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显良

苏轼与赵孟頫，两人一前一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物理生命不可能有交集，但两人的艺术生命却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激烈碰撞。 黄庭坚称苏轼为“真神仙中人”，元世祖亦惊呼赵孟頫为“神仙中人”；黄庭坚认为苏轼“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鲜于枢则推崇赵孟頫书法为“本朝第一”。二人有太多的相同，亦有太多的不同。

一、尚意与复古的碰撞

宋代尚意，元代复古，这已成为书法史上众所周知的史实。苏轼与赵孟頫，一为北宋尚意魁首，一为元代复古领袖，当二人书法在书法史长河的流淌中产生碰撞的时候，必然会激起不可避免的波澜。而赵孟頫原本就是宋人，生于南宋末年，苏轼则生于北宋末年，所以二人都与大宋王朝息息相关。但是宋代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与文化因子、二人迥然不同的性格命运与人生遭遇，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思维，体现在书法艺术上自然会有显而易见的差异。

苏轼“不善俯仰，屡致纷纷”[1]，其人生遭际“先扬后抑”，可谓整个宋代命运极其坎坷的文人士大夫之一。前半生科举入仕非常顺达，文章得伯乐欧阳修力荐，一时名动京华。然而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遂屡遭贬谪，离京外放三次，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入狱，后接连被贬，任官地方16年，宦海沉浮，九死一生。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苏轼才被赦北归，第二年即病逝常州。终年65岁，追谥“文忠”。苏轼文学成就极高，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同列“唐宋八大家”。于诗词、散文、书画无一不通，对音律、医学、金石、饮食、养生、环境学等也颇有研究，是中国文化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之一。

相较之下，赵孟頫则幸运很多，其人生可谓“先抑后扬”。身为宋太祖子秦王赵德芳之后的赵孟頫，十一岁时父亲去世，二十多岁时南宋灭亡，年纪轻轻遭遇山河变故，只能蛰居在家。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32岁的赵孟頫被行台侍御史程钜夫举荐给元世祖忽必烈，遂开始了他名满四海、荣际五朝的后半生。元仁宗拜其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一品，故时称“赵承旨”。与苏轼一样，他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绘画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书法上善篆、隶、真、行、草书，领元代风骚，又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然而身处异族朝廷，赵孟頫谨小慎微，“性持重，未尝妄言笑”[2]。如其名诗《罪出》《古风十首》所表露的那样，外表光鲜、荣华富贵的赵孟頫，内心却始终有莫名的焦虑。

苏轼与赵孟頫，同样的才华横溢，同样的成就斐然，人生命运却迥然不同，一个命运多舛，一个平步青云。但是，作为宋氏王室宗族，“南人”赵孟頫始终战战兢兢，“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而踯躅在被贬谪路上的苏轼依然可以“日啖荔枝三百颗”。究竟谁才是真正的“雄姿英发”，究竟谁幸谁不幸？

同为书法史上的卓然大家，二人的碰撞便是一种必然。

苏轼领衔宋代“尚意”书风，引领北宋书风“比踪唐室”，意欲突破唐人藩篱，奠定了宋代书法的地位，影响了中国书法史的发展。苏轼的“尚意”号角振聋发聩：“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自出新意”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自论书》）苏轼反对刻意学古，强调作品要“自出新意”。绘画上苏轼也持相同观点，力矫院体画风“状物”“形似”造成的片面影响：“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赵孟頫提倡复古，主张回归古代艺术传统：“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宋人画人物，不及唐人远甚。予刻意学唐人，殆欲尽去宋人笔墨”。绘画要学习古法，要有古意，否则即使工整亦无甚高明。如此便不能学习近人，因为宋画不及唐画，要去宋习唐。绘画如此，书法亦如此：“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跋定武兰亭》）赵孟頫认为书法必须学习古人、悟得古法，方为有益。与绘画一样，赵孟頫在书法上亦提出不能取法今人：

夫今承旨赵公，以翰墨为天下倡，学者翕然而景从。赵君仲德，尝请书法之要，公谓“当则古。无徒取法于今人也。”仲德于是取古人评书要语，辑为一书，名曰《书则》，以成赵公之意，而惠学者以指南也。[3]

