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青年作家们对于城市生活的书写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变革，在他们的文学场域之中，大多呈现出一种新的审美向度，在各自不同的经验生活中书写着他们所窥探到的城市焦虑。从这一批对于城市生活乃至时代敏感下的城乡差异写作我们所能够窥探到的，是小说家们对于人物命运的关注乃至于对当前传统中国城市的面影书写。

当人们共同处于这一文学场域中时，他们在个人视野下对所书写的人性温情也就有着某种对于生活的回访和观照。从魏微的小说来谈，她所擅长的正是在进退无措的生活中寻找残存的信念和热爱，同时也书写了身而为人永无止息的彷徨和挣扎。

事实上，在魏微的短篇小说中，她所书写的大多是极为平常普通的日常生活情状。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书写是轻飘飘的，在个体的困顿迷惘中讲述具体的现实形态，但由于她对于灰色地带的模糊性书写，也就自然而然地展露出了温暖的留存。在对于魏微小说的研究中，我们自然而然地代入了其女性的身份，我们能够在她的作品中窥探到女性身体意识与城市意识的双重觉醒，这种觉醒的痛感乃至由此产生的对于都市众生相的回访，展露出了当代生活的复杂勇气。

一.女性身体与城市意识的双重觉醒

在魏微的短篇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城市的讨论。她擅长书写对城市的印象乃至对女性身体的讨论，命定的处境之下，女性是欲望的客体，同时也是点燃欲望的主体，作者不再纠结于追索女性的过去和未来，而是以一种诉说的姿态，总结出女性与城市的双重觉醒。

事实上，她对于城市的抓握也与女性觉醒相关，在她的小说中对于市民意识的讨论，乃至人们从乡村转向城市场域的调整，都共同印刻在一起，形成深邃的经验讲述。事实上，我们可以窥探到的是，魏微的城市小说中的空间标识，乃至于标志性的建筑，实际上都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小说能够有效地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唤起切身的回忆，也就形成了经验范围上的共情。

从小说《在明孝陵乘凉》[1]来看，女孩小芙的成长实际上与她对南京古城的印象共同阐释，唠叨明孝陵的女孩堪堪十二岁，她不断地渴望长大，同时也在哥哥炯对历史的科普之下隐秘地爱上了他。当她窥探到哥哥与女友的生活，同时又在哥哥讲述南京历史时所提到的诸多想象中完成了她女性意识的觉醒。小说中的她，不断地想象着哥哥口中那些历史上的柔媚的妃子们，又不断地在性别的印象中寻找着自我成长的可能。

很显然，小说关于少女小芙的讨论背后，有极其强烈的对于书写者观视经验的夹带。魏微试图在写作者和城市人群之间营造出某种隔离的效应，还原出一个在古城之中寻找自我的女性意识觉醒，我们也得以在这种记录中挖掘到女性的日常氛围。

小说不止一次地书写了小芙对于女性身体的渴望，“小芙那年十二岁，她的胸脯最近一个月渐渐地肿起来，开出花苞，有些疼。小芙最大的理想，既不是做少先队员，三好学生，也不是当医生或农民，她最大的理想是做一个女人，拥有那曲线般的身体，做那身体的主人。”小说中对于女性意识的讨论与城市有着明确的上下文关系，小说也由此显露出了作者的文学野心乃至于对城市经验本质的把控，我们可以窥探到，小说的叙述方式以及观念预设，大多是自我调整之下的觉醒层级，也就提示出了某种性格。

在小说中，小芙的第一次觉醒是关乎南京城墙的，在哥哥的叙述之下，微妙而紧张的情绪笼罩了她，她幻想着那些风情万种的女人，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然而在小说的最后，她期待着初潮，期待着身体流血，期待着那方格纸上沾染她成为女人的证据，然而：“那方格纸仍干干净净地躺在那儿，什么事也没有。”

