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1929年：圆明园遗址惊现“白石饭”

圆明园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掠之后，复经1900年八国联军破坏，饱经劫难，至20世纪20年代，已彻底沦为无人看管的废墟。

作为“国难”与“国耻”的见证，不少文人墨客在此凭吊追怀，付诸诗文纪念。不过，除了在此寄情抒怀，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遗址中的建筑残件，有着相当浓厚的“开发”与“实用”意愿。

这些曾属于圆明园组成部分的建筑残件，因其质地坚实、石料精良、雕刻精美、造型别致等诸多“可用”之优点，被民国初年的官吏豪绅明转暗移，挪作建筑私家宅邸、园林甚至陵墓之事，屡见不鲜。

至于普通民众在圆明园遗址中随意攀爬、踩踏、搬移、刻画，损毁、摆弄残件，更是司空见惯，从无追究。甚至还一度出现过官商勾结，组织游民群起捣毁汉白玉石柱残件的事件，如此这般肆无忌惮地损毁文物，其目的竟是将其研磨为细小石粒之后，掺入白米中增重牟利。圆明园遗址中的“凿石搀米”事件，当时迭经南北报刊披露，一度引发热议。

1929年1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以《北平新食谱——白石饭》为题进行公开披露与批评，报道称：

记者前日下午，偶至圆明园散步，至西洋楼附近，闻有金石琤琮之声，清脆可听。该近，果见三行处，数石匠，将该处雕刻甚工之白石，凿成细块，并有某机关公务人员在旁监视。据谓此种白石，已售于西直门内某砂厂，故该厂将其凿为细粒以作搀入大米之用。此项交易，由管理某园事务所所长经手，以方丈计算，每方丈十八元，共售十方丈，得价一百八十元云云。

对于此种匪夷所思、既破坏珍贵文物又危害公共健康的非法行径，记者十分痛心又不无讽刺地评述称：

按西洋楼为圆明园仅存遗迹，有石柱、石基等，分青石、白石（即燕石）两种，雕刻极工，系西洋名匠所雕;其柱皆作意大利哥林斯式，记者所见各种石基，创痕宛然，皆系新凿，以如此雕石，而售十八元一方丈，可谓贱矣。至以白石搀入大米，则奸商牟利之别开生面者也，此后吃饭，牙齿诚宜十分小心。但不知北平保管古物委员会诸公，对此亦有所闻否？

1932年：圆明园遗址“捣石搀米”

屡禁不止

时至1932年1月24日，北平《世界日报》仍有报道披露“西郊圆明园故址，西洋楼一带，存有昔日白石建筑甚多。时有被游民捣成细粒，售与城内米肆情事”。

对此种行径，古物保管委员会能做的，也无非是“一度函请北平市政府查禁”。这一纸空文并没能起到什么威慑作用，当局似乎也没有什么强硬措施出台。这一两年前即被上海报纸披露过的“捣石搀米”怪现状，非但没有被彻底禁止，还屡禁不止，更有“捣取者，每日更成群结队前往，且称已出价收买”。当年情形究竟恶劣到什么程度，不妨细读此报道。原文如下：

西郊圆明园故址，西洋楼一带，存有昔日白石建筑甚多。时有被游民捣成细粒，售与城内米肆情事。古物保管委员会，前曾一度函请北平市政府查禁。最近据报：捣取者，每日更成群结队前往，且称已出价收买。该会以此事关系古代文化、市民健康，特于昨日再函市府，请为彻底查禁。原文如左：

