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汉初的政治家除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也从维护帝国统治长治久安的角度关注粮食的安全，并提出一系列的政治举措。其中贾谊的《论积贮疏》和晁错的《论贵粟疏》，是思考粮食问题并建言献策的两篇代表作，允为“合为时而著”之作。鲁迅曾评价贾谊、晁错的政论文，乃“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及至今日，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两篇文章的创作主调都是如何保障农业生产、稳定粮食供应，维护国内和边境的安宁，故存在诸多相同的描述细节，只是遣词造句或表达方式有所差异。事实上，尽管《论贵粟疏》的阐述更为具体翔实，但晁错在创作中却有意参考了《论积贮疏》，是以该篇为范本进行摹本化再创作的结果。摹本是书画领域的范畴，指通过临摹真本而形成的艺术作品。这里借用来指代《论贵粟疏》创作中存在的模拟和改写现象，除以《论积贮疏》为创作范本外，对其他相关文本也有所化用。阅读古人的作品，除把握思想内容、领会辞章特色外，还要分析它的创作技巧，还原创作的过程。就《论贵粟疏》而言，它是界定晁错文学史地位和成就的名篇，其文辞之美和情感之蕴实稍有逊色，观察它的文学史价值就在于展现出汉初政论散文创作中的“共享”机制，依据既有的范本进行再创作，即摹本化的创作现象。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称晁错的《论贵粟疏》“上承贾谊《论积贮疏》而发，进一步提出务农贵粟的主张”，又浦起龙《古文眉诠》称此疏“与贾疏同时上（笔者注：浦说误，并非同时），意亦略同”。这都点明了《论贵粟疏》与《论积贮疏》两篇作品之间的密切关系，也由此拉近了两人的“距离”。的确，两人存在着诸多相同的一面。首先，从生平籍贯来看，两人均出生在同一年即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还都是中原（今河南）人，一位是籍洛阳，一位是籍颍川（今禹州），两地相距并不算远。其次，两人所师从的背景也相近，贾谊得曾师事李斯的河南守吴公的提携，学到了法家的治国理政之术;晁错则学申、商的刑名之学，刑名与法家具备很多的共通性，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贾生、晁错明申、商”。只是晁错似乎更重权术谋算，《汉书》本传称他为人“直刻深”，很精当地刻画出他性格中的尖刻谲诈。再次，两人都是年轻得志，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贾谊即被召为博士，一年之内又超迁至太中大夫，积极问政。而晁错大概也是在文帝初年（应晚于贾谊）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又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也是屡次谏言。最后，鲁迅称两人的文章风格，“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怪不得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专列一节名“贾谊与晁错”，正是着眼于两人的这些相似性。当然，由于个人禀赋及朝政环境的关系，两人的经历和命运并不尽相同。

两人的文章创作风格，同中实则还有异，鲁迅对此有比较精到的分析，称贾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于晁错。又以两人论匈奴为例，称：“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再来看《论贵粟疏》和《论积贮疏》两篇的创作，贾谊略显肤廓，提出了问题的纲目，但具体措施条陈不多;而晁错则是条分缕析，鞭辟入里，把粮食问题与朝政稳定、边境安宁之间的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晁错能“后出转精”，原因就在于他阅读过《论积贮疏》，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只好将《论积贮疏》中已经描述过的细节再行打磨，往深里挖掘。如此方能“翻新出奇”，使文帝获得新的阅读动力，也才能够起到应有的政治效果。否则，对于已经阅读过贾谊《论积贮疏》的文帝来说，再来一篇同题的陈词滥调反而无益。透过这些相同细节的描写，既可揣摩两人创作风格的差异，也借此橥出《论贵粟疏》的创作过程，即通过模拟和改写两种技术手段在已有范本和新的创作之间谋求平衡，呈现出鲜明的摹本化创作倾向。

《论贵粟疏》之所以会将贾谊的《论积贮疏》作为范本，首要原因自然是《论积贮疏》的创作早于該篇。《论积贮疏》创作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依据是《汉书·食货志》云：“于是上感谊言，始开藉田，躬耕以劝百姓。”按《文帝纪》，文帝始开藉田在二年春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但《论积贮疏》却称“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以刘邦立为汉王的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算起，至文帝二年不过二十余年，与此处称“几四十年”不合。故有《论积贮疏》并非创作于文帝二年的怀疑，如清人姚鼐称：“《通鉴》因《食货志》有文帝感此开籍田躬耕语，而文帝二年有开籍田诏，遂置此疏于文帝二年，此非是。文帝二年，汉才二十七年，而此云‘几四十年，必在长沙召回时也。”（《古文辞类纂》）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贾谊自长沙王太傅任召回长安，旋即赴任梁怀王太傅，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卒，年三十三。假定作于文帝七年之后，确实与“几四十年”相合。而且《文帝纪》还记载有九年（公元前171年）春大旱，《新书·无蓄》也称“汉之为汉几四十岁矣”，又提供了两条佐证。但《忧民》则称“今汉兴三十年矣”，倘若“四”为“三”之讹，便可印证作于文帝二年，因为自高祖元年至此年为二十八年，恰可称之为“几三十年”。笔者认为此“四十”乃“三十”的误写，此疏不可能作于文帝七年之后，还是要依据《文帝纪》和《食货志》的确凿记载。贾谊的《论积贮疏》进呈本，应在文帝阅后即作为文书档案而由秘阁整理保存。

