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易安

《文学史学原理研究》，董乃斌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40.00元

中国文学史的种类繁多，据说至少已有1600多种，但从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算起，恰好一个世纪。写文学史有没有规律?什么是文学史的范式?如何认识和表述文学史发展轨迹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现象?构成文学史的基本要素是什么?等等等等，真是应该“清算”一下，以便对众多的文学史成果作一些理性的思考，从理论上对文学史学科进行科学的总结。2008年6月，董乃斌先生主编的《文学史学原理研究》出版，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学史原理的探索已经推进到一个相对成熟的境地。

《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是近年来为数不多、分量颇重的理论研究著作，它的问世，使得已经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的系统工程有了一个比较完满的结局。事实上，它的价值还远远不止这些，对于文学史学来说，这几乎是一块有开创意义的里程碑。《文学史学原理研究》对文学史学的学理、学术范式、研究方法的阐释、文学史学理论框架的建构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全书共分十章，前四章是文学史学理论框架，涉及文学史学的对象、性质及其定位，文学史本体，文学史的构成与功能，文学史的规律与研究方法；后面六章则是专题论述，包括文学史研究主体，文学史类型学，文学史范式论，文学史史料学、编纂学以及文学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几乎包含了文学史学所涉猎的方方面面，在专题论述方面，作者以科学的宽容的态度，吸纳了近二十年来关于文学史学学科研究中的学术成果，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文学史学的理论研究，难度不言而喻。其难一，是文学史的复杂和多元性；其难二，是文学史学学科的初创性；其难三，是理论建设本身。《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最大的成功是理论框架的建构，并将这一理论框架设定为开放型的，以求促进文学史学学科和文学史学理论的发展。

关于文学史本体的论述，可以从局部体现作者的匠心独运。既是全书的核心，也是最精彩的部分。这一部分中，作者提出了“四本说”作为理论框架，即“文本”、“人本”、“思本”和“事本”，同时根据现有的成果建立了文学史形态的指标体系。在论及“四本”时有许多精辟的断言。例如，关于“文本”，作者论述了作品如何成为经典的途径，不同时期的经典变换，认为“把历代文学作品，即文本视为文学史本体，使文学史的研究和编撰有了可靠的基础”。同时又指出，“作品的人史率”“是一个有价值的参数”(56—57页)。关于“人本”，作者指出，“人本”的意识同时还存在于文学批评史和历史学中，“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文学史家的一种共识”(73页)；文学史的“人本”“不仅是指创作者，而且也应当包括接收者、消费者——他们实际上是另一个层次和另一个阶段的创造者”(76页)。“思本”除了对文学思想、文学批评史的包含，还归纳了三个方面的情况：第一，文学史家所持的“学术理论或指导思想”；第二，“文学史家从文学史的流程中概括出来的”“具有规律性意义的认识”；第三，文学史家的“寄托”和“议论”，“前者与史家的动机有关，后者与史家的心态有关”(82—88页)。“事本”则被定义为“凡与文学相关的人间种种事情，无论大小轻重，无不被人发掘开垦”(96页)。

在四本说中，“事本”说的提出，更具有理论构架的开放性。“事本”的命题，可能最早是中国诗歌的流传中对“本事”的关注，也与近二十年来叙事文学研究成果遍地开花的状况有关，但作者提到法国朗松关于文学社会学的影响，以及关于开放性体系的说法，这便使我再次回味董乃斌先生关于文学史无限性的论述(28—42页)。他说：“一切以史料为基础、为出发点和核心的具体研究(无论实证还是析论)，都可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畴，这种研究还可能是有限的吗?”(31页)以这样的“无限性”收纳包裹进有限的“原理”，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虽然作者多次重申“开放性”，但确定的“要素”或者新生的要素必须包罗万象、言之成理，这就再次回到本文开头时说到的难度，即没有一种理论可以涵盖所有的现象。在当下实证研究学风盛行的今天，完成《文学史学原理研究》这样开创性的理论研究，不仅其勇气和获得的成果弥足珍贵，在学术争论和商榷中，研究者建设性的心态则更加珍贵。

通读全书以后，再度感受到“四本说”的确定，对于文学史学来说，不仅是对现有文学史成果的形态归类，而且是对文学史构成的要素的界定。其实，无论何种形态的文学史，都少不了上述四种要素。或者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不同的文学史著作，某种要素更突出而已。对这些要素的综合或者分别使用，其实是史家基于特定历史时期以及个人审美经验的自觉行为。或者说，文学史的写作，其实是对文学发展阐释的一种话语权。记得20世纪90年代讨论重写文学史的问题，提倡文本细读的回归，潜在的意义就是，你误读了文本，我们重新读过，以纠正你的误读。所以，说到底，重写文学史，是对文学发展历史的新阐释，是一种话语权的博弈。博弈中，也往往是一些非主流的文学现象挤进主流。这种论争非常有意义，这一个过程不仅出现了许多新成果，孕育了文学史学这样一个新的学科，更重要的是，文学版图以及与文学相关的周边逐一被开发，逐一被认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世界，而且，也似乎预示了它的无限性。当文学史的成果呈现出复杂和多元，话语霸权也许就很难一统天下，取而代之的，将是话语权的分置与合作。《文学史学原理研究》在专题研究中，分章论述了类型学、范式论、史料学和编纂学等，包括在不少章节中不断阐释没有能够专设一章的问题，例如情感的问题(103页)。作者在书中也多次强调文学史本体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甚至在论述文学史的构成和功能也不断强调：“文学史的功能不是一个常数，更不是一个死数，而是活生生的，开放式的。变动不居的。”(145页)将理论研究形成一个开放的框架，面向未来，这也许是《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最有意义的方法论。

作者说，“四本”中，“人本”是核心，我并不反对。但又觉得随着文学史当前和未来功能的延伸，这个核心也许会转移。最近读到美国罗伯特·达恩顿(Rohen Damton)的《屠猫记》，作者在序言中说：

本书探讨的是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书中试图陈述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这种探究的途径在法国称之为“心灵史”，也可称作“文化史”，因为那是以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的同一方式处理自身的文明。那是“民族志”观察入微所看到的历史。

“心灵史”的提法，已经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这里提到的“思考方式”和“注入情感”，成为许多交叉学科关注的要素，对文学史本体要素将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将验证一句名言：“世界是平的。”

本文编辑杨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