径启者：案查北平西郊圆明园故址西洋楼一带，尚存有昔日白石建筑物。雕刻精美，具有美术上价值，近闻附近居民，在彼凿取石屑，售诸奸商，搀入米面之内。不特于市民卫生有害，亦且残毁古物，殊堪痛恨。本会前曾函请市公安局令饬西郊分署，从严查禁。并请会同清华、燕大，会商保存之法在案。嗣得公安局子字第三四号公函复称，据北郊区署查复，圆明园故址内，有四十八处名称，现均有名无实。西洋楼原有汉白玉石柱，早经损毁不全，亦无砖木，无法保存。且该园所有地上遗址，以及河圈地亩，均归北平市管理颐和园事务所管辖权宜处理，警察无从干预。惟查附近居民，时有凿取石屑情事。已饬长警随时严行查禁等情，具复前来。相应函复，即希查照等语到会。本会当以该管区署既经饬长警查禁，自可不至再行凿取。乃本月二十二日，接到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吴其昌来函称：径启者，圆明园一代名园，震烁中外，今成劫灰，含生所痛。劫灰之余，惟长春园西北角（俗名西洋楼）之海晏堂、观水法、远瀛观、万花阵等残址。白石雕刻，巍然尚存。登临一望，于斜阳烟草间，矗立古欧式华厦之断柱数条，恍如置身古希腊遗址。或如滂贝故城，涌现目前。此真吾国家昌盛光荣之遗址，吾民族伟大艺术之遗迹，文化上无价之珍宝，历史上无上之瑰宝也。乃最近数年以来，无知暴民，日夜凿碎其白石，成为细粒，售于城内米肆增加米量。毁灭民族文化，破坏市民健康，狂谬恶戾，至此以极。岂知事有更痛心于是者，其昌迭据友人及学生校警报告，最近半年来，愈捣愈凶，乃至成群结队，不分昼夜狂捣。其昌于一月二十日，偕同清华大学梅校长、庶务科金君，携校警四人，亲往查勘，见海晏堂唯余瓦砾一堆。半年以前，尚灿然可观，几欲失声痛哭。远瀛观白玉葡萄雕柱，乃路易王朝作风，与凡尔赛故宫同其价值。其一未倒者，根基已破损，即将崩断。再三五月，恐将尽成平地。且暴徒公然自承，或云“乃乔四收买前来”，或云“乃张排长卖与我们，每方卖价五元”（自称王炳祥者说）。或云“我不是偷砸的”（多数这样说——且有自称颐和园事务所派来之警察一人云：奉命监督拍卖废石废砖。而实际则率领数十工人，将四周雕墙之建筑遗址，大规模拆卸。有组织挖掘仅存之国宝，有即刻化为微尘之忧。窃思此民族国家之文化遗产，凡属国民，人人与有光荣，即人人与有保护之责。决不忍坐视一二墨吏暴徒，互相勾结，贪蝇头之微利，而毁灭国族文化之命脉。颐和园事务所有无此举？用意何在？应请贵会咨行市政府，严厉彻查。将污吏暴徒，按法惩治，仅存古物，迅予保护。并请即刻办理。盖上项古物，乃在苟延残喘，不可终日形势中。早办一日，早免一日死刑危险。不胜迫切待命之至等语。查公安局复函，系在一月五日。而吴君偕同梅校长等往查，系在一月二十日。其间已历半个月之久，何以该管区署，尚容暴徒结队狂捣？且有自称颐和园事务所之警察，在旁监视。殊令人无从揣测此中真相。究竟该事务所是否呈准贵市政府有案？抑或私勾市民擅毀古物？事关平市文化，不得不函请贵市政府彻查真相见复。并恳从速令行颐和园事务所严行查禁。至纫公谊。此致北平市政府。

这则报道以古物保管委员会致北平市政府的一通公开信之内容为主体，将圆明园遗址内愈演愈烈的“捣石搀米”非法活动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晰地呈现给了广大读者。

据此报道可知，1932年年初，古物保管委员会方面已将游民捣取圆明园残件的情况上报北平市政府，请求出面查禁此种非法活动。1月5日，得到北平市公安局子字第三四号公函复称，圆明园“所有地上遗址，以及河圈地亩，均归北平市管理颐和园事务所管辖权宜处理，警察无从干预”。虽然没有管辖权，可公安局还是允诺，“惟查附近居民，时有凿取石屑情事。已饬长警随时严行查禁等情，具复前来”，表示还是会派出警察前去查禁，不会坐视不管。