而《论贵粟疏》的作年，一种说法是在二年贾谊上疏之后，依据是《汉纪》卷七云：“二年冬……是时上勤于政事，躬行节约，思安百姓……太中大夫贾谊说曰（即《论积贮疏》）……太子家令晁错复说上曰（即《论贵粟疏》）。”一种说法是在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称：“这一奏疏大概上于汉文帝十一年间。”该说比较可靠，按《食货志》，晁错上此疏后又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文帝从错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按《文帝纪》亦载十二年诏云：“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则《论贵粟疏》当作于十二年之前，推定于十一年。一种说法是在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不知何据。还是宜定在文帝十一年，虽距《论积贮疏》已过去了九年，但粮食问题始终是汉廷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晁错创作此疏的背景，《汉书》本传云：“错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之所以称“复言”，是因为在此奏疏之前曾上言兵事，讲如何抵御匈奴寇边。匈奴一直是汉帝国面临的重要威胁，除采取和亲、边境通好的政策外，便是屯边驻军施行防御战略。贾谊所作的《陈政事疏》也是针对匈奴侵边事。处理匈奴侵扰不是单纯的对外问题，也关系着帝国的内部稳定，外患必致内忧。其中最为重要的恐怕就是粮食问题，因为戍边的大量军士需要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才能够稳定军心，同样，内地的民众也需要解决衣食问题才能稳定农业生产，政局才能得以巩固稳定。而当时实际情况则是农民受到商人的兼并盘剥，加之水旱灾害、急政暴赋，大量农民卖田鬻子，流离失所。通观《文帝纪》的前元十六年间，文帝有关重农的诏书就达数道，如元年诏有“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其议所以振贷之”之语;二年诏则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同年又下诏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十二年诏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十三年诏又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同年又下诏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可见，粮食也就是农业问题在文帝一朝的重要性，始终是萦绕在政权建设层面的首要问题，晁错所撰此疏可谓切中时弊和要害。晁错将之与“守边备塞”并称“当世急务二事”，实际“守边备塞”也离不开粮食问题，粮食问题乃其核心。晁、贾两人对此心有灵犀，两疏在篇末均提及粮食蓄积关系着守边屯戍，如贾疏云：“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又晁疏云：“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晁错所奏“二事”本为一篇，班固将疏中“守边备塞”的部分载入本传，“劝农力本”部分则载入《食货志》（后人称之为《论贵粟疏》），与贾谊的《论积贮疏》前后相接，形成两篇亲缘性很强的互见性文本。就实际情形来说，晁错任博士，是有机会读到秘阁所藏贾谊《论积贮疏》的，他能够以贾疏为范本，将同类细节进行摹本化创作，而结撰为具有高度时事针对性的《论贵粟疏》。“积贮”是贾谊疏的关键词，晁错多改用“畜积”（贾疏中也使用了该词），只在一处使用了“积贮”。相对应细节改写者有多处，贾疏云：“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晁错疏改写为“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贾疏云“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晁错改写为“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将笼统的“至纤至悉”细化为“务农桑”“薄赋敛”“广畜积”“实仓廪”和“备水旱”。贾疏云“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晁错改写为“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按贾疏疑脱去“鬻”字，《新书·无蓄》作“岁恶不入，请卖爵鬻子”，亦有“鬻”字。贾疏云“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晁错改写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贾疏云“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晁错改写为“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晁错在改写中似乎还参考了贾谊《新书》中的相关篇目，而并未局限在《论积贮疏》。如晁错疏云“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按《忧民》篇云：“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汤旱七年，甚也野无青草，而民无饥色，道无乞人。岁复之后，犹禁陈耕。古之为天下，诚有具也。”在《无蓄》篇中也有类似的描写，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汤有十年之积，故胜七岁之旱。”晁错的此处改写更多地依据了《忧民》。上述所举诸例，虽属相同的细节，但经晁错改写后确实更显细密具体。

附带说明的是，东汉荀悦纂修《汉纪》，依据《汉书》所录晁疏进行了删略和改写。删略者，如“民贫，则奸邪生……终岁不制衣则寒”诸句。改写者，如疏文“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句，《汉纪》改写为“夫饥寒切于肌肤，慈母不能以保赤子，君安能以有民”;疏文“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汉纪》改写为“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重采，食必重肉，无农夫之苦，有百千之得”。有些差异，似可订正疏文，如疏文“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汉纪》“周”作“周流”，疏文似脱去“流”字。又疏文“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汉纪》“力”作“市”，清人王念孙即认为“力当作市”。

总之，晁錯创作《论贵粟疏》“共享”了《论积贮疏》的诸多细节，为了营造新的书写效果，而进行了一番重新改写，结果是比贾疏更务实严谨，避免了疏阔，获得文学史家的赞同。但同时也要看到，晁错的创作又呈现出沉实有余而辞采不足的一面，文学史家如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即称其“不足之处是略乏文采”，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亦称“文采和情感”稍逊于贾谊。其实，《论贵粟疏》的创作还是讲究辞采的，有些语句采用环环相扣的顶真修辞手法，使说理更严谨和周密，如云“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又如云“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再者，回到历史的现场，晁错要创作有关粮食谏言的《论贵粟疏》，他的前面横亘着贾谊创作的《论积贮疏》，况且预期的阅读对象是同一人即汉文帝，自然有不小的创作压力。文采和情感固然是文章之美的重要标志，但既然贾谊已走到了前面，再行踵事增华易蹈于虚空，于是晁错另辟蹊径在质实上下功夫。晁错选择的创作趋向无疑是正确的，成就了与贾谊《论积贮疏》并驾齐驱的又一力作，如果说文采不足是其“失”，毋宁说恰是一种创作上的“得”。今之读古人作品，宜抱持“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如此才会避免偏颇之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