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瑞 石建平 荆勤忠 王永锋 薛媛 李佳辉

摘   要：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甘肃省各市州金融扶贫持续性进行了定量评价，发现农业产业发展等基础经济条件是持续发展的主要拉动因素，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以及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改善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信用环境欠佳和高风险金融机构增多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本文从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扶贫与产业兴旺、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加大政策激励力度、加大风险防范化解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全局主成分分析法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金融扶贫是新一轮扶贫开发中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拓展资金渠道的重要举措，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脱贫攻坚进入关键的冲刺期，仍然需要金融机构继续发挥作用。从近几年金融扶贫的甘肃实践情况来看，贫困地区信用环境较差，农业面临的自然和市场风险较高，随着扶贫贷款的陆续到期，金融扶贫领域已逐渐暴露出一些风险问题，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进入“后脱贫时代”。一方面，脱贫攻坚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另一方面，按照国家战略规划，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国家将重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关系而言，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动力，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互补互助。因此，对甘肃省而言，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有效促进金融扶贫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与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有效衔接，推动金融扶贫健康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哲礼、李兴中（2014）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农户贷款利率的高低和贷款额度的大小影响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当农户贷款利率过高、贷款额度过大时不利于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李文瑞（2015）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指出金融扶贫存在融資保障机制不完善、金融创新动力不足、金融生态环境不佳、支付结算体系与担保体系发展滞后、金融市场竞争不充分等问题。王淼、钟献兵（2016）实地调研发现财政、金融以及社会资金的碎片化投入以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未能有效整合直接影响了金融扶贫的持续性。朱一鸣、王伟（2017）通过实证方法分析得出普惠金融的持续减贫增收作用取决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越是贫困的群体，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越大，因此对贫困地区，简单地提高金融服务并不能实现有效减贫。蒋庆正（2018）从商业银行角度出发，认为影响金融扶贫持续性的主要因素在于“三农”的先天高风险性和脆弱性，以及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短缺性。刘解龙、罗苏（2018）结合宏微观视角，提出金融扶贫的可持续发展应包括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户的可持续发展，三者相互关联、协调统一，并指出影响金融扶贫持续性的关键因素是农户个体的心理因素和行为方式，农户的违约行为、从众行为、短期行为降低了金融扶贫的持续性。马琳（2018）认为针对财政扶贫资金在收支方面的政策风险问题，相关金融机构应提升自身的长期预算能力，促使各项扶贫资金能够被纳入到风险补偿基金上，从而完善扶贫风险补偿基金制度。温然（2019）认为扶贫对象并非传统金融服务对象，具有内生风险，提出通过衍生品市场、利用期货市场的现货对冲机制的链式风险防范机制将内生风险转移给外部市场。周孟亮、袁玲玲（2019）指出在金融扶贫具体实践中，政府政绩与金融机构目标之间存在矛盾，风险补偿政策落实不到位，“建档立卡”人员动态变化存在风险隐患等问题。

现有文献对金融扶贫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中，大多侧重于其中某一个方面，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专家访谈法，深入分析了后脱贫时期金融扶贫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对金融扶贫持续发展做出全面的评价。调研地点选取充分考虑了甘肃各地区和各金融机构的差异性，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建立实证分析指标体系，最大程度保证了实证分析的严谨性、科学性和规范性。

二、甘肃金融扶贫的总体情况及成效

“十二五”以来，甘肃通过金融与财政的深度融合，探索出了多种行之有效的金融扶贫方式，对助推全省脱贫攻坚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推出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惠农贷款、“双业”贷款（“双业”指草食畜牧业和设施蔬菜业）、扶贫小额信贷等，累计发放各类扶贫贴息贷款1300多亿元，惠及200多万农户，基本实现了符合条件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全覆盖。为促进农村富民产业和县域经济发展，启动1000亿元产业扶贫专项贷款工程。截至2020年3月末，精准扶贫贷款累计投放3872.6亿元，助推全省贫困人口由2011年末的842万人下降到2019年末的17.5万人，贫困发生率由40.5%下降到0.9%，67个贫困县脱贫摘帽。

