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政和定鼎之碑》初探

2020-12-06谭二洋

大学书法 2020年5期

⊙ 谭二洋

一、对《癸辛杂识》所载《政和定鼎之碑》的分析

宋末元初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之“汴梁杂事”条曾对宋徽宗的一方御书碑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如下：

徽宗《定鼎碑》，瘦金书，旧皇城内民家因筑墙掘地取土，忽见碑石穹甚，其上双龙，龟趺昂首，甚精工，即“瘦金碑”也。四方闻之，皆捐金求取，其家遂专其利。蔡京题额“政和定鼎之碑”。或云九鼎，金人未尝迁，亦只在土中或水中耳。如资圣阁登云楼覆压岁久，今其地低陷甚多。[1]

根据周密的记载，这方御书碑刻名为《定鼎碑》（以下从蔡京题额称呼该碑为《政和定鼎之碑》）。在靖康之难后，该碑被埋于汴京皇城地下，因民家掘地取土而被发现。据周密对该碑的描述，它出土时“碑石穹甚，其上双龙，龟趺昂首，甚精工”。按：现存宋徽宗御书碑刻的制作，大体都有既定的规格和形制，其碑首往往为圆形，多以双龙盘绕；碑趺则为大龟；碑身有祥云、芝草等吉祥寓意纹饰，整体做工非常精美。从这些特征来看，周密对《定鼎碑》的描述，与徽宗御制碑刻的基本形制符合。

对于宋徽宗这方碑刻，周密的几点描述甚为重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该碑名为《定鼎碑》，以“瘦金书”书写。

2.该碑碑额系蔡京所题，题字为“政和定鼎之碑”。这是符合徽宗与蔡京合作书碑的惯例的。徽宗书写正文、蔡京题额是二人合作书碑的常态。又，经蔡京题额的御书碑刻名称往往为六字，如崇宁四年（1105）刊刻的《赐辟雍书碑》，蔡京题额为“皇帝赐辟雍诏书”七字；大观二年（1108）刊刻的《大观圣作之碑》，蔡京题额为“大观圣作之碑”六字。

3.周密认为此碑与宋徽宗铸造九鼎相关。

4.该碑被发现后，曾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闻听《瘦金碑》存世的人，纷纷出钱求购，发掘者也因此获利。

5.文中出现的“瘦金书”名称，在历史文献资料中出现的时间较早；又，《政和定鼎之碑》还被称为“瘦金碑”，因此对“瘦金书”名称的考辨有重要作用。

此外，明代张应文《清秘藏·叙古今名论目》著录了蔡京的一件书法作品《崇宁鼎书》。[2]又，《宣和书谱·蔡京传》著录了内府收藏他的一幅作品《定鼎记额》。[3]两件作品都与铸鼎相关，皆为蔡京为宋徽宗御书碑刻的题额作品，既见蔡京对定鼎碑刻的深度参与，又与九鼎典礼碑刻相关。

二、《政和定鼎之碑》的刊刻背景

按周密所言，可知《政和定鼎之碑》的树立，与宋徽宗在位期间的铸鼎事件相关。它应属于一方记述九鼎成功铸造的纪念碑刻，并在九鼎的安放典礼上使用。那么，要想考证《政和定鼎之碑》相关信息，势必要对宋徽宗在位期间铸鼎事件的起源究竟进行梳理考证。

（一）“崇宁九鼎”的铸造和奠基

据《铁围山丛谈》载：“（魏）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上（宋徽宗）甚礼听之。”[4]又，“魏汉津，黥卒也，不知何许人……崇宁中召见，制大晟乐，铸九鼎，皆其所献议。”[5]可知“崇宁九鼎”铸造的建议出自道士魏汉津。关于它的铸造和奠基，据《宋史》载：“（崇宁三年）春正月甲辰，铸九鼎。”[6]“（崇宁四年）八月甲申，奠九鼎于九成宫。”[7]可知，它于崇宁三年（1104）正月开始铸造，于崇宁四年（1105）八月奠基。

“崇宁九鼎”在铸造时，据说宋徽宗夜不能寐，还曾见到神奇现象，事见《铁围山丛谈：卷第一》

崇宁甲申议作九鼎，有司即南郊为冶用。中夜时，上为致肃不寐，至是于寝望之，焚香而再拜焉，及既就寝，已仿四鼓矣。忽有神光达禁中，政烛福宁殿，红赤异常，宫殿于是尽明如昼，殆晓始熄。鼎一铸而成，乃取佑神观旁地立九成宫，随其方为室，成九室以奠鼎，命鲁公为奉安礼仪使。[8]

“崇宁九鼎”于崇宁四年三月铸造成功，并分别依照道教寓意起了名字，见洪迈《容斋三笔：卷十三》

国朝崇宁三年，用方士魏汉津言铸鼎，四年三月成……中央曰帝鼐，北方曰宝鼎，东北曰牡鼎，东方曰苍鼎，东南曰罔鼎（《宋史》云“冈鼎”，《通鉴长篇》云“风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宋史》云“皛鼎”），西北曰魁鼎。[9]

