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祺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19日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第九条对法官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上做出了规范，作为一种广义上的法源，对法官产生着事实上的拘束力。[1]35-36《意见》第四条以开放式的列举方式确定其适用范围，可谓要求法官在裁判之时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从法律解释方法的传统认知出发，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合宪性解释共同构成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是学说上的共识。[2]民事案件中，法官在说明法律解释方法之时多将上述五种法律解释方法同时列举，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合宪性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受实务界的认可[注]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渝一中法民终字第471号判决书；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榕民初字第575号判决书；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通中民一立终字第0064号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沪民一终字第1567号判决书。。《意见》第九条未将合宪性解释列为“应当正确运用”的法律解释方法明显有别于传统学理认知与司法实践。由于《意见》第一条第一款的要求[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第一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忠于宪法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