（一）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层出不穷

创新“扶贫再贷款+”模式，先后推出“扶贫再贷款+龙头企业+贫困户”“扶贫再贷款+帮扶企业+精准扶贫贷款”“扶贫再贷款+合作社+农户”等4类10多种服务模式。全省90%的支农再贷款投向了贫困地区，累计投放支农（扶贫）再贷款近700亿元，拉动精准扶贫贷款投放总量达到2510.94亿元，总量稳居全国第四位。加强和改进扶贫小额信贷管理。将“两权”抵押贷款业务扩大至全省，推动发行30亿元“三农”专项金融债和21亿元扶贫票据，为全省36万贫困户提供保险保障，特色农产品补贴险种达到18个，为扶贫产业发展和贫困人口创业就业拓宽融资渠道。辖内各地区和各金融机构积极创新出一批可复制、易推广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探索推出如农业银行的“陇原农担贷”、农信合机构的“富陇产业贷”、兰州银行的“百社互助贷”、人保财险的地方特色农业保险、中华联合财险的价格指数、气象指数保险等金融产品，摸索实践出如酒泉“光伏发电产业模式”、宕昌县“宕昌模式”、武威“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临夏“就业扶贫车间模式”、供应链金融工商银行的“蓝天模式”和平凉“庄浪模式”等，形成了多类型机构共同参与的金融大扶贫格局。

（二）基础金融服务设施建设更加完善

积极推广新型支付方式，深化银行卡助农取款和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加快推进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室建设运行，自主研发了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和具有支付服务、在线查询、金融宣传三大功能，涵盖42项惠民业务的“普惠金融共享家园”微信服务平台，逐步扩大贫困地区金融服务覆盖范围。目前，全省农村地区共建成助农取款服务点2.24万个，布放ATM机1.12万台、POS机具22.28万台，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室乡镇覆盖率达85%。

（三）保险保障联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省内各保险公司探索农业保险“精准滴灌”扶贫模式，在全国首推中药材产值保险，创新推广“两保一孤”特惠保险，积极发展“政企扶贫宝”“精准扶贫100”以及农房保险、农房地震保险等贫困群众专属保险，大力发展养殖种植保险、扶贫小额贷款保证保险，探索开发蔬菜价格保险和苹果种植综合保险等特色险种，探索实践出的临洮县肉牛产业“六位一体”扶贫模式成为全国保险扶贫的经典模式。农业保险在全省的全面推动发展，发挥了固脱贫、防返贫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了贫困户、种养殖大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防范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能力。例如，甘南州先后启动了青稞、牦牛、藏羊、马铃薯等政策性特色农牧业保险，按照中央财政40%、省财政30%、州县财政分别10%的比例给予保费补贴，2018年青稞、牦牛、藏羊特色农牧业保险的覆盖面达到了100%，保费收入1.88亿元，赔付支出1.26亿元。

（四）建立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联合建立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将行政审批“绿色通道”、诚信主体优先享受各类扶持政策、简化诚信企业监管安排、诚信主体信用加分、降低守信主体交易成本等内容纳入信用奖惩范围，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强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政组织在网点建设、信用评定、产业选择、授信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创建活动，為贫困户量身打造信用评分、等级评定标准，形成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信用工程体系。以“三信”评定为基础，人民银行兰州中支在全国率先研发上线“甘肃省农（牧）户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全省已评定信用户393.28万户、信用村6211个、信用乡（镇）443个，各金融机构对全省404.33万建立信用档案的农户累计投放贷款2955亿元。

三、制约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因素

（一）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内涵

可持续发展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最早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更多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经济、环境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吴义能、叶永刚（2016）指出金融精准扶贫不是简单的增加信贷供给，是一项综合扶贫金融工程，应该从农户、企业、政府与金融机构建立互动开始，沿着产业形成和产业链延伸、稳定产品价格和增加收入的路径有序推进。本文参考吴义能、叶永刚的综合扶贫金融工程思想，将可持续发展观延伸到金融精准扶贫领域，并尝试给出一个定义，即金融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是指金融精准扶贫既能解决当前的贫困问题，也能解决长期的贫困问题。具体内涵是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通过不断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组织体系、农村金融服务产品体系，以及不断优化农村金融服务方式，进一步提高农户以及农村企业对信贷、便利支付、金融产品等各金融服务资源的可获得性，可获得性的提高又促使农户和农村企业进一步扩大生产性经营，发展壮大农业产业，从而带动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户增收，农村经济增长又反过来通过制约因素中介效应进一步带动农户增收，因此金融精准扶贫的持续性就表现在上述机制能够持续、顺畅地运行。