报道中提到了两个政府机构：古物保管委员会与北平市管理颐和园事务所。古物保管委员会，于1928年成立，乃是“北伐”之后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隶属于中央的文物管理机构，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2年6月18日公布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确认该会按照《古物保存法》行使古物保管职权。北平市管理颐和园事务所，亦于1928年成立，隶属于北平市政府，当时兼管圆明园遗址。根据当时两个机构分属中央与地方的不同隶属关系，古物保管委员会要查禁圆明园遗址内“捣石搀米”之活动，并不能直接对北平市管理颐和园事务所下达指令，必得向北平市政府报告，等待相关处理意见。

在首度向北平市政府致函之后，古物保管委员会以为，“当以该管区署既经饬长警查禁，自可不至再行凿取”。孰料在收到北平市公安局复函两周之后，1月22日，古物保管委员会又收到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吴其昌的来信，再次报告了圆明园遗址被破坏、残件被捣取之事，言说“最近半年来，愈捣愈凶，乃至成群结队，不分昼夜狂捣”。

为此，邻近且已接收部分圆明园遗址的清华大学方面，即刻以校长梅贻琦为首，派出相关人员，进行实地勘察，以便通报当局予以查禁。

试想，一面是面对国宝毁损“几欲失声痛哭”的清华校长与学者，一面是堂而皇之宣称“我不是偷砸的”捣毁文物之暴徒，双方在那一片迭经劫难、满目荒凉的圆明园遗址之中对峙，这是一番何等令人无奈又无助的时代景况？

至于现场“有自称颐和园事务所派来之警察一人云：奉命监督拍卖废石废砖。而实际则率领数十工人，将四周雕墙之建筑遗址，大规模拆卸”，这样的更令人难以置信、匪夷所思的场景，却恰恰与两年前上海报道中所称现场“并有某机关公务人员在旁监视”悄然吻合了。

如果实情果真如此，如果确有当地公务人员执法犯法参与此非法行动，那么可想而知，圆明园遗址中“捣石搀米”活动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之势，则实属必然了。

1932年：校园中的华表与胡同里的雕栏

仅据笔者所见，自“白石饭”报道首见于上海《民国日报》，“捣石搀米”报道再见于北平《世界日报》之后，关于游民一度频繁破坏圆明园遗址的情况，却再未见诸报道，再无下文可寻。

或许，事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所以没有了继续报道的必要。前边已经提到，1932年6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确认该会按照《古物保存法》行使古物保管职权。可能正是在这一法规的职权强化之下，可以为圆明园遗址保护工作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然而，这或许只是理论上的“一厢情愿”。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相继沦陷，整个华北地区岌岌可危。在内忧外患的动荡时局之下，圆明园遗址保护工作，始终未能得到足够重视与有力落实，相关条例法规，大多形同虚设，并无实际效力。

1932年2月13日，北平《世界日报》刊发一条简讯，再次揭示了圆明园遗址保护不力的真实状况。报道原文如下：

近据报告，平西圆明园砖石，时有被盗情事。市府以该园砖石，约分二种。除普通砖石照章出售外，尚有太湖石及花白石柱等，均有关古物，极应保护。特于昨日派视察员周鹏飞、廖实秋等，会同颐和园事务所职员，前往详细调查，以重古迹云。

这样的简讯，看似宣传当局重视遗址保护而派员调查，实则乃因“平西圆明园砖石，时有被盗情事”而起。这样的报道，虽轻描淡写，可却着实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当年对圆明园遗址的双重破坏，即人为毁损与盗损，始终无法有效遏制。

