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雪梅

内容摘要：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通过人物悲剧命运形象的塑造及悲剧意识的展现，描绘了一个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族群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苦难，传达出一个民族在反抗大自然的威胁，对抗人自身的性格的缺陷及在时代社会的挣扎中，人所具有的主体意志，显示出了浓郁的悲剧意识和沉重的民族精神，具有独特的悲剧美学特征。

关键词：《白鹿原》 悲剧意识 悲剧精神 悲剧美学

文学作品中的“悲剧”主要是指美学艺术范畴领域的概念，即作为审美形态的悲剧。王富仁在《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一文中指出：“悲剧是由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两个要素构成的”[1]，当我们在论述文学作品中的悲剧美学时，始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作品中是否具有悲剧意识，是否体现着深厚的悲剧精神。《白鹿原》是一部具有独特悲剧艺术的文学作品。陈忠实以细腻而深沉的笔触，描述了近代以来，白鹿原这个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根基的土地所经历的历史沉浮，展现民族苦难历史。

一.《白鹿原》中的悲剧类型

《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身上，或多或少的都反映了某种命运、性格或社会的悲剧。

1.命运悲剧

在小说《白鹿原》里始终有一股神秘的力量笼罩在白鹿原上空。白嘉轩的前六房女人离奇的死亡，以及白嘉轩最后相较于鹿子霖的命运，最大的原因就是白嘉轩无意识中发现了一块风水宝地，这块风水宝地给他带来了发家致富的契机，是上天的一种庇佑。在整篇小说中白嘉轩和鹿子霖的恩怨纠纷、明争暗斗是小说的一条主线。鹿子霖比白嘉轩在政治才能和思想上都更要出色，鹿子霖更是有着先进的思想倾向。当白鹿原上出现瘟疫时白嘉轩只会采用民间迷信的方法用桃木辟邪，而鹿子霖则使用的是石灰杀菌，很明显鹿子霖的思想更具有先进性，冷先生对鹿子霖的评价“说洋话办洋事入洋党”[2]，可谓是一语中的。然而，白嘉轩和鹿子霖两人的结局最终却是造化弄人，两人争斗了一辈子，最后以“咱两好”的方式握手言和。在鹿子霖与白嘉轩的明争暗斗中，鹿子霖不管怎样破坏，白嘉轩最后总能化险为夷。当鹿子霖好不容易利用田小娥毁掉白孝文时，白孝文仍然再次回来了，还当上了县长，为白家光宗耀祖。反观鹿子霖的儿子，一个牺牲，一个不认他。鹿子霖的悲剧是命运造成的，他与白嘉轩的争斗中，不是败在了能力和思想上，而是败在了强大的命运上。

2.性格悲剧

性格悲剧是表现人与自我冲突的一种悲剧类型。白嘉轩的一生可谓是性格悲剧的体现，他的性格中存在着道德和隐性功利主义的冲突，一方面他身上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耕读传家”的儒家人生信條。在当族长期间，他兢兢业业，始终秉承着“仁义善行”和“学为好人”的道德理念，在白鹿原上“修宗祠、祭先祖、续族谱、办学堂、立乡约、正民风、抗灾荒、恤孤寡、解纠纷。”[3]白鹿原在他的治理下百姓们安居乐业，他是白鹿原这一大家族的家长和领导者。当面对干旱时，白嘉轩亲身扮演马角，带领村民伐神取水，显示出强大的核心领导能力，这种强大的领导能力在封建宗族社会治理体系下，可以有效将人民聚拢在宗族的这一强大核心社会权力控制系统中，最终扭结成一个社会整体，与自然命运抗争。从家族之长的角色来看，白嘉轩是尽职尽责的。但是在他“仁义善行”的表面实际隐含着自私自利，充满功利性的伪善。当年因无意间发现了一株小蓟，后经朱先生指点，联想到白鹿的神话传说，便使用阴谋诡计将风水宝地据为己有。如果白嘉轩真正是一个儒家仁义之君的话，他就不会只顾自己的一己之利，而是将这一神灵之地与乡亲们分享，或者在这一宝地上修建寺庙，福泽乡民。此外，当鹿三问黑娃为啥不去白嘉轩家中做工时，黑娃说：“我嫌……嘉轩叔的腰……挺的太硬太直……”，实际上这是黑娃对白嘉轩的这种“伪善”的一种初步感觉。“你的腰挺得太硬太直了！”黑娃在拦腰抽击之前对白嘉轩说的话，除了认为白嘉轩对儒家传统道德教条绝对信奉的反感，从另一方面或许正是黑娃因为田小娥事件对白嘉轩“伪善”的揭露。

