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薇

摘 要：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短篇故事《在桥边》通过描写一个在桥头计算人数的统计员的经历，展现了在德国战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小人物”的生活遭际和精神创伤。本文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出发，来探究工具理性背景下人类的生存境遇和情感需求。

关键词：工具理性;情感需求;伯尔

获得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被赞誉为“当代文坛巨擘”。诺贝尔奖评语称他的作品“具有对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有助于德国文学的振兴”。作为德国“废墟文学”的代表人物，伯尔在战后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中，大量描写了德国经济重建过程中普通民众的生活遭际和精神苦闷。无论是《无主之家》《小丑之见》《九点半钟的台球》这样的长篇作品，还是像《在桥边》《耍刀人》这样千字左右的短篇故事，都对“小人物”在追求“工具理性”的社会中所承受的苦难进行了深刻的描述。本文拟通过短篇故事《在桥边》，来分析其中所体现的工具理性社会背景下的精神需求。

一、工具理性与情感需求

“工具理性（Instrumentelle Rationalit?t）”的概念源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它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漠视人的情感追求和精神价值”[1]。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宗教动力逐渐式微，物质和金钱成了人们追求的直接目标，于是工具理性向极端化方向发展，由手段变成了目的，成了禁锢人们的枷锁。

在工具理性的框架下，契约性和功利性是其两大主要原则。契约性的根本在于按照约定获得既定目标，它将人视为契约成本与契约规则的一部分，忽视了人在契约实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功利性则将人视为取得最大功利的工具之一。随着工具理性的泛滥，在对效率和技术的追求中，工具理性成为支配人、控制人的力量。

马克斯·霍克海姆在《论对工具理性的批评》一书中指出：“理性完全被嵌入到社会进程中。在理性控制人和自然的过程中，可使用的价值即作用成了唯一的衡量标准。”[2]现代社会是科学技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技术意识的统治下，“人变成工具的汇集，毫无自己的目的”。在工具理性的奴役下，人的情感诉求被抵制和放逐，人类灵魂落入荒诞与虚无。可以说，工具理性的膨胀给人类情感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因而，工具理性背景下，人类情感被驱逐、被扭曲的境遇成为现代作家揭露与鞭笞的主题。“工具理性批判”也成为德语文学阐释中经常出现的范式。伯尔的作品《在桥边》正是对工具理性压制人类情感的一种控诉，展现了工具理性背景下人类的生存境况与情感需求。

二、工具理性下的“数字”崇拜

《在桥边》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个在二战中负伤的德国士兵在战争结束后的一段经历。作品开篇写道：“他们替我缝补了腿，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使：要我数在一座新桥上走过的人。”此处的“他们”，意即当时的西德政府。德国在二战战败后，社会满目疮痍，处处是瓦砾废墟。德国亟需在“废墟”中崛起，迅速完成“经济复苏”。当时，美国对西欧实行了“马歇尔计划”，对德国输入了大量资金以扶持其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发展。整个德国社会处在对“技术”和“效益”的狂热追求之中，文中提到那座“新桥”，便是典型的象征。桥梁的重建，能够改善交通运输结构，促进人员和商业的往来沟通，进而带来无穷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技术和效率的极端追求，正是工具理性的本质所在。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效率即意味着合理。

西德政府为“我”，一个战争中的伤兵，简单地安排了一份差事，就是对每天从那座“新桥”通过的人员和车辆数目进行统计。他们“陶醉”于我每天上报的计数结果，对“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通过新桥”而感到“心满意足”。一拿到数字，他们就开始“乘呀，除呀，算百分比呀”“他们算出，今天每分钟有多少人过桥，十年后将有多少人过桥。他们喜欢这个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是他们的专长”。可见，政府的目的是以每天的统计数字为基础，总结归纳出一段时间内数目的增减变化规律，好为今后制定发展规划提供数据支持。“数字（Zahl）”作为政府执政目标的具体对象，在作家的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在这篇区区千字的短篇故事中，用到跟“数字”有关的字眼，诸如“数字”“数”“统计”“乘”“除”以及“百分比”等在内，共计36处之多，单单“数字”一词就出现了9次！