（二）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条件及制约因素

1.基础条件及制约因素。基础条件是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持续改善。近几年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金融服务差异，但城乡金融服务的“二元结构”仍未彻底改变，这不仅表现在金融组织、金融产品、金融服务人员数量等“量”的方面，而且表现在金融服务多元化、适应性等“质”的方面。比如，现有扶贫信贷产品更多是原有产品的简单移植，适用范围狭窄，可复制和推广空间较小，难以满足扶贫主体多元化信贷需求;金融机构对新型农村经营主体贷款审核较严，偏好于提供不动产抵押或者担保，而借款主体很难找到符合条件的担保人，并且自身拥有的住房、土地、林地、农机具等资源评估确权、流转处置等基础配套机制也不健全，影响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和信贷资金的投放。

2.关键条件及制约因素。关键条件是指农业产业持续发展壮大。近年来，在信贷资金的充沛供给下，农户和农业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农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村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农户和新型农村经营主体依托当地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不断扩大种养殖规模，在当地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带动力的农业产业。但这些产业还主要以低端产品为主，竞争力低、风险大、成本高、收益小等特征十分明显，仍然需要金融、税收、补贴等一系列优惠条件的扶持。比如，作为产业扶贫的主要承贷主体，目前全省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大多数集中在农产品收购、简单加工、销售等环节，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抗市场风险薄弱，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对促进产业发展和推动农户增收方面能力不足，对产业扶贫起领头带动作用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品牌效应不明显，“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联合体没有发展起来，各经营主体不能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带动能力不强。

3.重要条件及制约因素。重要条件是指货币政策力度持续加大。支持产业扶贫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扶贫再贷款、补充抵押贷款、准备金政策的定向实施和差异化实施等。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提高了金融机构的持续发展能力和参与金融精准扶贫的积极性。政策的力度应该进一步加大，一方面金融精准扶贫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如果商业金融没有政策的支持，就会导致金融机构的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从而降低金融机构扶贫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政策效果依赖于政策的持续性，随着不良贷款上升和金融机构流动性吃紧，金融机构对央行资金的需求更加迫切。调查发现，目前甘肃省辖内农信合机构受不良贷款攀升的影响，存款保险评级较低，限制了扶贫再贷款的使用，降低了农信合机构支持扶贫产业发展的可贷资金。

4.瓶颈条件及制约因素。瓶颈条件是指金融机构保本微利、风险可控。精准扶贫工程启动以来，为了确保金融机构保本微利，政府通过对精准扶贫小额信用贷款进行贴息、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等多个方面予以支持，但各地财政收入差异较大，贴息金额到账慢、风险补偿金欠缴等情况时有发生，从而降低了金融机构参与金融精准扶贫的积极性。据辖内银行机构测算，向一般的商业企业发放贷款每100元的成本只有3元，而发放扶贫贷款每100元的成本是7.2元，如果按照基准利率发放，扶贫贷款基本是没有收益或者是亏损的。此外，随着地方收入增速放缓，财政资金杠杆撬动作用十分有限，比如甘南属“三区三州”扶贫区域，州县两级财政对青稞、牦牛、藏羊保费补贴高达3900万元，补贴金额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接近4.5%，县级财政负担重。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建设，可分为外部机制建设和内部机制建设，其中外部机制建设包括财政出资建立的风险补偿机制和融资担保机制，内部机制建设包括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来规避信用风险。甘肃省目前风险补偿基金普遍规模较小，扶贫贷款损失风险分担能力有限，金融机构承担风险损失较大，担保基金存在总体规模小、不能足额到账、反担保条件严苛、担保对象覆盖面小等问题。农业保险方面也存在农业保险赔付率低、农业经营方式分散、农户保险意识不强、部分农户投保意愿不强、农业保险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商业性保险公司承保意愿低等问题。

四、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实证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从基础条件、关键条件、重要条件和瓶颈条件四个维度对金融扶贫的持续性进行评价（表1）。其中基础条件维度包括信贷支持力度、服务组织数量2个二级指标，用以反映信贷供给和金融服务体系健全程度对金融扶贫持续性的影响;关键条件维度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发展结构、产业发展规模、产业带动能力、产业发展技术5个二级指标，用以反映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特色产业发展程度、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发展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水平改进等对金融扶贫持续性的影响;重要条件维度包括货币政策一个二级指标和再贷款政策力度、准备金政策力度2个三级指标，用以反映金融政策对金融扶贫持续性的影响;瓶颈条件维度包括银行盈利水平、银行信用风险、风险分担能力、农业产业风险、信用环境质量、利率定价能力6个二级指标，用以反映金融机构经营业绩、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农业保险服务、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以及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对金融扶贫持续性的影响。