小说令少女小芙贡献了自我的天真情态，她始终是隱晦的，但同时，小说也逃离了古典中国对女性身体的审美想象，少女小芙渴盼着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有着曲线，而非瘦弱干瘪的传统审美。十二岁，是早熟的，小说构建起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将这种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身份进行了实质性的拓展，构建出了女性主体之下的俯视。小说也将这种觉醒与城市意识相结合，对于女性而言，她们对待身体的欣赏是分裂的，她同时为主体和客体，同时享受着观看与被观看的乐趣，纯然的女性空间是缺乏的，但小说仍然脱离了居高临下的俯视，展露出了女性对自我身体的多维想象。身体的范畴也在此形成了多维的面相，在自如的空间编织之中显露出自我对于肉体乃至于欲望的找寻。

二.灵魂模糊的灰色地带

从经济的格局乃至世界的变化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千禧年之后，我们的国家呈现出了一种辉煌的、欣欣向荣的状态。而乡村向城市化的转变也从未有过的剧烈。或许也正是因此，魏微在小说中描写的边缘人形象就显得尤为珍贵。

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中，阶级社会的秩序和组织被尤为强调，而在乡村中，想象的实践则是自由的，在感性的直觉下得以留存，因此，在乡村向城市化的历史性变革中，理性与感性自然而然地被释放出来，想象也就成为了颠覆性的变形和摧残，在新的社会道德和制度中被加以打破。魏微巧妙地注意到了这样一种抗议的压抑，并有效地将其作品加以变形和激发，由此形成一种对理性的释放，让感性和激进的意识达到和谐。

赵文在《一九六八“五月”没有成为遗产，它仍表征着当下社会》中提出：事实上，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来自社会“被压抑层”的各种社会上的不满开始以弥散的方式呈现出来，尽管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幻想”的遮蔽下，这些不满也仅仅是不满，必定会随着经济繁荣而得到消弭和克服。[2]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仍然有一部分人成为了广泛社会危机之下的牺牲品，在错位的自由之下打碎原有的乌托邦框架。

小说《石头的暑假》[3]所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种边缘人的形象。这个故事如果深究到本质，显然是罪孽且悲惨的，一个青涩的、渴望性经验的十七岁少年，半是诱哄半是强奸地与一个八岁的女孩发生了性关系，对于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场可怖的犯罪，但在作者的笔下，却显露出了某种对于现实的诗意重构：

“那天上午，一声尖叫刺破了小街的上空，直到二十年后，这尖叫还回荡在我们的耳中，让我们想起久远的一段往事，那发生在十七岁的少年和八岁女孩之间的一场‘友情’：那于他们都是新鲜的，第一次……两人都很害怕。他央求她别把这事告诉给别人，她答应了，她求他带她去看一场电影，他也答应了。她渐渐感到疼了，石头的最后一个暑假就结束了。”

小说在那之后就走向了其应有的结局，但是，作者却并未将两个人的生平写成类似社会新闻的干巴巴的报道，而是始终以一种画卷般展开的形式，徐徐诉说着他们之后的困顿。石头在犯罪之后被关押了两年而后出狱，女孩也因此被迫离开故土，但到二十年后，谁也不认识彼此，尽管小说将两人二十年后的初见描绘得动人而迷离，但这种暖意是表面而短暂的，复杂的感情在暗处滋长，温情中交织着怨怼，混沌中潜藏着爱。

事实上，石头从始至终都在寻找短暂的解脱，在作者的笔下，社会仿佛是一场骗局，众人欺骗着女孩，而女孩也在众人的审慎对待之下欺骗着自己。这样的不戳破看似维系着所有人的体面和自尊，好像一个安全体制里的圈套。对于那个一辈子都保持着所谓“端正”的女孩尤其。太多的制度和文明，道德和标准，甚至幸福，都在压抑着人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能大声说出内心以便对方能了解自己的人。于是戴上面具，回避冲突，大家都微笑着履行责任，假面舞会看起来多么幸福。

事实上，小说正是以身体用作一种媒介，来为灵魂获得全然不同的感官体验，肉体的官能是被压抑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感官是公共礼仪和传统道德议题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小说始终游走在这样的灰色地带中，借此完成对于理智层面下人的孤绝品质的描绘。