崇宁四年八月，“崇宁九鼎”举行了规模浩大的奠基仪式，百官称贺。但在奠基之时，北方之鼎突然漏水，对此宋徽宗和蔡京十分不悦。这一事件也为后来宋徽宗弃置崇宁九鼎而重新铸造“神霄九鼎”埋下了伏笔，事见《铁围山丛谈：卷第一》

先是，方士魏汉津议，其制各取九州之水土，常内鼎中。及上行礼至北方之宝鼎也，鼎忽漏水，流浸布地。且鼎金厚数寸，水又素贮鼎中，未始有罅隙不当。及上焚香时泄漏。漏乃旋止，故上深讶焉，鲁公为不乐。于是刘炳进曰：“鼎之水土，皆取于九州之地中，独宝鼎者取其水土于雄州白沟之界上，非幽燕之正方也。岂此乎？”故当时尤以为神，然厥后终以北方而致乱矣。[10]

在当时，针对奠基的方式，还修成《祭鼎仪范》一书。该书的编写建立在王与之所上《祀仪》的基础之上，事见《宋史》：

崇宁四年八月……郑居中言：“亳州太清宫道士王与之进《黄帝崇天祀鼎仪诀》，皆本于天元玉册、九宫太一，合于汉津所授上帝锡夏禹隐文。同修为《祭鼎仪范》，修成《鼎书》十七卷、《祭鼎仪范》六卷。先是，诏曰：“九鼎以奠九州，以御神奸，其用有法，后失其传阅。王与之所上《祀仪》，推鼎之意，施于有用，盖非今人所能作。去古绵邈，文字杂糅，可择其当理合经，修为定制，班付有司。”至是书成，并以每岁祀鼎常典，付有司行之。[11]

可知这次铸鼎，系由魏汉津献议，奠基九鼎时，蔡京担任了“奉安礼仪使”一职。

（二）“崇宁九鼎”的更名和移置

“崇宁九鼎”奠基于九成宫之后，经历了十一年的时间，至政和六年（1116），宋徽宗听信道士王仔昔建议，将“崇宁九鼎”分别更名，并从九成宫迁移至天章阁，见《宋史》：

用方士王仔昔议，定鼎阁于天章阁，自九成宫徙九鼎奉安之。又诏改帝鼐为隆鼐，正南彤鼎为明鼎，西南阜鼎为顺鼎，正西皛鼎为蕴鼎，西北魁鼎为健鼎，正北宝鼎如旧，东北牡鼎为和鼎，正东苍鼎为育鼎，东南冈鼎为洁鼎，鼎角为圜象徽调之阁。[12]

“崇宁九鼎”被更名后不久，宋徽宗又否定了王仔昔的意见，下诏“九鼎新名乃狂人妄改，皆无依据，宜复旧名，惟‘圜象徽调阁’仍旧”[13]。可见，它的旧名被恢复了，但位置仍在天章阁。据《铁围山丛谈：卷第一》载，迁鼎时又出现了神奇景观：

政和六年，用方士王仔昔建言，徙九鼎入于大内，作一阁而藏之。时鲁公为定鼎使。及帝鼐者行，亦有飞鹤之祥，云气如画卦之象。帝鼐后改曰隆鼎。既甚大，以万众曳之，然行觉不大用力。其去疾速，时人皆异之。[14]

在这次迁鼎事件中，蔡京担任了“定鼎使”一职。

（三）“神霄九鼎”的铸造和奠基

政和七年，道士林灵素，认为“崇宁九鼎”存在问题，因而建议重铸九鼎，被宋徽宗采纳。关于这套九鼎的铸造，洪迈《容斋三笔》记载：

七年，又铸神霄九鼎，一曰太极飞云洞刼之鼎，二曰苍壶祀天贮醇之鼎，三曰山岳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渊之鼎，五曰天地阴阳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灵光晃曜炼神之鼎，九曰苍龟大蛇虫鱼金轮之鼎。明年鼎成，置于上清宝箓宫神霄殿，遂为十八鼎。继又诏罢九鼎新名，悉复其旧。[15]

可知，这套九鼎，于政和七年（1117）责令相关人员执行，至政和八年铸造成功。新造九鼎重新取了名字，并安放在上清宝箓宫神霄殿。

由以上考证可知，宋徽宗在位期间，共铸鼎十八只，前后分铸两次，安放九鼎的奠定典礼共计举行了三次。蔡京在定鼎典礼上，先后担任“奉安礼仪使”“定鼎使”之职，起着重要作用。