（二）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GCPA）作为综合评价方法，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是经典主成分分析法（CPA）在时间维度的进一步扩展，经典主成分分析法只能用来分析截面数据，当数据由截面数据加入时间维度扩展到面板数据时，如果继续采用经典主成分分析法，就需要对每个时间点平面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但这样处理后，就丧失了系统分析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所得结论也不具有可比性。相反，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将整个面板数据投影到一个统一的简化子空间中，并且这种处理方式从全局来看综合效果是最佳的。

1.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本文将甘肃省13个市州的金融扶贫持续性作为评价对象，时间跨度为2016-2019年。表1中，非金融统计数据均来源于甘肃省历年统计年鉴，金融数据由甘肃省人民银行各市州中心支行采集提供。运用SPSS（23版）进行全局主成分分析时，软件会自动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篇幅有限，原始数据及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不再列出。所选数据是否适合使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需要进行KMO取样适切性量数和Bartlett球形检验（如表2），KMO大于0.7，Bartlett球形检验小于1%的显著水平，说明本文所选的指标包含共同因素，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可以进行全局主成分分析。

2.全局主成分提取及载荷分析。解释总方差给出了各因素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表3），其中前6个成分的初始特征值均大于1，且前6个全局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貢献率为83.3%，大于本文假定的80%水平，因此可以提取前6个成分为全局主成分。经过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得出的成分载荷矩阵见表4，成分载荷矩阵反映的是主成分与原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载荷越大说明主成分与原变量的关联程度越大，越能反映原变量所包含的信息。

（三）主成分萃取

第一个全局主成分与表4中前14个指标有较强的相关性，是金融扶贫持续性关键条件和基础条件的体现，反映了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扶贫的运行机制，故将第一全局主成分定义为金融扶贫持续性的决定性因子（F1）。第二全局主成分与表4中第15-19个指标有较强的相关性，是金融扶贫持续性瓶颈条件的部分体现，反映了金融扶贫风险防范体系的外部运行机制，即通过融资担保机制降低金融服务风险，通过扩大农业保险降低产业发展风险，而不良贷款率又是金融扶贫风险防范机制成效的整体反映，因此将第二全局主成分定义为金融扶贫持续性风险防范外部因子（F2）。第三全局主成分与表4中第20-22个指标有较强的相关性，是金融扶贫持续性瓶颈条件的部分体现，反映了金融扶贫风险防范体系的内部运行机制，即金融机构通过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信用环境来降低金融服务风险，由于对不同等级信用农户实施差异化的利率定价，利率变动又反映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成效，所以将第三全局主成分定义为金融扶贫风险防范内部因子（F3）。第四全局主成分与表4中第23-24个指标有较强的相关性，是金融扶贫持续性瓶颈条件的部分体现，反映了金融扶贫金融机构保本微利的运行机制，所以将第四全局主成分定义为金融扶贫持续性金融机构盈利性因子（F4）。第五全局主成分与再贷款政策力度有较强的相关性，第六全局主成分与准备金政策力度有较强的相关性，这两者都是金融扶贫持续性重要条件的体现，反映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金融扶贫持续性的影响（F5），所以将第五全局主成分定义为金融扶贫持续性货币政策再贷款因子，将第六全局主成分定义为金融扶贫持续性货币政策准备金因子（F6）。

（四）综合得分计算

将6个全局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代入公式分别是0.5838、0.1299 、0.1157、0.0757、0.0482、0.0466。根据公式计算全局主成分综合得分，其中是各主成分得分，并将综合得分分年度排名，具体数值见表5，负数表示该值低于平均水平。

