠不足,也可能患有胃病。她插在杯架里的水杯,是一个很大号的玻璃杯,中药店里常用它来做三七粉的包装。“也许还有高血压……”何洛平想。玻璃杯上套了个棉布杯套,看不见里面泡着什么,何洛平猜应该是红枣、枸杞之类。他遇到过的许多司机都喝这个,充饥。也有喝浓茶的,为的是提神。

墓地是大同的意思。

李霁想把骨灰撒在中山公园的草地上,每年春天她都会去中山公园看樱花的。但他没法满足她这个愿望,没人能光明正大地把骨灰洒到中山公园的草地上去。他自己,倒是愿意葬于海里。这些年海葬很流行,省钱,省地,也给后人省了许多麻烦。至少每年清明,没必要舟车劳顿地跑去“那”,随便找处海滩静默三分钟,就算是一场祭奠了。海葬的话,大同将来也可以省些事,世界上的水是相通的,每年清明,他只要走到圣劳伦斯河边就可以了。但大同愿意他们有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墓,也许是他想给自己一个时不时回来看看的理由。何洛平不知道大同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有没有伴侣?他从未让人知道他有多害怕,害怕这些年,大同,他唯一的儿子,一直都是孤单一人……他害怕知道这个。以往,偶尔李霁会告诉他,大同在看电视,或者,大同在吃晚饭。他很想她多说一点,他盼望她能告诉他,大同不是一个人在吃晚饭,也不是一个人看电视。但李霁就像为了惩罚他,从来不提及这些。偶尔他会因此生气,生闷气,好几天都不想跟她说话。随着年岁的增长,他越来越明白当初他是何等粗鲁,像个暴君。如今他对大同唯一的希望就是,他的生活,没有被他这个残忍的父亲摧毁,他的生活里,仍然有爱……想到这里,何洛平只觉得心里一阵阵紧上来。他对司机说:“死后去哪都不要紧,只要好好活过,就好。”

“可要是活着时就没怎么称心过,就会想着死后好歹得称心一回的吧?”司机把帽子往上推了推,露出一双微微有些发红的眼睛。她看了看后视镜里的何洛平,又道:“就拿我父母来说吧,我妈说过要海葬,我爸是海员,可他坚持入土为安,他早早就在老家铁骑庄看好了个地方。”说着她笑起来,“先前我让他们商量好,要么都回老家,要么都去海里。我跟他们说,要是他们商量不出个结果,到时我就抓阄,抓到哪,就都去哪,谁也别怨我。现在可好,我妈痴呆了,也不知我爸怎么糊弄我妈的,现在你问她死了埋哪?她会大喊三声铁骑庄!”

何洛平也笑了。他看着后视镜里的司机,她应该和大同差不多的年纪,笑时额头现抬头纹,不笑时双眉间现川字纹,都颇深。去年,大同回来奔母丧,临走前他买了个钟,给他挂到书房里。“别睡得太晚。”大同说。说这句话时他端详着刚挂好的钟,手上还拎着把锤子,只把花白的后脑勺和略微有些佝偻的背对着他。何洛平再也无法忘记儿子的背影……深重的负罪感,使他不敢对视儿子的眼睛。他甚至都不敢问他过得好不好,有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只是,他开始听儿子的话,再也不熬夜了,每到晚上十一点,墙上的钟“叮叮叮”一响,何洛平就起身洗漱、上床睡觉。可是大同哪里知道,对现在的何洛平来说,睡眠就像一杯愈喝愈少的水,早喝早没,晚喝晚没,早点睡和晚点睡,又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呢?

4

收音机里开始播放药品广告。

听众一个接一个打进电台,多是老人,他们不厌其烦地描述自己的疼痛,或是不适,吃过什么药,服药后的反应,看医生的经历,这个药可不可以吃,那个药该如何吃才好。这给了何洛平一种错觉,仿佛这些老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只是每次他都换了不同的声音、语调来说同一件事,他不掘不挠地向收音机里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求助,经验丰富的主持人像打太极,回回以“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个电话”代替“再见”,很轻松地把他打发了回去,

何洛平还记得,李霁确诊胰腺癌的那天,她挥了挥CT片,说:“瞧,阎王爷给我写信了!”