赵孟頫这里提到的“今人”，在他论画、论印中又有称“近世”者，皆指南宋以来者，与所倡导的“古人”“古意”“古法”相对。[4]故赵孟頫的书法立场是以力矫宋人之失为基点的，正如董其昌所说：“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赵孟頫力矫宋人之失、意欲超越宋人，从赵氏自己的言论来看主要是指南宋。而元代另一书法大家虞集则很直接：“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出，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知古法。……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险，至于即之(张即之)之恶谬极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末知张之谬者，乃多尚欧阳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自吴兴赵公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5]此段话既精辟地概括了赵氏开一代书风的原因，阐明赵氏在书法史上的突出贡献，同时强调了魏晋古法，批评了宋书之弊。他笔下的宋人，既是指南宋人，更是将北宋苏轼为首的尚意书家一网打尽。赵孟頫没有直接批判北宋书法，除了下文要说的受制于“以人论书”，不好对文人楷模苏轼横加指责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恐怕还是北宋书法也复古，也是在古法基础上借古开新，这与赵孟頫的复古理念原本就一致。

欧阳修云：“予性颛而嗜古”“予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6]书法上的这种复古思想与他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是时进士为文以诡异相髙，号太学体，文体大坏。公（欧阳修）患之，所取率以词义近古为贵，比以险怪知名者黜去。殆尽牓出，怨议纷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变而复古。”[7]北宋书坛的复古思想，肇始于徐铉、王著一辈，而集大成于欧阳修、蔡襄。如果说欧阳修是北宋书法复古思想的集大成者，当是指理论上而言；而蔡襄则是实践上的集大成人物。提倡复古的蔡、欧崇尚的是“古意”与“晋韵”，这种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与后来的尚意思想均是建立在崇尚古法尤其是魏晋古法的基础之上。“晋韵”这一点为苏、黄、米三家继承下来。膺服“晋韵”，崇尚“平淡”，成为他们书法审美的最高追求和终极目标。苏轼认为晋书萧散简远，并说：“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8]北宋晚期以苏轼为首的三位尚意书风主将的书学思想是以“平淡”之晋韵作为根柢的，而且三人均受颜法沾溉，走的也是欧、蔡提倡的那条由唐溯晋的路径。换句话说，他们跳动着“复兴古法”的心脏，穿的却是“尚意”的外衣。苏轼说：“予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锺王之法益微。”[9]赵孟頫说：“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10]因此从表面上看，赵孟頫“当则古”书法理论与苏轼倡导的“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的尚意思想相冲突，但二人的理论内核却高度一致，皆崇尚魏晋，都极重古法，均追求魏晋那种萧散简远、自然天成的境界。正是在于此点，苏轼的尚意书法尽管在元代遭遇到复古思潮的冲击，未能延续南宋习苏热情，但由于二者借径魏晋古法以开生面之路数其实并无二致，故才会激荡碰撞出迷人的浪花。性情不同、际遇不同、环境不同，但是苏轼与赵孟頫对艺术有着大致相同的感怀与理念，并且都将他们变为亲身的实践。这种前赴后继从理论到行动的实践，在宋、元之际串接起一条艺术精神之链，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与创作。[11]

二、“以人论书”的尴尬

北宋书法在“宋四家”的倡导下，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写意特征。自宋南渡后，这种文人书法的写意特征却没有再得到充分的发展，模拟当代书家之风转而抬头。最突出的是苏、黄、米的影响，不仅在北地，金朝的书家竞相仿效，南方亦如此。苏轼书法生前已名噪朝野，虽略有微辞，但各种褒扬占据压倒性优势。然而在北宋末年，由于政治上的“元祐党禁”和宋徽宗的喜好，苏轼书法遭到禁毁：“诏焚毁苏轼《东坡集》并《后集》印板”[12]；且“有旨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13]。《宣和书谱》所收书家，起于汉魏时的张芝、锺繇，迄于北宋时的蔡京、蔡卞及米芾，却不见苏轼、黄庭坚等元祐诸君的身影。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帝王的政治需求与士人的身心情感俱发生变化，便催生文艺领域的审美变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录了宋高宗与时臣范仲臣的一段对话：“对曰：‘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上曰：‘极是，朕最爱元祐。’”[14]高宗之后的孝宗更是对苏轼不遗余力地推赏，乾道九年（1173）亲为苏轼作《苏文忠公赠太师制》，对苏轼的文章才学与忠义气节推崇备至。特别强调道德伦理的南宋理学家们更是将对苏轼人格的激赏，一变而为评价其文与艺的出发点甚至归宿。宋高宗“最爱元祐”，宋孝宗激赏坡公，士人岂不影从，遂形成天下翕然学习苏轼文章的时尚：“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15]于是苏轼书法亦成士人书家争相收藏的对象和学习的热门范本，遗墨字迹，万金购藏，广为流布。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许多人皆以习苏字为尚。武将中的“中兴四将”刘光世、韩世忠、岳飞、刘锜皆习苏字，其中以岳飞名声最隆。文人则更多，赵令畤、孙觌、杨时、苏迟、赵明诚、李纲、富宜柔、沈与求、张浚、虞允文、陆游、尤袤等，均喜苏习苏。

