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象有痕》，我想谈的不是它的故事性或叙事性，而是其在价值判断层面上进行的探寻，这也是艾玛多年来一直在做的工作，即对于罪恶、耻辱、羞愧、惶恐、悔恨等形而上命题的勘查。其中，对于“罪”的书写构成了艾玛写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主题。

对热衷于现世愉悦的中国人来说，以上词语是如此的疏离和陌生。事实上，它们是人类古已有之的困境，是一种精神常态。如果说在艾玛的《白耳夜鹭》《四季录》等作品中，“罪”是作为具象形态的犯法行为而存在的话，那么，在《万象有痕》中，“罪”则以秘而不显的方式潜伏着。它不再是社会学的，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罪”，是主人公在对自己从前的行为进行深度省思后意识到的问题。

《萬象有痕》讲述法学教授何洛平极度依赖妻子李霁，妻子去世后，他不得不重新与世界建立联系。适逢疫情，他的生活难上加难。在小说一开头，何洛平叫了网约车去陵园看望妻子，由此展开了一段“在路上”的叙事。他与女司机交谈，听她打电话，和她讨论养老院和墓地的问题，无法不注意到她压抑着的痛苦和绝望，这短暂行程中的所见所闻构成了他的“现实”。与此同时，他的思绪则深深地陷入了“过去”的渊薮之中。通过何洛平视野和思考范畴之内的事物，小说将人物的“内”与“外”、“现实”与“过去”缝合起来。在这双重叙事交融的最深处，包裹着一个令他倍感羞耻的“秘密”：儿子大同在读研究生时与来华求学的林次郎相恋，何洛平偶然撞破此事后，立即将林次郎遣送回了日本，甚至与推荐林次郎的同行兼好友铃木直一郎教授也断绝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