除了人为毁损与盗损，如本文前述官绅对圆明园建筑残件的搬迁与重置，自然亦是不可忽视的圆明园遗址破坏因素之一。据查证，早在1925年，燕京大学修建校舍时，即将圆明园安宫前的四根华表，搬走了三根，并将其中两根竖立于该校主楼前，以作点缀。余下的一根，被京师警察厅运走，一度横卧于天安门前。1931年夏，当局又将燕京大学多余未用的一根，和此卧于天安门前的这一根，一同运至北平图书馆在北海西岸建成的新馆（今国图古籍馆）主楼之前，重置为一处“新景”。

当年，岂止是燕京大学、北平图书馆这样的公立机构，公然搬移重置圆明园建筑残件，即便北平城内寻常胡同里的私人宅邸，圆明园遗物的踪迹也时常闪现。最具代表性的一例，即是米粮库胡同4号，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著名学者胡适租住的私宅中，即有圆明园雕栏所砌遗构一处。

1932年10月18日，上海《良友》画报总编梁得所，登门访晤胡适。步入胡宅之际，但见“胡氏所住的房子，大门内便是一个广阔的院子，厅前两列白石的雕栏，书室在西厢”。

一番寒暄闲聊之后，临别之际，胡适送给梁氏一张照片，即他自己站在院中雕栏之前所拍摄的。胡适手执照片，特意告知梁氏称：“我另送你一张照片罢。前几天一位荷兰女士来照的，这照片有点小道理，你看这屋子厅前的石栏杆，是从圆明园搬来的。”

梁氏颇感惊讶，当时就接连追问道：“真的吗？怎样得来？”胡适答称：“从前这屋子的主人大概有点面子罢，建筑时从园中搬些石栏来用，现在竟保全清代的一点遗物。”（访谈原文刊发于《良友》第75期，1932年12月）

因胡适并非此宅原主，他也是才于1930年末租定此宅，方才寓居于此的。至于此宅原主是誰，胡适也并不一定知晓，但宅中既有圆明园雕栏以作装饰，所以推测称“从前这屋子的主人大概有点面子罢”。

无论如何，仅以此胡适租住私宅亦有圆明园雕栏的事例来考察，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城中，圆明园遗物的搬运与流散之数量，应当颇为可观。可以说，相当一部分官绅豪门、公私机构，均对圆明园遗物有过染指，虽然客观上较之“捣石搀米”之类的确起到过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总体上对整个圆明园遗址的保全却仍是一种破坏，仍然是不堪回首的自私无知之举。

1936年：圆明园石碑移赠哈佛大学

时至1936年5月28日，一通圆明园石碑将整体迁运美国赠予哈佛大学的消息，又在北平城里引起社会各界热议。当天的北平《世界日报》“教育界”版面刊发了这一消息：

美国哈佛大学本年九月为成立三百周年纪念之期，该校我国留学生千余人，现已共同筹备庆祝，并决定公赠巨大石碑一座，以资纪念。碑之式样与北平图书馆碑相同。高约十三尺一寸，宽约五尺余，厚约一尺余，重约三万斤。闻为圆明园旧物，价值千余元，已在安外某石厂鸠工凿刻字文，本月底可完成。下月底即起程运赴美国，赠予该校，树立于该校纪念园中。记者昨访某老留学生，据谈：哈佛大学为美国最高学府，历史较美国独立犹长。而我国留学该校者亦甚多，兹逢三百周年纪念之期，遂以此古色古香之石碑赠之，实涵养至深。盖碑之一物，可以代表我国之文学、书法、雕刻等艺术，若陈列于该校，足使彼邦人士，对中国之古代文化，得更进一步之了解云。碑文为中文，题为“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记”。兹录碑文如下：