3.社会悲剧

社会悲剧，主要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冲突中，由于外部因素而被迫毁灭的悲剧。朱先生的悲剧命运是社会悲剧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他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理想与现代阶级斗争之间残酷而不可调和的矛盾。朱先生是传统儒家道德的传授者，作为关中大儒，他在白鹿原上通过立乡约的形式，教民以礼仪，正乡之世风，同时也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精神的践行者。他兼济天下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当白鹿两家因买地产生纠纷时，他苦口婆心的通过一首诗感动滋水的县令，为白鹿原获得了仁义庄的美名;当白鹿原人民纷纷效仿白嘉轩种植罂粟发家致富时，他没有徇私，而是以国家民族为重，严格尊奉指令查禁烟苗;当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只身一人前往清军驻地，以己之身劝退方巡抚退兵，使关中百姓免于战乱……但是朱先生最终仍然是个悲剧人物，主要是因为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发生了改变，从清末到建国初的这一时期，随着社会整体局势的改变，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现代文明的逐渐发展，朱先生自身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理想已经脱离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他的悲剧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在文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当朱先生走进县府请求拨要印县志的费用时，“新任的县长认不得朱先生……你闲得没事干啦，编什么县志！也不睁眼看看时势？”之前被人人尊敬的“神”一般的先生，如今编了县志不光拿不到费用，甚至县长都不认识他。

二.《白鹿原》中的悲剧美学特征

文学作品中的“悲剧”主要是指美学艺术范畴领域的概念，即作为审美形态的悲剧。作为审美形态上的悲剧，其悲剧性则体现在“主体为了实现对自身现实的超越，或为了抗拒外力的摧残而陷入尖锐的冲突之中，他们往往处于无从选择的‘两难’或‘动机与结果完全悖反’的灾难里，但是面对灾难他们敢于殊死抗争，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超越苦难和死亡，从而显示出超常的生命力，把主体自身的精神风貌和超人的意志力提升到崭新的高度，展示出人生的全部价值。”[4]

1.浓郁的悲剧意识

当人类在与自然相处、与人自身相处、以及与整个社会相处的过程中，由于人类自身所拥有的独立力量或者某种独立意志，人们并不是完全的顺应自然，顺应社会，人与自然或社会就会产生一种矛盾或者对立冲突。这种对立冲突的存在就会导致对悲剧产生观念性的认识。悲剧意识是人类主体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将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面对、感受到的生存境遇以一种成熟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悲剧意识是对悲剧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是在悲剧性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悲情，它代表了人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必然冲突;表现了人类在苦难面前勇敢地斗争、反叛、积极地寻求自我救赎;它表现了苦难生活的艺术激情和勇气。

陈忠实的《白鹿原》创作于1988年至1992年，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的时期，面对现代文明的剧烈冲击，处在现代文明中的人又该如何安放个人的生存理想、如何表达个人欲望？传统伦理道德是否仍然具有价值？

陈忠实对田小娥及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就体现出浓郁的悲剧意识。田小娥是作者陈忠实在阅读县志时，发现在“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载本县有文字记载的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5]。他一方面对那些用自己年轻鲜活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的忠贞烈女抱以沉重的同情。另一方面这些女性又激起了他对这种传统道德的反叛，想替她们鸣不平。在《白鹿原》中，田小娥花一般的年纪却被迫嫁到郭举人家为小妾，在身份地位上受到不平等的对待;被当做“泡枣”的工具、受到他人的嘲笑，在人格上更是遭受到了侮辱。当面对不公平对待时她并不是一味的妥协，她敢于抗争、敢于反抗，与黑娃的结合便是她对传统礼教的反叛。

作者陈忠实通过将田小娥塑造成一个不公命运的抗争者、传统礼教文化的反叛者和男权世界中的牺牲品的形象，一方面肯定田小娥对自身正当情欲的要求，肯定她对尊严、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和追求;同时又是在借田小娥的悲剧命运，揭露儒家传统礼教文化中“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对女性的束缚和禁锢，这些所謂的封建礼教严重压抑了人的本性，体现出陈忠实对传统文明的忧患和反思。与此同时，对田小娥欲望的贪婪进行了严峻的批判，体现了陈忠实对当下道德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的焦虑。传统伦理道德也并非毫无作用，它在约束人自身行为上，依旧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当个人的欲望过于膨胀变得邪恶时，我们还是需要正确的道德信仰的指引。然而如何使传统伦理道德在适应时代发展的变化中不断完善，则是作者给读者们留下的思考空间。