（五）动态特征分析

1.各主成分对甘肃省金扶贫可持续性的总体影响。表6中，金融扶贫可持续性决定性因子（F1）和风险防范外部因子（F2）对甘肃省金融扶贫持续性的拉动能力不断提高，分别由2016年的-2.37和-0.76逐年上升至2019年的2.39和0.70，其中决定性因子的拉动作用大于风险防范外部因子;风险防范内部因子（F3）对甘肃省金融扶贫持续性的拉动能力不断下降，由2016年的0.88逐年下降至2019年的-1.24;货币政策准备金因子（F6）对甘肃省金融扶贫持续性的拉动能力先持续下降，后在2019年小幅反弹上升;金融机构盈利性因子（F4）、货币政策再贷款因子（F5）对甘肃省金融扶贫持续性的拉动能力先上升后下降，其中金融机构盈利性因子（F4）在2018年出现下降，在2019年转为负值，货币政策再贷款因子（F5）从2019年开始下降至负值，这是由于政府贴息政策、再贷款政策在前期均有利于提升甘肃省金融扶贫的持续性，但在后期效果有所递减，因此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也有所下降。

2.各主成分对甘肃省各市州金融扶贫持续性的影响。各主成分对各市州综合得分的影响不同，某一主成分既是一个市州金融扶贫持续性的主要拉动因子，也是另一个市州金融扶贫持续性的主要制约因子，因此本文不再具体罗列某一个市州的拉动因子和制约因子，具体情况见表7。整体来看，综合得分高的市州各主成分得分呈现如下几个特征：一是各主成分对金融扶贫持续性都有正向拉动作用，即各主成分得分均大于0，代表市州有嘉峪关（排名1）、张掖（排名3）;二是某一项主成分对金融扶贫持续性的拉动作用十分大，远高于其他市州，从而即使其他主成分得分为负也对综合得分影响不大，代表市州有天水（F2较其他市州高，排名2）。综合得分低的市州各主成分呈现如下特征：其中几个主成分对金融扶贫持续的负向制约作用很大，直接拉低了综合得分，代表市州有甘南（F1、F3排名最低，F4排名倒数第4、综合排名13）、临夏（F1、F3排名次低，综合排名12）、白银（F4排名次低，F6排名最低，综合排名11）。

（六）结论

1.甘肃省金融扶贫持续性不断提升。甘肃省金融扶贫持续性全局主成分综合得分由2016年的-1.07大幅度提高到2017年0.32，上升了1.38个点，接着又小幅度下降至2018年的0.18，2019年又大幅度提高至0.58，上升了0.42个点，总体来看甘肃金融扶贫持续性不断提高。在精准扶贫工程起始年份，精准扶贫小额贷款的大量投入使得持续性得分迅速增加，随着精准扶贫小额贷款投放速度的减缓以及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量率”双升，持续性得分在2018年有小幅下降。2019年综合得分大幅上升的原因是前几年金融资源投入的产出效应开始显现。

2.大部分市州金融扶贫持续性不断上升。从各市州综合得分变动趋势来看，平凉、临夏、酒泉、嘉峪關、金昌、白银、张掖、陇南8个地级市综合得分不断上升，庆阳市综合得分先上升后持平。以上9个地级市占地级市个数近70%。天水、甘南、威武、定西4个地级市综合得分先上升后下降，其中天水、甘南、武威从2016年开始逐年下降，定西从2017年开始下降。从各市州综合得分排名来看，金昌、白银、张掖、陇南4个地级市综合得分排名不断上升，甘南、平凉、临夏、酒泉、嘉峪关5个地级市综合得分排名保持稳定，庆阳、天水、武威、定西4个地级市综合得分排名有所下降。对比发现各市州综合得分变动与排名变动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将不同年份各市州综合得分排名求平均再进行排名，得到4年期间各市州整体排名，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嘉峪关、张掖、天水、酒泉、金昌、平凉、陇南、武威、庆阳、定西、白银、临夏、甘南。甘南州产业发展薄弱、产业带动能力弱是影响金融扶贫持续性的主要原因。

3.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持续改善、金融资源供给不断增加以及农业产业持续发展壮大（决定性因子F1）是甘肃省金融扶贫持续性不断提高的主要拉动原因;融资担保服务体系和农业保险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以及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清收力度加大（风险防范外部因子F2）是甘肃省金融扶贫持续性不断提高的重要拉动原因;政府贴息增加（金融机构盈利性因子F4）和扶贫再贷款增加（货币政策再贷款因子F5）是甘肃省金融扶贫持续性不断提高的次要拉动原因，之所以是次要拉动原因，是因为金融机构盈利性因子F4和货币政策再贷款因子F5对甘肃省2019年金融扶贫持续性综合得分的负向影响不大，但在其余年份对综合得分的正向影响要高于风险防范外部因子F2，又小于决定性因子F1;农村信用环境质量欠佳和高风险金融机构增多（风险防范内部因子F3）等不利因素是制约甘肃省金融扶贫持续性提升的主要原因。