“数字”即“理性”，它代表着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发展的目标，成了支配人、控制人的力量。在泛滥的“数字理性”面前，人被当作工具而利用，而人的主体地位却被完全消解。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我”每日像机器一样麻木地重复着这份工作，“不出声音的嘴像一台计时器那样动着”，这些“数字”在他看来，是“毫无意义的”“空洞的”。因为他兴致好的时候就多添上几个，兴致差或者没烟抽的时候就少数几个。因而，“他们的统计是不准确的。我很抱歉，但它是不准确的”。对“我”来说，这份数人的工作，是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当作一个个死板而空洞的数字。正是这一点为“我”所不屑、所抵触。所以无一例外，它们都遭到“我”的冷嘲热讽。

由此可见，在“工具理性”的背景下，“我”的主体价值，仅仅是一台机械计数的机器，而“我”在这单调、灰暗的工作中的生存境况和精神状态，却不在政府的关心之列，我的“尊严”和“情感”毫无价值。此外，作品开篇的“缝补”一词也耐人寻味：“他们”替“我”“缝补了腿”，而不是治好了腿。“缝补”即对破旧的物品进行缝制修补，并不是真正的治疗。此处也表达出政府对战争受害者的关怀仅仅追求表面的形式，实则始终秉持着“工具理性”，对待人就像对待物品一样，不给予人尊严和价值层面的帮助与关怀。战争给“我”带来了身体和体格上的缺陷，而战后社会对工具理性的极端追求，导致了“我”的信仰缺失和价值观崩塌。

三、情感世界的重建

可贵的是，主人公“我”没有在“工具理性”的奴役下彻底迷失自我，一位每天从桥上经过的美丽姑娘唤醒了我枯竭的精神世界，让“我”的灵魂从扭曲和窒息中苏醒。“我”心爱的这位姑娘有着“长长的棕色头发和温柔的脚步”，她代表着“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动力源泉——“无忧无虑，天真无邪”，每当她走过，“我那不知疲倦的心跳简直就停止了突突的声音”“所有在这个时间内走过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数。这两分钟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不让他们侵占去”。“我”深深地爱上了她，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她走过来时，“我”没有把她算进每天的数字里。因為“我”绝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姑娘被乘、被除、被算入百分比，成为一个冷冰冰的、毫无差别的数字。“我一辈子也不会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转换到未来完成式中去”。在上司到桥边进行突击检查时，“我”冒着丢失工作的危险，也没有把姑娘数进去，只为了捍卫心中的爱情。这个姑娘就像是一股清泉，抚慰了“我”饱受创伤的心灵。也许在“他们”，即政府官员的眼中，美丽的姑娘仅是一个数字，是和其他任何一个从桥上走过的人没有区别的数据，也许是象征着桥梁带来的财富数值，也许是象征着政府的功绩，但是在“我”的眼里，姑娘却是一个有着鲜活生命力的个体本身，代表着“我”内心不容摧残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追求。

然而，即便主人公对姑娘的爱恋那么激动人心，而“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可见，“我”并不把这份爱情看作是一份可期实现的现实追求，而更多地将它当作一种精神寄托，来对抗这个忽视人的精神存在的、极端“理性”的社会环境。

四、结语

《在桥边》虽然篇幅短小精悍，却蕴含了丰富的精神意义。伯尔通过对“我”这个角色的描述，抨击了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导致人性异化的现状，同时也表达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对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注。社会可以在废墟中重建，然而对于数字和效益的极端追求背后所隐藏的精神废墟如何重建，是更值得思考的命题。

参考文献

[1]刘春芳.工具理性背景下的情感形态与生存境遇——以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为例[J].东北师大学报，2009（5）：151–154.

[2]Horkheimer，Max.Kritik der inMrumentellen Vernunft.Aus den Vortragen undAufieichnungen serf KrtegsenaIMe，ed.Alfred Schmidt，Frankfurt am Main：Fischer Verlag，1967：3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