现在,阎王爷还没有给他写信。

大毛病没有,但小毛病一个巴掌也数不过来的,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幻听了。何洛平想起了那个给他看病的专家,一个快到退休年龄的男子,他是何洛平见过的最爱说话的专家了。那天,何洛平和毛利民走进他的诊室时,刚好有位老人坐在轮椅上被家人推出来。专家给何洛平做完检查后,说:“还好、还好。刚刚出去的那位,”专家屈起一根手指扣了扣自己的太阳穴,“这里不好用了,听觉中枢系统功能衰退严重,白天他在家里和去世的老伴斗嘴,有来有往,煞有其事,把孩子们都吓坏了。晚上他会听到有人唱苏联歌曲,三套车啊喀秋莎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常常整晚不眠,与唱歌的人互动应和。现在他只能靠大剂量的安定才能获得片刻安静,精神很成问题的了,他撑不了多久了。您这种情况嘛,还好,还好。”专家的意思,何洛平只是大脑听觉系统信息处理错误的问题,大脑从生活、从记忆中提取了些声音信息,潜意识里按主观意图加以改造,导致听觉幻化,就像一句成语,听风是雨。听觉系统捕捉到风声,大脑图人所好,把它改造成了雨声。“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很常见,随着我们渐渐老去,产生幻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专家说着把两手一摊,开了个玩笑:“您这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吃点药就能缓解。”何洛平没有笑。专家安静下来写处方。专家把处方递给毛利民时,以一种洞悉患者千疮百孔生活面貌的语气问道,没跟孩子住一起吧?毛利民答,没有。他们就这样当面谈论着他。何洛平觉得精神科医生和他这个搞犯罪心理学、痕迹学的人倒有些相似,他们都是密探,潜伏的领域不同而已。此后他再也不肯去见什么专家了。他知道自己为何会这样,那根本就不是幻听,那些哭声是如此真实,只不过是他过了二十多年才听到而已……

司机换了个台,一个不带一丝感情色彩的女中音在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司机关了收音机。她在座位上扭动了下自己的身体后,说:“我妈五年前就痴呆了。”

何洛平没太听清,他往前挪了挪。

“我本想给她找家养老院来着,”司机说着,摇了摇头,“可都贵得要命,最便宜的养老院,我也负担不起!”她说她除了跑出租,还兼着一份钟点工,给人做家务。逢年节家政的生意特别好,她就专职做家政。这两年她父亲的身体也不大好了,她出车的时候,就靠父亲照顾母亲,为了让父亲省点力,出门前,她会把母亲绑在一张椅子上。

“我妈会一直骂啊骂,骂累了就睡,睡醒了再骂,什么难听骂什么。”

何洛平默默听着。

“有一天,我跑车回去,看到我妈一张脸肿得像个球,我对我爸说了一句话,就一句,”司机把头往后侧过来,大声说:“后来我妈的脸就再也没肿过!”语气里有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病态的小兴奋。

说完这句话,司机并没有马上把头正回去。她好像在期待何洛平能问点什么,你妈的脸为什么会肿?或者,你妈的脸后来为什么再没肿过?

何洛平一直安静地听着,什么也没问,他对司机道了声“辛苦。”司机的身体微微抖动了一下,就好像被人捅了下胳肢窝。

何洛平问司机有没有孩子。

司机的声音一下变得平和起来。她说有一个女儿,马上高三了。

“平时都住学校里,很少回家,可听话了,长得比我还高。”司机说。

“多好啊。”何洛平赞道。想了想,他又问道:“孩子的爸爸、是做什么的?”

“哈,他呀!”司机沉默了一会后,才接着说道:“现在他什么也用不着做咯……”

何洛平不说话,等着司机自己往下说。

去“那”要经过一条长长的隧道。汽车驶入隧道后,司机开口说道:“他给汽车充电时,操作不当,被电死了。”就好像她才想起來孩子的爸爸是怎么死的。

何洛平没有说话。

汽车驶出隧道后,司机拍了下方向盘,说:“今天天气真好啊!”

“可不。”何洛平说。过了一会,他又说道:“充电桩啊。”他猜想,如果等一会再问司机,孩子的爸爸怎么死的?她大约会说是被车撞死的。

“可不。”司机又拍了下方向盘,说:“充电桩。”

何洛平闭上眼,他从未听说过充电桩会漏电。

不过,在林次郎之前,他也从未做过那种事……

5

那年,日本友人、北海道大学法学院教授铃木直一郎给他写了封信。那时已经有电邮了,但铃木直一郎还是用毛笔手写了这封信,用的是关西雁皮宣纸,竖排、瘦金书小楷。何洛平小心地把信展开,念给李霁和大同听。铃木直一郎在信中说他的侄子铃木次一郎,中文名林次郎,喜爱中国文化,自幼习书道,多临王羲之、权迹,在北海道大学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后,打算申请来东山大学跟随何洛平研习中国法。他还记得大同当时开玩笑来着,“这个小鬼子听上去不错嘛!”

