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飞

摘要：关于袁世凯与辛亥革命果实的关系，统编初中历史八年级上册在第三单元导言中呈现了一种新提法——“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落入袁世凯的手中”。表述的微妙变化折射出评价导向的转变。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且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很大程度上是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并非完全是其个人主观预谋。不能因为袁世凯晚年背弃革命而全盘否定其人生历程。

关键词：袁世凯 辛亥革命 学术研究

提到袁世凯，学生往往条件反射般地想到他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但是，笔者在备课中发现，统编初中历史八年级上册在第三单元导言中呈现了一种新提法——“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落入袁世凯的手中”。表述的微妙变化折射出评价导向的转变。笔者以为，从“窃取”到“落入”，说明教材在引导学生形成这样的历史认识——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且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很大程度上是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并非完全是其个人主观预谋;不能因为袁世凯晚年背弃革命而全盘否定其人生历程。对于这一提法，我们可以引导学生结合史实展开具体分析。

一、继任临时大总统不完全是袁世凯的预谋

教材明确写道：“武昌起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与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交涉，力图通过和平的方式早日实现共和。”说明革命派在和谈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而非袁世凯单方运作。事实上，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

（一）袁世凯主张立宪，契合时局的需求

提到改革和变法，学生往往只会想到康有为和梁启超。事实上，亲身经历了甲午战争的袁世凯也是立宪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给光绪皇帝上书：“变局之来，惟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弭于无形。此次军兴失利，势诚岌岌，然果能中外一心，不忘仇耻，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除了积极上书外，“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提到袁世凯与维新变法的关系，学生可能很容易想到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推动慈禧发动政变的史料。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统编初中历史教材已经删掉了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以及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的历史细节。杨天石先生指出，康有为所说的“慈禧准备在天津阅兵时废掉甚至杀掉光绪皇帝”是虚构的，是为维新派“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的政变“制造舆论”。茅海建先生则指出，戊戌政变“未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不过消息传到北京，“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维新变法失败后，袁世凯又投身到推行清末新政的实践中，并逐步成为时人公认的立宪派改革家。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科举制改革，袁世凯还在直隶地区大刀阔斧地改革，“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教育，从司法改革到城市的治理，直隶新政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为各省所效法”。

可以说，当革命派和立宪派都在为救亡图存而奔波时，袁世凯作为时人心中的立宪派领袖脱颖而出，成为革命派和谈的首选。

（二）革命派本身存在不足，寄望于袁世凯

之所以革命派力主与袁世凯和谈，与革命派当时面临的客观情况息息相关。武昌起义前，革命派领导了多次起义。但从起义规模、参加人数、活动经费等方面看，起义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武昌起义乃至阳夏战役对清王朝的灭亡也不具有颠覆意义”。革命派本身存在的不足，使得他们越发希望与当时的第一军事强人袁世凯合作。1911年11月9日，黄兴致电袁世凯，盛赞其倡导的和谈是“仁者用心”，“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11月12日，黎元洪通过刘承恩向袁世凯带信，明确表示，只要袁世凯“能来归”，那么“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在黎元洪的影响下，革命党人的思想也在悄然变化，像军务部部长孙武等，就越来越觉得既然朝廷现在开始慎重考虑造反者的意见了，开始考虑朝着君宪主义道路前进了，那么革命党人是否应该做出适当让步，减少流血，重建和平呢？”因而，各省都督代表委员会在12月2日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如果袁世凯反正，那么南方独立各省及临时政府当公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远在英国的孙中山对上述决议并不反对：“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

1912年2月7日，副总统黎元洪致电孙中山：“俄国将援助蒙古独立，扩张其势力范围，英国亦将扩张其势力于西藏，日本此举或欲延长其租借地期限……或更占领满洲全境。为今之计，宜速促满洲退位，恢复秩序，合力以排诸外国之要求，否则危险万状。”此外，当时南京临时政府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二十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圆十枚”。

面对内忧外患，革命派希望以大总统之位作为交换条件换取袁世凯的支持。当时的形势“呼唤一个能迅速结束动乱、稳定政局的人物，一个在专制政体倾覆之后能重建和平与秩序的人物。在时人的心目中，与孙中山相比，袁世凯更像这样的一个人物” 。