南宋书法喜欢学苏的主因，显然不仅是审美所致，更在于苏轼道德人格的楷模作用。书品与人品的关系问题，自宋代起成为论者极其重视的一个议题，“以人论书”的评价方法遂被后世评论家广泛应用，成为书法史上极其壮观的一道风景。在书法史接受与阐释中，人品成为书品高下的重要标准甚或标尺准则，试图以德论艺，强调道德品格的权威价值，有时在不能达到德与艺统一的情况下，以人品为先，甚至以人废书。苏轼本人即是“以人论书”的提倡者和推动者：“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16]“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17]宋代文人普遍认为颜真卿人品与书品高度统一，苏轼更将颜真卿推至书史的巅峰地位：“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书至颜鲁公，天下之能事毕矣。”而在南宋特殊的社会环境之下，苏轼自己也成为一代忠义气节之楷模，其书法亦成师法热门，成为这一理论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纵观书法史，“以人论书”观自从北宋飚起于世，在欧阳修和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推动下，成为书法品评的重要杠杆，颜真卿是最大受益者，苏轼本人亦深受其利。恰恰相反的是，在世时荣耀朝野的赵孟頫，在后来的书法史上却深受其害。世间风云变化，实在让人慨叹。

苏轼的忠义形象到了元代有增无减。元人推崇苏轼，模仿和学习其诗词文章。元初王恽、胡祗遹、戴表元、方回、刘壎等人，元代中期即大德至天历年间(1298—1330)的吴澄、马端临、张之翰、袁桷、虞集、吴师道等人，元代后期一些人如刘将孙等人，均受到苏轼影响。元代的东坡戏，则更是苏轼深受元代朝野上下喜爱的一个明证。所谓“东坡戏”，并非指提到苏轼的一切杂剧，而是特指以苏轼作为主角的元代杂剧，如吴昌龄《东坡梦》、费唐臣《贬黄州》、无名氏《赤壁赋》、金仁杰《东坡梦》、杨讷《待东坡》、赵善庆《满庭芳》等。有正史记载的文人中，苏轼是被搬上元代戏剧舞台最多的一个，可见元人对苏轼的偏爱。杂剧从不同的角度塑造苏轼形象，尤其是对其高洁人品和绝世才华给予肯定和赞赏。时代巨变给元代文人的命运和心态带来巨大冲击，强烈的入世愿望与现实的矛盾，与宋代科举盛况以及文人受到礼遇的盛世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元曲中的苏轼形象，便成为元代文人精神追求和美好愿望的一种寄托，从中可以窥见元代社会风貌和文人精神状态。元代文士仰慕苏轼，并纷纷学习苏轼的人格及其一切艺术，从苏轼的文化精神世界汲取养分力量，滋润自己迷茫而脆弱的心灵世界。[18]陈基高度评价苏轼文帖，认为乃人间至宝：“苏长公文章气节，为天下万事所宗。虽寻常往复尺素中，而忠君爱国之心，未尝不惓惓也。”[19]元人赵汸《跋东坡尺牍后》对苏轼一生做了全面而简明的概括，并对其忠义气节给予高度赞扬，认为乃“千载一人”，而文章“特其余事”：“宋礼部尚书赠太师东坡苏公，忠义贯日月，名声塞宇宙，盖千载一人也。妙龄登高科，思以文学经济如贾太傅、陆宣公。中岁偃蹇不偶，留心佛乘，交友禅伯，如白乐天、柳子厚。晚节播迁岭海，遂欲阴学长年，超然遐举，如安期生、梅子真。此公学术三变，见于手笔书疏者，具有本末也。若夫文章妙天下，特其余事。传《周易》《尚书》，解《论语》，亦博洽之及尔，要非志气所存。”[20]

