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对作家创作的深远影响，源远流长。屈原在《九歌》《天问》中，就以大量神话传说来表情达意、抒怀明志;我们耳熟能详的《水浒传》，也是在民间传说、艺人评语、元人杂剧的基础上整理完善而成的。蒲松龄曾说，“《狐梦》是毕怡庵讲的，《义鼠》是杨天一所诉，《黑兽》是前辈李敬一言”，[1]其实就是身边人讲述的民间故事。鲁迅先生也从《山海经》中得到了很多启发。

在西海固地区，民间故事被称为“古今”。这些丰富的“古今”，既突出了口头文艺的自在特征，也为各种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尤其对西海固文学的影响更为明显，成为作家汲取营养的海洋。

从小受“炕头文化”的耳濡目染，沉浸于古往今来的传奇故事中，石舒清深得古典文学精髓，因此在个人创作时，善于从民间文学中选取典型素材，进行多方构思，完成再度创作。《九案》是其新出版的一部小说集，为“中国当代实力小说家作品”丛书中的一部，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其中的14个故事，几乎都是听“古今”听来的，皆以故乡西海固为故事背景，以家长里短为内容，以冲淡克制、柔中见刚为主要基调，时间跨度较长，内容涉猎较杂;结构严谨隽永、微中见著;笔墨简约意丰，颇臻其妙。

作者擅长于“故纸堆里寻新理”[2]，习惯在“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3]的氛围下进行创作，习惯在西海固的人文地理、生活文化中寻找传承、传播、共享的口头文化、语辞与艺术，并把往事的追忆、曾经的陈迹加以演绎记录下来。不管是传说寓言还是掌故轶事、官方典籍还是私人拉闲、耳闻还是目见、偶尔得到还是读书所取、借用化用还是原生态新生态，都取材于寻常人家、普通百姓，几度演绎，借古说今，警示当下。这本书在素材、技法、审美主体、记述方式方面，与其他时期作品相比，均有很大变化，是作者近年来创作汇集，也是较为成功的风格转型。

一、民间文学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地域性是许多作家创作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活水”，也是其永久的精神指向与文化根脉，尤其是生活在民土风情浓郁地区的作家，受生存环境、当地民俗民风影响更为明显。

石舒清是西海固作家，性格偏“静”，哲思气质较浓，喜欢对生活进行远距离的审视;喜欢把那些被时间过滤了尘嚣与浮躁、沉淀在生命中意味无穷的东西记录下来，再经过个性化的叙述与转换，达到写作目的。民间文学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各种版本的地方志和人物传记被他翻得烂熟。《九案》回归古典的味道特别浓，作者汲取了宋元话本中“谐于里耳”的特征，对故乡的文言笔记、传奇小说、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进行筛选与择取，对各种奇闻异事、老旧资料进行重新开掘与讲述，达到较高的境界。

从《二爷》到《古今》，从《借人头》到《连襟》，可分为原生态、再生态和新生态三种，命笔均有明显的民间故事特征。这些隐在民间的故事，具有口头性、传承性、集体性、变异性等特点，经过时间的筛选、民间情怀的滋养，经过作者的再次加工，更具传奇色彩及地域色彩，因社会功用不同和书面文学差异较大，更能紧紧地黏贴在生活之中，剔除杂乱，显露真相。在《吾姐》里，他是这样开头的：

这是《宁夏审判志》里记载的一例案子，我在这里给大家转述一下吧??。我希望我能尽量转述得简明直接一些。事情发生在光绪十年（1830年），发生地宁夏中卫县。说是有名李戎者，年四十岁，本分勤兢，承继祖业，以卖糖瓜度日。妻李田氏，三十八岁，虽系女流，却是一家之主。夫妇二人生有一女，名喜姐，嫁与本县东门刘田氏之子刘双生为妻……结尾也很平淡，看完这个案子，一个原本最容易被忽略的名字却被我深深地记住了，就是李戎。想不到一个连起码的配角都不能胜任的人，忽然一下却成了整个事件的主角。[4]