铃木家自祖上铃木岬太郎以来,几代人都是日本有名的中国法专家。清政府曾花重金聘请日本法学博士松岗义正为修律馆的法律顾问,松岗义正来中国前与铃木岬太郎同为东京上诉法院推事,在为清政府修订《大清民律草案》期间,松岗义正与铃木岬太郎有多封书信往来,探讨与修律有关的学术问题。何洛平曾在铃木直一郎家见过这些书信,字里行间弥漫着学人的热忱追求,也曾深深打动过他。何洛平没有多想就欣然同意了。九月初开学,林次郎提前两个多月到岛城,吃住都是在何家。第一次见面,何洛平和李霁就都被林次郎的长相惊住了,这孩子,真的,初看你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过是个文静清秀的年轻人,但倘若你端详他超过两秒,就会被他不同寻常的风姿吸引。何洛平至今记得,他和李霁在家门口迎接林次郎,出租车上下来一个明眸皓齿的白衣少年。寒暄几句后,三人落座,林次郎低头饮茶,顿时给人低眉生慈之感,更加额前黑发半垂,衬得肤色如玉,他和李霁都不由呆了一呆。不是说他们以前没见过好看的男孩子,只是,林次郎的那种好看,和他身上沉靜阴柔之美,的确是他们以前未曾得见的。李霁收拾出了一间空闲的房间给林次郎,和大同的房间门对门。那阵子大同正忙着硕士一年级的期末考试,鲜少回家。林次郎来何家一周后,大同带着他的小女友回家吃晚饭,他们才正式见了一面。三个年轻人,倒很谈得来的,后来他们就常一起出去玩,看电影,逛街什么的。大同学建筑设计,不善言辞,何洛平常因他的沉闷木讷颇感美中不足,觉得他身上少了些青年人的朝气。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大同变得爱笑,眼里有光,人也精神起来。他回家的次数明显比以前多了,起初多和小女友一起。渐渐的,就是他自己。大同和小女友好了有大半年,但这场恋爱像是在这个夏天才点燃了他……

何洛平发现异常,是在一个暴风雨的下午。

大雨来临前,他匆忙结束了与院里各学科带头人的碰头会,提前回了家。他家的客厅和书房是连着的,中间只有一个中式博物架相隔。那个下午,他一进门就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气氛,仿佛空气里有什么东西要炸裂开来,浓郁的危险的气息。他以为是天气的缘故,天空乌云密布,风越刮越大,闪电和惊雷马上就要来了。转身关门的一瞬,他眼角的余光扫到一个身影从书房的沙发上弹起,直奔窗边。他换了拖鞋,次郎飘然迎出来,身躯微曲,黑发从一侧脸颊垂下来。“您回来了。” 他态度优雅、神情自若地跟他打招呼。大同则一动不动,立在窗边。有扇窗户没有关好,大同就像没有看见一样,任由狂风“砰”地将它关上,又“砰”地扯开……何洛平走过去关窗,看见大同双手撑着窗台,看向窗外乌云翻滚的天空,面颊赤红,目光散乱迷离,如在梦中……许多年过去后,何洛平还记得大同当时的样子,以及阴暗沉闷的雨天的印象,铺开在书桌上的宣纸格外白,上面几个墨迹未干的毛笔字却格外黑,“踏花需及时,同惜少年春。”一看就知出自次郎之手,俊秀恣逸,有珠玉之辉。

他很快就解决了这件事,飞快地将林次郎遣送回了日本,也从此与铃木直一郎断绝了联系。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要想起那个下午的林次郎,每想起一次,就平添一份恨意。要是次郎留给他的印象不是如此的自如、优雅,哪怕他只流露出一点点大同那样的意乱情迷,他也不会这样地憎恨他。不只是憎恨,还有愤怒……他完全没有顾及到他雷霆般的做法可能会带给大同的伤害与羞辱。事情过了那么多年,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孩子们不是现行犯,那个下午也不是罪案现场,他的残忍,才是。

那件事过后,大同几乎是病了一场,羞愧、惶恐击垮了他。他休了一年学,当他宣布要出国继续学业时,何洛平和李霁都以为他缓过来了,心情难以言绘。李霁一度更是泪如雨下。大同出国后,只是和家里还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几乎再没回来过。为使自己活得心安,他们对儿子的生活抱了最美好的想象与祝愿,像个胆怯的心怀侥幸的撑船人,不去直视那些激流、险滩。

李霁常会问大同,“近来怎样?”