在这样一种全面利好情势下，尽管宋人书法受到元代复古主义书法思潮的围攻，多有非议贬斥，但苏轼书法在其人格力量支撑下获赞不少，未获多大非议。颜真卿和苏轼书法，受“以人论书”观念挟裹，一直到宋末元初皆有不少人学习。在赵孟頫之前，北方书家多宗颜鲁公，学习苏、米的人也不在少数。在刚刚出仕后的第三年，在大都的赵孟頫在写给杭州友人王芝的信中，分析当代书法走向并表示了忧虑：“近世，又随俗皆好颜书。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臃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尚使书学“二王”，忠节似颜，亦复何伤？……若令子弟辈，自小便习“二王”楷法，如《黄庭》《画赞》《洛神》《保母》，不令一毫俗态先入为主，如是而书不佳，吾未之信也。”[21]尽管南宋形成的学习颜真卿及北宋书家的风气一直延续到元朝建立之初，但是由于颜真卿书法是“书家大变”，与赵孟頫提出的复古思潮相抵牾，显然不可能得到赵孟頫的倡导。在不久即成长为书坛领袖的赵孟頫那里得不到追捧，颜真卿书法在元代不再像宋代那么大热便可想而知了。赵孟頫没有公开站起来反对颜书，而只是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述己意，除了因为出仕不久羽毛未丰的原因之外，更为关键的原因显然应当是赵孟頫以前朝皇室宗亲身份出仕元朝，自己的“贰臣”身份让他在面对颜真卿的忠臣形象时无疑非常尴尬。赵孟頫的这一尴尬情形，同样出现在面对苏轼书法的问题上。

赵孟頫48岁时所书苏轼《前后赤壁赋》，笔力遒劲，挥洒自如，并作东坡像于卷首，显示他对苏轼的尊敬。赵孟頫也题跋苏轼墨迹，如《跋苏轼中山松醪赋卷》：“观东坡书法，高出千古，而笔势雄秀，骨肉停匀，真得书家之味者，非鄙俗所能拟议。此卷精妙尤入神品，信是人间至宝也。”[22]跋苏轼《治平帖》：“右二帖苏东坡早年真迹，与其乡僧者也。字划风流韵胜，难与暮年同论。情文勤至，尤可想见。故是世间墨宝。”还在其他地方提及苏轼及书法：“东坡书如老熊当道，百兽畏伏。黄门书视伯氏，不无小愧邪？”[23]“东坡诗云：‘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学兰亭者亦然。黄太史亦云：‘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此意非学书者不知也。”[24]

通观其言，赵孟頫既未像宋人如黄庭坚那样，赞誉苏轼书法“自当推为第一”，也未像南宋理学家和赵孟坚、虞集等人那样，痛批东坡书艺笔法，而是随俗俯仰，人云亦云，感情平淡，不痛不痒，均极简单地谈谈风格笔势罢了。即如人品一道，亦未多加置喙。而在谈及自己推崇的王羲之书法时，赵孟頫的正常书法思维却又受到“以人论书”思想的干扰，其《兰亭十三跋》第十一跋即云：“右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奴隶小夫，乳臭之子，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能。薄俗可鄙，可鄙。”[25]再细细感受一下，文笔如椽的一代文豪赵孟頫，在形容苏轼书法的时候难道就想不出更为优美雅致的词语，却偏偏用了这八个字“老熊当道，百兽畏伏”，虽威严十足，拿来比喻艺术真不够优美。其中涵义，何须了了。自1286年随程矩夫前赴大都出仕元廷，历经世祖、武宗、成宗、仁宗四朝，赵孟頫均受礼遇，尤其仁宗，更是厚爱有加，将赵孟頫比作本朝的苏轼和李白：“仁宗在东宫，素知其名，及即位，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苏子瞻。又尝称孟頫操履纯正，博学多闻，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26]背负精神重压的赵孟頫，表面光鲜无比，实则心理压力巨大，谨慎小心，如履薄冰，这不就是整个元代文人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于是赵孟頫书法无论是技法层面还是内在意蕴，在推重程朱理学的元朝均受到无形束缚，便无法像苏轼那样抒发个性精神，追索自由境界，只能借着力矫宋书之弊的旗号，穿上复古崇晋的外衣，在充满荆棘的路上踽踽前行。而他的这一书法思想及其指导下的实践，迅速得到同病相怜的元代其他文人书家的认同，元代书法复古主义的浪潮遂浩浩荡荡而成一时洪流。“太多的怨尤，太多的愤懑，太多的委屈，化在他深刻的孤绝里，他从晋唐书法中获得力量，从锺繇、‘二王’那里获得养分和勇气，他得尽古法而有了强烈抒情，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27]赵孟頫崇尚和取法对象为书圣王羲之，这既符合书史规律大势，又可屏蔽异端言论，更能迅速抓获人心，可谓煞费苦心，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艺术人生和文化理想。苏轼即便一世豪杰，此时也不得不在文化传承与使命担当面前做出让步了，整个元代对苏轼书法的态度便统摄在赵孟頫定下的基调内，不温不火，不卑不亢，与其人格魅力在元代的彰显存在较大差别。