（三）袁世凯顺应潮流，逼迫清帝退位

1912年1月15日，孙中山致电革命派代表伍廷芳，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則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经过权衡利弊，袁世凯选择了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逼清帝退位。这并非举手之劳，不仅皇室内部亲贵从中作梗，北方反对共和的声势也非常大。袁世凯所用方法大致如下：“一，以军费胁迫亲贵王公;二，以驻外公使电奏胁迫清帝;三，以内阁合词力奏恫吓要挟隆裕皇太后;四，鼓动前线军官威逼清帝退位;五，用优待条件诱导清皇室。”尽管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的手段并不高尚，但其功绩是伟大的。唐德刚先生对此评价：“他能把有两千年传统的帝制政体，在两个月之内就不声不响地和平转换掉，也算是效率惊人了。如果轻易诉诸武力，弄得火光四起，尸横街巷，北京城内，玉石皆焚，试问对革命发展，究有何补？”高全喜教授则指出，袁世凯推动隆裕太后颁布的《清帝退位诏书》具有很高的宪法价值，“代表了中国传统王制的改良主义优良遗产，一并融入现代中国的宪法精神之中。不啻为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急电袁世凯，热情赞扬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巨大贡献：“清帝逊位，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南）北，实惟公一人是赖。”在给谭人凤和民立报馆的电报中，孙中山再次肯定袁世凯在民国建立过程中的巨大功绩：“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在孙中山等人看来，此时的袁世凯是“民国之友”，而不是“窃国大盗”，是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因此，“袁世凯是选举出来的，于法有据，不能简单地归之为孙中山的拱手相送，也不能完全归之为袁世凯的鼠窃狗偷。在‘全体一致公举和‘亿众腾欢的背后，是那个时候历史的选择”。

二、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不完全是袁世凯的操纵

教材提到：“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孙中山提出临时政府设在南京、新任大总统应到南京就职等条件。”此项建议并没有实现，有观点认为这是袁世凯不愿意离开老巢，预谋迁都北京。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迁都北京并不完全是袁世凯的操纵。

（一）革命派的意见并不统一

民国肇始，北方危机隐伏，军民意见尚多分歧。不仅如此，孙中山的主张甚至得不到所有革命派的赞同，“南方革命阵营内部有很强大的反对建都南京的势力”，这其中“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宋教仁于建都南京‘反对最力”。在革命派占绝对优势的临时参议院中，反对声浪也很高。1912年2月14日就建都地点表决时，“开票时计得28票，其中20票主北京，5票主南京”，其决议称：“前经各省代表指定临时政府地点于南京者，因当时大江以北尚在清军范围内，不得不暂定临时政府适宜之地。今情势既异，自应因时制宜，定政府地点于北京。”

结合上述材料，至少可以说，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离不开部分革命派的推动。

（二）没有证据表明袁世凯策划兵变

南方派出专使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过程中发生兵变，袁世凯得以在北京就职。教材的《相关史事》栏目认为，袁世凯指使亲信部队制造兵变，但学界对此也有新的解释。孙中山在接到蔡元培关于北京兵变的电报后，安抚黎元洪及各省都督：“以为袁总统急欲（难）南来，而统一政府之组织，又不可不（缓），为大局计，应予变通。”在后来接受《字林西报》的采访时，孙中山再次为袁世凯解释，“此次之事非袁无弹压之力，实因叛兵勾结土匪而起，北方军士暨人民皆忠向共和”，因此“南省现正筹备协助袁大总统” 。尚小明教授研究认为，没有任何可信材料证明袁世凯是政变主谋，“东三省仍未承认共和”是袁世凯“南行最大的后顾之忧”。既然中外学界多年来尚无共识，教学也不妨少安毋躁，不要急于定论。

张华腾先生指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袁世凯根本没有话语权，称帝是其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使其所言是历史的真实反映，也必然被贴上狡诈的标签。而革命派一方的认知，不管正确与否，都可以当作论史的依据。其实，这不是历史研究者的正确立场，也有违价值中立的原则。”我们不能因为袁世凯晚年背叛革命，就否认他曾经做过的积极的事情，就认定他始终是个反面人物，而是应该依据具体的历史材料，客观公正地评价他。

综上，教师备课过程中，要关注统编初中历史教材吸收的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帮助中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基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历史自主学习实施策略的研究”（编号：D/2016/02/2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张华腾.对立中的统一：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北洋集团关系述论[J].江海学刊，2006（1）.

[2] 戴逸.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告密真相[J].江淮文史，2010（6）.

[3] 杨天石.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J].近代史研究，1998（5）.

[4] 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三）[J].近代史研究，2002（6）.

[5]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6] 苏全有.清末民初政治体制转型缘何具有平稳特征[J].历史教学（高校版），2020（3）.

[7] 陈登原.陈登原全集（第9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8] 陈一容，张国镛.孙中山“还位”辨正[J].史学月刊，1997（3）.

[9] 马勇.重寻近代中国[M].北京：线装书局，2014.

[10] 尚明轩.孙中山全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1] 关威.再论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成与败[J].安徽史学，2015（4）.

[12] 唐德刚.袁氏当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3] 苏全有，贺科伟.袁世凯传[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14] 马建标.从“臣民”到“国民”：清末民初袁世凯的身份认同[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15] 丁健.清帝退位前袁世凱对北方反共和声势的因应[J].宁夏社会科学，2013（4）.

[16] 高全喜.作为光荣革命的辛亥革命——重新诠释《清帝退位诏书》[J].文化纵横，2011（3）.

[17] 熊月之.华盛顿形象的中国解读及其对辛亥革命的影响[J].史林，2012（1）.

[18] 丁健.民国初年袁世凯施政述略[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3）.

[19] 李学智.坚执己见与遵奉原则：临时大总统时期的孙中山[J].民国研究，2018（1）.

[20] 尚小明.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J].史学集刊，2013（1）.

[21] 张华腾.反复：艰难的共和之路[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