三.时代敏感下的人道关怀

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妓女始作为独特的视觉景观而存在。在明代，青楼文化发展至盛期，造就了别样的视觉文本。而当社会发展到城市化的进程中时，妓女由于不受法律认可，也就发展成为了暗娼，隐秘地在都市之中逃逸。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敏感时代下，碍于社会经济结构、都市劳动力市场的诸多顽疾，对于需要在城市谋职业的女性来说，妓业是向女性开放就业机会的最主要业种，已经形成特殊的市场供求关系，在道德层面并未受到舆论的公开谴责，相反，还成为了隐秘角落之中的都市图景，承载着全新的女性形态样貌。

很显然，在小说《大老郑的女人》中[4]，小说所显露的就是这样暧昧且模糊的社会关系。在作者的笔下，并未对这样的女性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和批判，而是以一种悲悯的态度，在全新的生活氛围之下对她们的生活提出观望。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如果我们需要对从乡村过渡到城市的女性身体觉醒进行讲述，那么就必须要从中西方的差异入手。事实上，与中国追求“内观”和“参赞造化”不同的是，西方在基督教和古希腊的美学价值引领中，其有关“身体”的表述及形容始终是与人的主体性紧密相连，如古希腊时期的“同人同神同性”又或是基督教里所要求的“道成肉身”，人不僅是身体的主宰也是万物的主宰。

小说中的女人，实际上仍然恪守着传统中国理想女性的基本形态，她含蓄而内敛，擅长家务，不善言辞，她所承载的始终是一种男性对于理想女性角色的投射，小说甚至描绘了她和大老郑的爱情，在这样全新范式的讲述之下，小说打开了一种新的视觉图景，试图将女性被观看的重心聚焦于她们与男性的社会交往形态中，而非肉体和欲望的直接书写。

与此同时，作者也对这些暗娼们的情感状态进行了提炼和讲述：“而这一类的妇人，天性里有一些东西是异于常人的，就比如说，她们多情，很容易就怜惜了一个男子;她们或许是念旧的，但绝不痴情。她们是能生生不息、换不同男子爱着的……或许，这不是职业习性造就的，而是天性。”

在她看来，妓女们的爱情状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于既定的女性形象的暂时逃逸，这样略微松动的世界在男性与男性目光的博弈之中构成了坚韧的自我找寻，并不是一时情绪化的冲动，而是在自我追逐之中所刺向秩序和道德的铠甲。

很多时候，妓女在大众眼中的形象是风情性感和妩媚，但这实际上并不符合传统中国的大众审美眼光和儒家文化，在古代中国女性的性格特征普遍为含蓄保守，也正是因此，我们能够在小说中看到作者对于女性的本体追求。很显然，作者希冀于展露暗娼们在形态表现之下的另一面，而在暗娼层次的高下和时段的不同，人们对于娼妓的感情也是有所变化的。

在今天，我们关于性、性别、阶层、经济、政治这样的议题呈现了更加多重性的特点，娼妓这一角色不会消失，争论依然会继续。但当我们试图用文明、道德的利刃，去指向他人的生活时，请不妨停下来想一想，我们是在用谁的道德标准，绑架的又是谁的生活？

在我们所窥探到的女性角色中，很显然，在作者的笔下，就如同伊丽莎白·赖特《拉康与后女性主义》中提出，女人的身体是她不断追求可能性的场所，是与历史环境联系的一部分，自由必须从这种历史环境中付出一定代价后获得。成为一个女人并不意味着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对立，而是关乎女性利用其自由的方式。[5]

四.触及生命本质的反抗与颠覆

但在《魏微十三篇》[6]中的最后一篇《胡文青传》[7]里，魏微还触及了生命的本质，巧妙地提出了对于一整个时代的叩问以及对于人类生命本质追求的困惑。

在小说中，胡文青始终是一个沉默而顽强的文人形象，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他的确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文人的大多数，无论面对着怎样的击打，他都站立着，不肯道歉，也不肯被时代和人们的话语改变自我，他所具备的文人气质在那个时代来说是珍贵的，同样的，由于种种误会，他也陷入了荒诞的是非之中。魏微就是以这样一种卑微之中始终挺立的文人形象完成了对于生命本质的思考，胡文青伟大而典型的悲凉人生，激发读者对仍然是边缘群体人群的想象。