三、不一样的“坡仙”

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八《题坡仙求心斋三字》云：“千圣相传止一机，常惺惺法免危微。但于方寸求吾事，莫问坡书是与非。”据《东坡志林》，苏轼死后，元祐党人的名单被刻印在石碑上，以示警告。然某夜雷电交加，石碑被击碎，皇帝请道士占卜，称苏轼已在天庭担任文相一职，皇帝大惊失色，于是“坡仙”称呼不胫而走。“坡仙”的书法命运与其人格魅力即使在宋代也并非同频共振，到了元代更不完全一致。方回诗即道出了这种元末明初的现实状况，并表达了一种无奈的情绪。

在赵孟頫引领的复古书法浪潮冲击之下，习苏之风受到遏制自是当然。但苏轼书法仍然是元代收藏家争相收藏的对象，并因此出现不少伪迹。戴表元《题苏氏三帖》在褒奖苏轼书法与读书学养有密切关系这一观点的同时，也在字里行间反映了苏轼书迹在元初为藏家所争相收藏且有很多赝品的情况：

蜀学无工书者，东坡以高材余事为之，化其子弟，彬彬然皆有家法，必有得于墨池笔冢之外。今人胸中无十卷书，辄欲假借眩惑以为坡迹，多见其不知量也。此卷三手，是其真作无疑。[28]

刘将孙《题先君子墨迹后》亦云：“斜川尝谈收坡诗及字者多伪，其言坡存时已尔。”[29]说苏轼书法是元代收藏热点大概不为过分，不少文献皆可佐证，如元好问《跋苏黄帖》：“苏黄翰墨，片言只字，皆未名之宝，百不为多，一不为少，尚计少作耶？”[30]许谦《跋陈君采家藏东坡墨迹》：“坡翁词翰绝古今，片言只字皆可宝。此纸笔法精妙，凛有生气 ，观之使人兴起。陈君为其天下宝之 。”[31]但是到了元代后期，苏轼书法在复古书风的强势下，书家论书以晋唐为尚，出现“不收苏、黄翰墨”的情况：“书家论字必晋，次则唐，有不收苏、黄翰墨之说，可谓大言矣。退之以羲之为俗书，则晋亦不必收矣。观坡公黄州醉中所作《孟倅郑君帖》，其豪宕奔放，有醉中意度。再三谛视，一点一画，无可指议。”[32]许有壬对所谓的不收苏、黄书帖的时议表示不解，并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护。

纵观元代，褒奖苏轼书法者既有针对其书法技法与风格的，亦有针对书法成就与地位的。比如元初郝经：“魏晋以来，凡为书皆先小楷，故为书法之本能。……杨凝式《千文》、苏轼乌丝栏《孝经》、黄庭坚《南康郡太君状》、米芾《金刚经》，虽少变，楷亦各出奇也。”[33]郝经不但赞扬苏轼楷书，而且“凡为书皆先小楷”的思想，显然也是继承了肇始蔡襄、苏轼的学书顺序观点。苏轼曾云：“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34]王恽：“坡书《洗玉池铭》，擘窠真书，痩劲。”[35]刘因：“锺太傅、王右军、颜平原、苏东坡，其规矩准绳之大匠也。”[36]王恽言苏字痩劲，已感欠妥，刘因则认为苏轼书法为“规矩准绳之大匠”，则更意外。看来元人之赞总有隔靴搔痒者。因此王恽“鹏云九万平原笔，望望苏黄甘下风”[37]诗句，总觉得缺乏更大的说服力。元人认为苏轼书法渊源一是颜真卿，二是魏晋：“大书绝类颜光禄，小字骎骎逼《墓田》。”[38]认为苏轼书法大字学颜真卿，小字得益于锺繇《墓田丙舍帖》。而吕宗杰从师法的角度认为苏轼学习晋人“人罕及”似乎更能蛊惑人心：“坡习晋人书，而超绝其格，以故人罕及。”[39]显然这是受到元代复古思潮影响所致。再比如唐珙认为苏字虽然不及魏晋，但堪比唐人：“前朝书法孰为盛，苏黄米蔡得其正。法度难以晋魏论，气象可与欧虞并。”[40]