2.厚重的悲剧精神

“悲剧给人产生悲哀的感觉，但同时给人产生力量的感觉。这种悲哀与力量的混成感觉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悲剧精神。”[6]在《白鹿原》中，当我们看到白鹿原中的一代又一代先民们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他们勇敢的同大自然作斗争。在《白鹿原》中当村民们遇见了来自白狼、干旱、瘟疫等自然灾害和宇宙意志时，白鹿原人民团结一致燃火拒狼、伐神取水、建塔镇妖。尽管宇宙的意志，自然灾害的力量过于强大，人类在它们的面前表现出力量的弱小，自然灾害夺走了人类的生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我们可以从人类在面对强大，或者不可抗拒的力量时，在对悲剧性的抗争中感受到人的主体力量的存在。而人类的力量，人类的主体性只有在“这没有最终胜利的希望但又永不妥协的奋斗中才表现得最充分”[7]。

性格悲剧比古希腊的命运悲剧更能表现出一定的伦理道德力量和斗争特征。这其实是人类自身冲突的悲剧，当个人强烈的欲望超越了满足它的能力而得不到满足时，当一个人的意识超越了现实的力量而导致一种内在的矛盾和冲突时，就很容易产生悲剧。

白嘉轩一方面有着“学为好人”和“仁义”的高尚人格，他想要通过乡规组约建立“仁民政治下的礼乐社会”，这是他的理想和希望。另一方面，他用欺诈的手段换地，种植罂粟发家致富，以族长的淫威对田小娥的惩治，对白孝文当县长的窃喜，与鹿子霖的明争暗斗等等，这些都是他内心的欲望的体现。然而他的道德力量最终未能束缚其功利欲望的外化，反而加重了罪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悲剧。然而，尽管白嘉轩的命运是悲剧的，但我们在看见他与自身性格不断做斗争时，当“我们亲眼看见特殊品格的人物经历揭示内心的最后时刻。他们的形象随苦难而增长，我们也随他们一起增长。看见他们是那么伟大崇高，我们自己也感觉到伟大崇高。”[8]

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并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谓社会关系，就是实践中人与人的关系，其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是物质利益关系，然后逐渐扩展到各种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历史时代的不同，对抗社会的力量不同，冲突的性质不同，因而人与社会的冲突性就不同。在《白鹿原》中，人与社会的的矛盾冲突体现在朱先生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理想同现代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这是两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正如马克思指出：“在人类，也像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物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9]因而朱先生的悲剧是时代社会的必然，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必然需要与旧的文明相互斗争。

在社会悲剧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在社会关系中的对抗是一种被社会所强调和摧毁的有价值的精神的悲剧。由此产生的悲剧美感不是人物形象的反抗精神，而是对正义、健康和善良的精神力量的“有价值的毁灭”。悲剧艺术在这里不仅表现了特定人物的性格和行为，而且还表现了整个社会制度、民族心理、国民性格等方面的问题。

悲剧是人类审美活动中的一种基本审美形态，悲剧观念的形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而由于人在面对自然、宇宙和社会时往往出现一种对立的状态，这种对立性存在就会导致悲剧观念的发生。当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悲剧时，人又可以借助理性的思维将人类在生存中的悲剧感借助一种成熟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就会形成悲剧意识。在《白鹿原》中，陈忠实通过对人物悲欢离合、生死沉浮的叙述，展示出这个族群在历史与文化演进中所遭受的苦难，这种苦难将个体生命的苦难与人类生命存在的沉重联系在一起，而个人对命运的抗争精神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就会凝聚为民族的悲剧性精神。作家陈忠实也正是通过对悲剧艺术的把握，以悲悯的情怀谛视民族所经历的苦难，进而展现民族秘史。

参考文献

[1][6]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上篇）[J].江苏社会科学，2001（01）：114-125.

[2]陈忠实著.白鹿原[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04.

[3]张冀.民族的秘史与寻根的迷途——论《白鹿原》的叙事图景与陈忠实的精神危机[J].文学评论，2020（01）：92-100.

[4]邱紫华著.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0.

[5]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J].小说评论，2007（04）：44-50.

[7][8]朱光潜著.朱光潜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10.

[9]（德）马克思，（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M].人民出版社，1962.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