就是这样一个旧卷宗中的真实案件，作家却从中找到了一个个被冰冷判决忽略了的细节，发现其背后蕴藏的小说元素，在带有扩写性质的描摹中，通过合理的想象与逻辑推理，将一个颇具深意的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凸显的民情世态、民俗人情，更让人浮想联翩。

在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十里店》里，作家以独到的角度去倾听、体味、观察、把握，以通俗浅显的语言描写、细致入微的细节描摹、复杂多变的内心刻画及特征鲜明的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诉说，揭示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西海固乡村社会的全貌也凸显出来。它的高明之处在于能通过今昔对比来借古谈今，通过“古今”与传闻相结合的方式来显现人性的真实与冷酷，探索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微妙的转换。

这样的版本似乎更合情合理、启人深思，使人心、人情、人性的启示有了依托，警戒、警惕、警醒也有了载体。这是作者智慧的结晶，创作技巧的提升，也是其内在精神向艺术世界拓展的又一大步。

二、民间文学为其提供了独到的处理技法

独特风格，是一个作家毕生追求的目标，也是衡量一个作家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而创作瓶颈是每个作家都会遇到的，有时是题材和内容的重复，有时是文体与技法的回旋。一个成熟的作家，要突破创作上的瓶颈，除了要有一颗不断进取的上进心之外，还要找到一条通往“罗马”的大道。

《九案》里的故事，或直接记述，或巧妙加工，或纯粹演绎，均带有明显的民间文学色彩。作者继承了宋元话本的传统，注重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故事的传奇性，善于强调情节的完整性，使其头尾完整，脉络清晰，前因后果都交代分明;善于运用生活中的偶然与巧合来构成故事的矛盾冲突，将人物安排在合理的想象中，使情节回旋跌宕，波澜起伏;善于设置悬念，埋下伏笔，常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引人入胜。

《九案》的最后一篇由9个独立的短篇组合而成，原始材料出自于《海原县志》，来自于法院的旧卷宗，时间为民国年间，时代特征非常鲜明，时空穿越感极强。作者在每一个短篇中都转述了一个案件，在每一個故事里，都塑造了一两个人物，这些故事都不是直线展开的，而是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反转感极强，既有悬念伏笔，也有照应回转，更有悲剧和喜剧的相互穿插、巧合与奇趣，曲折多变，给人启迪。

其中《张何氏》的故事特别耐人寻味，说的是发生在民国时的一个“三角恋”故事：张何氏颇有几分姿色，刚刚死了丈夫。成为小寡妇的她很“抢手”，不但有男人惦念着，而且还是两个。她接受了一个男人的定情物，还对另一个颇怀情愫。两个男人当然坐不住了，在各种明争暗抢中被关押在同一个牢房里，其中一个还搭上了弟弟的性命。他们都念念不忘这个小寡妇，而且都想在刑满之后与其成亲。故事讲到张何氏大着肚子晒着暖暖（注：西北方言，意为晒太阳），手里纳着一双不知属于谁的鞋底，与别人说说笑笑时就没了下文。这种戛然而止的结尾，留白十足，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让人欲罢不能。

《剃头匠》中，两个手艺人理发时因“嘴贱”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让人在感叹命运之时不由陷入沉思：祸福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未知数，命运即是一场不可预测无法驾驭的赌博。《喜姐》本是一个折磨媳妇的恶婆婆和寻机报仇的娘家妈之间的矛盾，但小说将遭受虐待的小媳妇及外婆都拉扯了进来。女亲家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高潮却是小媳妇的亲爹投水而死。一场亲戚间的厮打纠缠最终演变为家族死人告官的恶性事件，连续巧合的情节背后蕴藏的情与法、理与道、人情与世故、事理与良知，复杂难辨却又令人深思。