当然延续前人不吝褒奖之辞者亦不在少数。王恽《题东坡赤壁赋后》评苏轼《赤壁赋》墨迹赞美东坡“醉笔”“醉书”，借助醉意，笔随意转，去除掉笔的刻意，从而“心手两忘”，兴感天然，对苏轼尚意书风尚持赞赏态度：“余向在福唐，观公惠州醉书此赋，心手两忘，笔意萧散，妙见法度之外。今此帖亦云醉笔，与前略不相类，岂公随物赋形，因时发兴，出奇无穷者也。”郭畀《东坡重九辨跋》颇为认同黄庭坚“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的观点：“东坡先生中年爱用宣城诸葛丰鸡毛笔，故字画稍加肥壮。晚岁自儋州回，挟大海风涛之气，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龙喷浪，奇鬼搏人，书家不可及也。”[41]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四在高度评价“苏黄米”三家书法的同时，还对后世持不同看法者表达了不满：“宋朝字学苏黄米，鼎峙谁能加毁誉。精意挥毫各不同，伯夷伊尹柳下惠。后人爱憎从所好，直以刚强胜妍媚。”胡祗遹《题梦岩所藏东坡帖》对东坡书法极为推崇，甚至认为有超越晋唐诸贤之处：“东坡手简，行书为第一。自得之妙，虽晋唐诸贤有所不能及者。小楷次之，大字又次之，草书又次之。”

苏轼书法得以在元代复古书风笼罩下仍然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主要原因自然是因为其人品气节在元代士人心目中的楷模作用，故从“以人论书”视角高度褒奖苏字者可谓众矣。元初郝经是持此论者的典型：

颜鲁公以忠义大节，极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苏东坡以雄文大笔，极古今之变，以楷用隶，于是书法备极，无余蕴矣。盖皆以人品为本，其书法即其心法也。故柳公权谓“心正则笔正”，虽一时讽谏，亦书法之本也。苟其人品凡下，颇僻侧媚，纵其书工，其中心蕴蓄者亦不能掩，有诸内者，必形诸外也。若“二王”、颜、坡之忠正高古，纵其书不工，亦无凡下之笔矣，况于工乎？[42]

其他人的观点大同小异，罗列些许。胡祗遹《跋东坡储祥墨迹》：“东坡大字忠义清雄，如颜平原；小字韵胜紧结，如李北海。《储祥宫碑》奉勅撰并书，文理正大，因事纳谏，字画谨密中，雍容自若，不为金注所动。”[43]王恽《题东坡手简》：“文章大节中所立，海岳英灵未易招。只为峻高人竞仰，有时秦吉作鹦娇。”[44]程文海《题苏黄遗墨并序》：“伯杭郎中示余所藏苏黄二帖，惓惓忠孝，如见其心。两翁遗墨流落天下者多矣，君独宝此，可尚已夫！为之诗曰：‘两翁心事几人同，二帖惓惓孝与忠。唯有太平贤御史，时将舒卷挹高风。’”[45]陈栎《题东坡中山松醪赋》：“字体端重雅洁，如觌正人君子之容，使人爱玩讽诵，不能自已。”[46]黄溍《跋苏公父子墨迹》：“右文安黄门二帖，所言皆私家细事，至烦碎而靡密，无足深论。学士大夫相与存而传之者，岂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载自期，而欲恃区区之文墨以为不朽者，可以慨然于此矣。”[47]李士瞻《跋福州儒学提举陈景忠所藏东坡公炤太师墨迹》：“坡翁以文章气节高步一时，而书法之妙，当时无能尽识之者。”

贬抑者主要受复古思想影响，似乎与南宋理学家的观点区别不大，认为苏字不守古法、笔法疏狂，只是不像他们以及宋末元初的赵孟坚那样骂得过分，以虞集为代表：“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出，遂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48]但他的观点又有自相矛盾之处：“东坡先生《书少陵翁负薪行》，笔力与辞气同一高古。”[49]余者有袁裒：“庆历以来，唯君谟特守法度，眉山、豫章一扫故常，米、薛、二蔡大出新奇，虽皆有所祖袭，而古风荡然。”[50]郑玉：“未须好古谈颜柳，当代争夸赵子昂。写出眉山元祐脚， 世人都道是疏狂。”[51]

注释：

[1]苏轼.与张太保安道[G]//毛九苞.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72.明万历三十六年康丕扬维扬府署刻本.