“不错。”有时大同会这样回答她。

更多的时候,李霁放下电话,对何洛平说:“说是还行,”她看着他,脸上带点讥讽的笑,“跟我们一样。”何洛平一直懊悔。但只是在度过了这个有疫情的年份,他才开始怀疑自己,眼下正在经历的许多事,他都不能说自己看清了,经验并没有特别的魔力,有时它也不能将人直接指引向真理,真理如酒,需要时间发酵。可为何那时他会如此自信地觉得自己都是对的?他还记得,当大同说“怪我”时,他暴跳如雷,狠狠地扇了大同一耳光……如今想起来这些,他就会羞愧不已。他对自己的怀疑,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整理文稿时,他甚至删掉了自己在一篇旧文中引用的“首例血指纹”案。两百年前,阿根廷一位神探凭借一枚血指纹抓到了杀害两位孩童的真凶,他们年轻的母亲佛兰西斯卡。这桩案件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桩依据指纹侦破的刑事案件。“只有一个母亲才会不惧血淋淋的现场,去拥抱、抢救自己的孩子,谁知道这枚血指纹是不是事后留下来的呢?”何洛平心里疑云一起,世界如隐于荒芜,从前那些得意文章,竟变得不堪卒读了,文稿整理的工作完全进行不下去,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6

司机把车停在山脚下的停车场上。她扭头看着山上,问何洛平道:“上面是老人,还是老伴?”

何洛平答道:“老伴。”

何洛平下车后,司机把座椅椅背调低,她摇下车窗,告诉何洛平,她不想跑空车,会在这等一阵子。“如果您确定什么时候能下来,我也可以再等等您。”

何洛平告诉她,他得下午才能回去。

司機挥了挥手,打着哈欠往后躺了下来。

何洛平走到陵园入口处,看到墙上张贴着一张“疫情期间注意事项”的招贴。何洛平看着那张招贴,摸出手机给毛利民打电话。何洛平问文稿的最后交稿日期是哪天。毛利民喜出望外地说了个时间。接下来何洛平不谈文稿,只是问毛利民有没有愿意做援助律师,又擅长离婚诉讼、业务精良的学生。毛利民在电话里笑起来,说,“何老师,这样式的我们有一大把啊,我们缺的是青年法学家!”何洛平没接他这话茬。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笔,在那张招贴的一角写下了毛利民报给他的电话号码。他把那点纸角撕下来捏在手里,又折了回去。

“姑娘,”何洛平弯下腰,敲着车窗对她说:“离了吧!”

司机坐起来,她把车窗摇下来,问道:“您说什么?”

何洛平张了张嘴,他自己都没能听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把那张小纸片递给她,说:“我有一个学生,是个律师,专攻离婚诉讼,你若有需要,就打这个电话吧。”

司机接过那小纸片,满脸惊诧地看着何洛平。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天你不应该跑车的,是吧?你答应和人去民政局的。”

司机张着嘴,看着何洛平。

“他搬出去住了,有了新的生活。”

司机点了点头。

“他也不给家用,不给孩子抚养费,想逼你尽快签字离婚。”

司机看着何洛平,还是点头。

“离吧,姑娘,律师会帮你要到抚养费的,孩子上大学,也要钱的不是?”何洛平拍了拍司机搭在车窗上的胳膊,说:“为了孩子,好好的,姑娘!”说完,何洛平就转身离开。

“好多年没人叫我姑娘了,”司机笑起来,“我说,大爷——”她把脑袋也探出窗外,好奇地问道:“您是怎么知道的?”

何洛平回头,冲司机摆了摆手,“多保重,姑娘!”

停车场上没什么车,也没什么人。司机看着何洛平,大声说道:“大爷,您也多保重!庚子年,年头不好啊!”

何洛平再次挥了挥手,转身往山上走去。他知道不仅仅是年头的事。

(选自《长城》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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