这些“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5]的故事，简洁明了的语言充实了乡土叙事，植根于泥土的关照缩短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鲜活生动的情节丰富了作品内涵，加上浓郁地方风物和人文色彩，诚恳亲切，平易朴实，既展现了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又表达了世风时风世俗时俗;既展示了民间故事口传心授的元素，又借鉴了民间文学的传统技法;以特有的精神文化现象、特有的传奇色彩，构筑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

三、民间文学为其提供了不凡的审美主体

就石舒清现阶段的创作而言，从古籍卷宗中获得的灵感，从民间文学元素入手的创作，是一条较为合适的路径，既突破了一个成熟作家遇到的创作障碍，也拓宽了个人写作的视野;既得到了传统小说的神韵，还赋予了作品新的时代气息，获取到不凡的审美主体。

纵观《九案》中的人物，既有谨小慎微的小手艺人、胆大妄为的盗匪，也有挥刀砍人的行刑者、个性鲜明的小店老板，还有为情所苦的囹圄者、普普通通的小商贩等，都是作者精心挑选出来并赋予了一定特点的、个性迥然、富有传奇色彩的性情中人：有的古道热肠，有的重情重义，有的恪守信用，有的视死如归。他们义礼当先，古道热肠，互相扶持，互相抬举，互为兄弟，互敬互尊，在滚滚红尘中恪守着原则底线，固守着一种叫做“道”的东西。其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较大的冲击力，就在于对凡人小事的审视，以小见大的运用，今昔对比的感慨。他们的形象深深印在了读者心中，让人于叹惋中感怀、同情中深思，传递了更丰富的内蕴、更深刻的主旨。

《借人头》情节跌宕起伏，既有古典笔记小说的神韵，又有现代小说的艺术成分，但重在写人。其中塑造的几个人物，均个性鲜明、形象生动，而且在细微之处的处理颇具匠心，是一篇经过反复推敲的成功之作。作家运用了真切自然而又层次清晰的心理描写，加入了具体丰富而又生动传神的细节刻画，当主人公触犯律令而被缉拿归案乃至处以死刑时，又通过反复渲染，展示了民俗民情中的世道民心、公序良知。

四、民间文学为其提供了独特的记述方式

行文气度、叙事风度是一个创作者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也是作家们用来区分自己与他人的重要尺度。石舒清的小说具有较强的辨识度的原因，其一是西海固的山川风貌、民风民俗下的鲜活故事;其二便是叙事语调的缓慢朴素、冷静客观，行文上理性节制，气度上平静淡泊。

作家擅长以散文化的结构来描绘事件，以散漫的记述方式来推动情节，凭借其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记乡情民俗，考辞章典故，而且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作者注重用平和的心态来化解矛盾，用饱经沧桑的人生感悟和自我人格来凸现主体;善于用一颗平常心来完成对旧梦旧事的叙述。普通的人物，朴素的画面，节制的情感，简约的素描，删繁就简的形式，见微知著的技法，特别是小说语言中民间文学元素的运用，方言俚语的引用，口语白话的嵌入，令读者捧读再三，思绪绵绵。

总之，石舒清的《九案》，从宏观上得到民间文学的精髓，从内容上继承与发展了“古今”的传奇特征;从整体上借鉴了传统文学的技法;行文风格较为纯净，少有杂质;叙述语言明白如话，富于表现力，达到了不事雕琢而有事物之妙的境地。这标志着他的创作完成了阶段性的转变，开始进入更高一级的艺术阶段。我们期待他在艺术创作之路上继续尝试，努力探索，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作者简介】高丽君：固原五中高级教师，主要作品有散文集《让心灵摇曳如风》、长篇小说《疼痛的课桌》等。

注释：

[1]徐永泉、张文婷：《唐山师范学院学报》，《试论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2008年第1期。

[2]高丽君：《故纸堆里寻新理》，《中国民族报》2020年8月5日。

[3]（唐）柳宗元：《种柳戏题》，https：//baike.baidu.com/item/种柳戏题/5956525？fr=aladdin。

[4]石舒清：《九案》，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215页。

[5]（明）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https：//baike.baidu.com/item/今古奇观/6203513？fr=aladdin。

（责任编辑 任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