[2]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G]//松雪斋诗文外集.四部丛刊景元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

[3]韩性.书则序[G]//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196—197.

[4]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144.

[5]虞集.题吴傅朋书并李唐山水跋[G]//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1.四部丛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

[6]欧阳修.集古录[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朱子.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2[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苏轼.论书[G]//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313.

[9]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G]//苏轼.苏轼后集：卷9.清光绪缪荃荪批校重刊明成化吉州刻本.

[10]赵孟頫.兰亭十三跋[G]//朱存理.珊瑚木难：卷4.民国适园丛书本.

[11]马啸.从苏轼到赵孟頫：中国艺术史上转折的关键点[J].中国艺术，2017（4）.

[12]徽宗·崇宁二年[G]//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1.北京：中华书局，2004：739.

[13]吴曾.除东坡书撰碑额[G]//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1.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6册.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100.

[15]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M].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79：100.

[16]苏轼.跋钱君倚书《遗教经》[G]//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69.北京：中华书局，1986：2206.

[17]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G]//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69.北京：中华书局，1986：2206.

[18]刘伟.试论苏轼对元代士人精神之影响[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19]陈基.跋别峰讲师所藏苏文公帖[G]//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苏轼资料汇编：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94：923.

[20]赵汸.东山存稿：卷5[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吉林博物馆藏.宋元明人诗笺册[J].书法丛刊，1992（1）.

[22]赵孟頫.跋苏轼中山松醪赋卷[G]//李修生.全元文：第19册卷59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133.

[23]赵孟頫.赵松雪书评[G]//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七上“范仲淹”.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赵孟頫.兰亭十三跋[G]//朱存理.珊瑚木难：卷4.民国适园丛书本.

[25]赵孟頫.兰亭十三跋[G]//朱存理.珊瑚木难：卷4.民国适园丛书本.

[26]赵孟頫.[G]//宋濂，王祎.元史：卷172列传第59.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27]吴大勤.最是孤绝赵子昂[G]//一方丰美的水土：新世纪10年中山美文选.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148.

[28]戴表元.题苏氏三帖[G]//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19.四部丛刊景明本.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

[29]刘将孙.养吾斋集：卷26[G]//水赉佑.苏轼书法史料集：下.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1133.

[30]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40[G]//水赉佑.苏轼书法史料集：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494.

[31]许谦.许白云先生文集：卷4[G]//水赉佑.苏轼书法史料集：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495.

[32]许有壬.至正集：卷73[G]//水赉佑.苏轼书法史料集：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512.

[33]郝经.叙书[G]//郝经.陵川集：卷20“杂著文哀辞”.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G]//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69.北京：中华书局，1986：2206.

[35]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94[M].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

[36]刘因.静修集：续集卷3[G]//水赉佑.苏轼书法史料集：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362.

[37]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28[M].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

[38]张雨.和坡仙寒食诗[G]//水赉佑.苏轼书法史料集：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507.

[39]吕宗杰.书经补遗[G]//水赉佑.苏轼书法史料集：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363.

[40]唐珙.题王逸老书饮中八仙歌[G]//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前编卷11.清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

[41]郭畀.快雪斋集补[G]//水赉佑.苏轼书法史料集：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509.

[42]郝经.移诸生论书法书[G]//郝经.陵川集：卷23“书”.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胡祗遹.跋东坡储祥墨迹[G]//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14.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44]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29[M].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

[45]程文海.雪楼集：卷29[G]//水赉佑.苏轼书法史料集：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500.

[46]陈栎.陈定宇先生文集：卷3[G]//水赉佑.苏轼书法史料集：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501.

[47]黄溍.金华黄先生集：卷21[G]//水赉佑.苏轼书法史料集：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508.

[48]虞集.题吴傅朋书并李唐山水跋[G]//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1.四部丛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

[49]虞集.题东坡帖[G]//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四部丛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

[50]袁裒.国朝文类：卷39[G]//水赉佑.苏轼书法史料集：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363.

[51]郑玉.师山遗文：卷5[G]//水赉佑.苏轼书法史料集：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