文化为国家之命脉。国家之所以兴也，系于文化，繇于文化，而文化之所以盛也，实繇于学。深识远见之士，知立国之本，必亟以兴学为先;创始也艰，自是光大而扩充之，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效于数百年间而勿替。是说也，征之于美国哈佛大学，滋益信矣！哈佛约翰先生，于三百年前由英之美，讲学于波士顿市;嗣在剑桥建设大学，即以哈佛名之;规制崇闳，学科美备，因而人才倍出，为世界有名之学府，与美国之国运争荣。哈佛先生之深识远见，其有造于国家之文化大矣！我国为东方文化古国，然世运推移，日新月异;志学之士，复负笈海外，以求深造。近三十年来，就学于哈佛，学成归国，服务国家社会者，先后几达千人，可云极盛。今届母校成立三百年纪念之期，同人等感念沾溉启迪之功，不能无所表现。自兹以往，当见两国文化，愈益沟通，必更光大扩充之，使国家之兴盛，得随学问之进境以增隆。斯则同人等之所馨香以祝，而永永纪念不忘者尔！西历一九三六年九月哈佛中国留学生全体同人敬立。

【又讯】北京大学院长胡适，定七月中离平赴沪，搭轮出国赴美国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并代表北大参加庆祝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纪念大会，事毕即行返国云。

上述800余字的报道，将圆明园石碑作为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献礼的消息公之于众。此篇报道为世界日报社自办的新闻专科学校学生充任实习记者，予以采编发布的。可能正是因为此报道为学生习作的缘故，采写内容十分翔实，连碑文也一字不落地记录了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哈佛碑”报道之后，紧接着“又讯”一条向读者披露，北大文学院院长将“代表北大参加庆祝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纪念大会”。很容易让读者将胡适与“哈佛碑”联系起来，遗憾的是，报道中并没有直接说明二者的关系。

时隔80余年，此碑至今仍矗立于美国哈佛大学校园内。碑身为汉白玉所制，莹润厚实，气象庄重。碑身基座所雕四爪強健，鼎力昂首，气度轩昂。碑额浮雕“双龙交颈”图案，碑体两侧及碑文边框均以云龙纹环绕雕饰。当年报道中称此碑“闻为圆明园旧物”，如今，碑石基座一侧，还有哈佛校方安置的一块中英文介绍牌。中有介绍称：

此亭亭笔直之大理石碑乃中国哈佛校友会于一九三六年为母校成立三百周年捐赠志庆。碑文旨在纪念一六三六年哈佛大学之创建，并颂扬中美两国右文兴化、重学尊教之传统。原文楷体三百七十字，为著名学者及外交官胡适（字希，安徽绩溪人）手笔亲书。其时胡适代表燕京大学参与一九三六年校庆，获颁哈佛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为盛事致辞。

短短百余字的介绍中，并没有提及此碑是否为圆明园旧物。不过，胡适早年笔名曾用“希”而非字“希”，代表北京大学而非燕京大学出席哈佛校庆，这两处常识性错误出现于介绍牌中，使得对胡适其人其事稍有了解者，深感诧异。至于介绍牌上大力宣扬此碑为胡适手书，则更令人生疑了。

综览碑文全篇，无论是书法风格，还是行文风格，都与胡适曾经的作品大相径庭。遍查胡适日记及年谱相关文献，均无其书写或撰写此碑碑文之记载，哈佛大学介绍牌上的说法，实不可信。

反观碑文首句“文化为国家之命脉”，实为至理，可将此句刻于圆明园石碑之上，远渡重洋赠予美国大学，着实有些反讽意味了。既明言“文化为国家之命脉”，就应当知晓圆明园遗物的宝贵之文化价值与独特之纪念意义，为何还要将此碑磨泐重刻为“新碑”，且远渡重洋将之移赠外邦呢？

这样的文化怪状，恐怕仍与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政局动荡、根本无暇他顾有关。20世纪30年代，当局于政局时局已疲于应付，文保事业左支右绌，更何况早已损毁的圆明园遗存，也正因这积弊积贫的国情，从“白石饭”到“哈佛碑”——贯穿于20世纪30年代的种种奇事怪谈，才频频上演于圆明园遗址之中。一代名园一次又一次地见证着国家危亡与文化衰落。

新中国成立之后，圆明园遗址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才一步步走上正轨，那些令人痛心的破坏行径，终于彻底禁绝，一代名园也就此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