五、政策建议

（一）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一是做好政策衔接。根据贫困地区发展新阶段的实际需要，将部分扶贫政策整合优化为乡村振兴支持政策，在满足贫困户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整合部分到村到户扶贫资源，重点解决乡村产业发展中最突出和紧迫的制约性问题。二是做好规划衔接。在整个大的乡村振兴战略安排下，制定短期的2-3年发展计划，为脱贫工作和乡村振兴之间形成过渡。三是做好产业发展衔接。后脱贫时期，金融机构应将信贷资源从对贫困户的特惠性扶贫转到县域内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上来，并将产业兴旺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起来，实现从产业扶贫转向产业带贫。

（二）有效衔接产业扶贫与产业兴旺

一是规划扶贫产业区域发展。结合贫困地区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情况规划发展扶贫产业，积极探索并坚持以特色、高质、高端、高效的“一特三高”产业发展作为扶贫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加快推进产业发展规模化进程，形成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防止产业发展严重同质化，进一步提升抗风险能力。二是培育壮大新时期扶贫承贷主体。打造具有品牌效应的龙头企业，构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提高产品附加值。统筹整合现有财政、税收、金融等扶持政策，重点支持发展水平较高、带动作用明显的合作社进一步规范经营、做大做强。

（三）完善风险补偿机制

一是加大财政贴息资金投入。针对贫困地区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问题，建议国家出台后脱贫时期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延长贫困地区扶贫贷款贴息年限，加大中央财政贴息投入力度，有效巩固脱贫成效。二是改进财政贴息方式。坚持信贷资金商业可持续原则和市场化运作方式，改进财政全额贴息方式，用奖励基金代替贷款贴息，促进贫困户信用意识的提高，确保贷款“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将扶贫带动发展较好的新型经营主体和企业纳入贴息范围，促进扶贫产业发展。三是完善金融扶贫风险分担机制。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明确担保公司、风险补偿金、承贷银行的风险损失承担比例，足额充实担保公司资本金和风险补偿金，分担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

（四）加大政策激励力度

一是完善金融扶贫激励优惠政策。进一步出台金融扶贫的税收优惠、财政奖励等扶贫奖励政策。金融监管部门要对各类扶贫金融机构实行差异化监管政策，放宽金融扶贫贷款不良容忍度。人民银行要进一步降低贫困地区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支农再贷款使用范围，将支农再贷款的使用对象扩大到其它涉农金融机构。对于金融机构在贫困地区开设的分支机构、营业网点、人员配置上，地方政府各部门、金融监管部门要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二是建立完善尽职免责工作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建立完善金融扶贫尽职免责工作机制，建立落实“敢贷、愿贷、能贷”金融扶贫长效机制。

（五）加大风险防范化解

一是靠实金融扶贫风险防范化解责任。金融机构要与地方政府完善扶贫贷款合作协议，进一步明确贷款调查、发放、管理、贷款回收等方面的责任。靠实各级政府扶贫贷款管理主体责任，充分发挥乡镇政府和村两委、驻村工作组的作用，引导借款人按期落实还款计划。二是强化风险监测评估。金融机构要加强项目遴选和风险评估，注重防范扶贫产业“一哄而上”产业同质化带来的市场风险，做好资金用途的动态监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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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viation in the post-poverty Period

——Based on the Gansu perspective

Research Group

Abstract：Based on field research， this paper uses the glob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sustainability of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various cities and prefectures in Gansu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basic economic condition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a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rural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set quality ar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or credit environment and the increase of high-ris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the main constrain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last，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uch as effectively linking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dustrial prosperity， perfecting risk compens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policy incentives， and strengthening risk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Keywords：Post-poverty period;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fin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lob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olicy Suggestions

責任编辑、校对：罗慧媛

收稿日期：2020-07

课题组组长：李文瑞（1963-），男，安徽阜阳人，高级经济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课题组成员：石建平（1961-），男，甘肃定西人，高级经济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荆勤忠（1964-），男，甘肃庆阳人，高级经济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王永锋（1982-），男，甘肃庆阳人，中级经济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薛   媛（1983-），女，甘肃兰州人，中级经济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李佳辉（1989-），男，甘肃庆阳人，中级经济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平凉市中心支行。

注：本文为作者观点，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