当错误结束之后，很显然，人们看似都一路向好，但思想上的痛感以及生命的逝去是无法轻易磨灭的，人们只能不断地拔出利刃来缓解自我的生命恐惧，来寻找那个失落的理由，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那是一个幻灭的、恐怖的世界。当人们的压抑和绝望达到顶点时，胡文青几乎成为了一个靶子，承载着人们无意义的恨和咆哮。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8]中认为，规定出一个封闭的空间，并将其分割，保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通过规训权力设定空间，身体只能在这个空间之内活动，其余活动便受到限制或禁止。但是除了肉体之外的灵魂却对自由有着无限的向往，拼命地想要突破这种“监狱”的牢笼。[9]对于胡文青来说，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样的灵魂的自由以及对自我的追溯。

当他面对无处不在的恶意乃至生活的捶打时，他的灵魂便通过精神层面的慰藉来表达身体对于规训的反抗，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于时代的反抗和颠覆，小说中的胡文青不断地接受着生活给予他的苦难，但始终保持着温和的态度自我逃脱，他从一个万人唾骂的造反者又成为了作家，而在小说的最后，他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陷入了对于人类本身的茫然，怀疑起了生命的本质：

“今天的这些人，若是活在四十年前，谁知道他们中谁会变脸、变成什么样的人？谁知道他们中谁会哭泣？谁会仰天长啸？谁会变得狰狞，以至于他们自己竟不自知。

然而现在他们都是好人，这些正走在大街中央的人、走在他厂区里的人……他们追打、嬉笑、抱怨、吼叫。他们都是平凡人。”[10]

从历史发展来看，这样对于人与时代的关系的强调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逻辑的悖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人们不断进行文明教化以及秩序建立的同时，也是对于野蛮无序世界的推进，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对于后世的人们的警醒和可靠的微观解读。在今天，人们距离真实的物质世界越来越远，也就愈发需要这样纯粹的思考来对绵延时间下的人类原始经验以及本质价值提出追求，小说在此完成了道德凝聚力状况下对于社会的团结有序建设思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将魏微看作是她笔下故事场域中的一个“在场者”，她所咀嚼的人物印象乃至她所希冀于讲述的人文关怀，都是在认同感与剥离感的杂糅中共同塑造的精神重担。边缘人、破碎者，流浪者，这些形象共同构建出了魏微的小说人物，同时，我们也能够在这样的破碎的神圣中感受到灵魂的宽恕与超然。相较于个人风格明显的作家，魏微的风格更多的存在于她的语句状态而非讲述之中，也正是因此，她能够隐匿在文字之后，讲述更加复杂且多元化的宽阔历史，使得她的作品在广博的精神导向中完成对于面对自身的有力改写，并由此形成更为探查式的精神转向，显露出文学变革的觉醒。

注 释

[1][3][4][6][7][10]魏微：《魏微十三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7.

[2]赵文：澎湃新闻，《一九六八|“五月”没有成为遗产，它仍表征着当下社会》2018年6月30日.

[5]《伊丽莎白.赖特.拉康在后女性主义》第109页（M），王文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9]（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

冯祉艾，女，湖南长沙人，出生于1995年。畢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现供职于湖南省文联文艺创作与研究中心。作品散见于《文艺评论》《百家评论》《名作欣赏》《东吴学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艺术广角》《中国文艺评论》《名作欣赏》《扬子江文学评论》《长江文艺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

魏微，小说家，生于1970年。代表作品有《大老郑的女人》《化妆》《乡村、穷亲戚和爱情》《一个人的微湖闸》等。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第四届冯牧文学奖及各类文学刊物奖。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意、俄、波兰、希腊、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多国文字。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