三、《政和定鼎之碑》的刊刻时间与碑文

（一）刊刻时间

据《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

重和元年（政和八年）二月辛酉，御笔：“左右街道院差威仪道士三百人赴礼制局制造所，迎导神霄飞云鼎赴上清宝箓宫神霄殿奉安。”先是七月七日，诏礼制制造所造太极飞云洞劫之鼎、苍壶祀天贮醇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渊之鼎、天地阴阳之鼎、混沌之鼎、浮九洞天之鼎、灵光晃耀炼神之鼎、苍龟大蛇虫鱼金轮之鼎。自十月十日始铸，至是奉安。[16]

由于《政和定鼎之碑》竖立于政和年间，故崇宁三年发生在九成宫的定鼎典礼，以及政和六年（1116）“崇宁九鼎”之迁鼎可排除在外，因而只有政和八年（1118）“神霄九鼎”安置在上清宝箓宫神霄殿的典礼符合时间条件。因此，“政和定鼎之碑”之名来源于政和年号，时间在政和八年。

考稽史料，政和八年与重和元年之年号有重出现象。原因是政和八年，宋徽宗听信方士之言，于本年十一月初一，改“政和”为“重和”，此去下一年之始仅剩二月时间，虽然如此，他仍旧决定将政和八年改为重和元年。因此在当年十一月初一之前，国家及民间仍是使用“政和”年号，后两个月用“重和”年号。《政和定鼎之碑》于政和八年二月奉御笔奉安，因而碑文碑额亦当用“政和”年号，且与此年后两个月始行的“重和”年号并不冲突。

（二）碑文

据《宣和书谱·蔡京传》著录，徽宗时期内府收藏有他的一幅作品《定鼎记额》[17]，为《定鼎记》的题额，可知定鼎典礼所立碑刻系有记文的，这也是符合其他徽宗存世碑刻的一般范式的。但此《定鼎记》是否是针对政和九鼎的，尚有待详考。据《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载，徽宗曾为“崇宁九鼎”的奠基写了一篇文章，名曰《御制九鼎记》，其略曰：

《御制九鼎记》虽然是为“崇宁九鼎”所作，但其碑文当与《政和定鼎之碑》的碑文有相似处，姑且置于此处，以备相关研究继续深入。

四、关于“瘦金碑”的名称

明代初期陶宗仪《书史会要》所言：

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迹求也。[19]

据陶氏所言，瘦金书是由徽宗“自号”而来，但陶氏的说法出现的时间较晚，距徽宗时已有二百五十余年之久；且在陶氏以前，罕有支持此说的文献记载，考虑到信息传播之间的噪音，鱼鲁亥豕，也有可能。今人徐惠《瘦金体研究》在追溯“瘦金书”名称的来源时说：“南宋周密云：‘徽宗定鼎碑，瘦金书……即瘦金碑也。’这是目前古文献有关‘瘦金体’最早的记载。”[20]可见，“瘦金书”之名在元代以前，并不多见于史册，这就使人对陶氏所言徽宗“自号”之说法有所怀疑。

《政和定鼎之碑》，瘦金书书写，也被称为“瘦金碑”，见前文所引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之“汴梁杂事”条。据周密所言：《定鼎碑》被发现时，“四方闻之，皆捐金求取”，民间对此的热度依然可见；且从周密所言“《定鼎碑》……即‘瘦金碑’也”的表述来看，“瘦金碑”的称谓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其名称，可能是由于徽宗御笔碑刻的刻立范围比较广泛，而产生的具有专指性质的称谓。在周密的记述中，“瘦金书”与“瘦金碑”的称呼是并行的，因而二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限于史料的缺乏，其前后关系已难以厘清。

小结

宋徽宗在位期间，力图效法三代圣人，制礼作乐、铸造九鼎，以期粉饰太平。他在位期间曾先后两次铸鼎，一为崇宁三年的“崇宁九鼎”，一为政和七年的“神霄九鼎”。政和八年，“神霄九鼎”在上清宝箓宫神霄殿举行了奉安典礼，作为这一事件的纪念性碑刻，《政和定鼎之碑》便于此时竖立。该碑为宋徽宗御笔瘦金书碑刻，有“瘦金碑”之称，在当时是一方名声甚巨的碑刻。对于该碑刊刻之背景、时间、碑文以及相关名称的讨论，不仅能够使这方碑刻的相关信息更为清晰，也对徽宗此类御笔碑刻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和帮助。

注释：

[1]周密.癸辛杂识[G]//大象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全宋笔记.第八编第二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332.

[2]张应文.清秘藏[M].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3]无名氏.宣和书谱[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112.

[4]蔡絛.铁围山丛谈[G]//大象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九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96.

[5]蔡絛.铁围山丛谈载于[G]//大象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九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228.

[6]脱脱.宋史[M].史部一，正史类.钦定四库全书.

[7]脱脱.宋史[M].史部一，正史类.钦定四库全书.

[8]蔡絛.铁围山丛谈[G]//大象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九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57.

[9]洪迈.容斋三笔[G]//大象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全宋笔记.第五编第六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56.

[10]蔡絛.铁围山丛谈[G]//大象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九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57.

[11]脱脱.宋史[M].史部一，正史类.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