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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小说文化探究

2020-12-02刘小平

北方文学 2020年21期
关键词:激情理想现实

刘小平

摘 要:路遥小说取材于黄土地,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普通民众浓重的苦难意识与抗争精神,受到不同时期、不同读者的喜爱。小说拥有广大的受众,与它背后的文化是分不开的。本文旨在通过对《人生》与《平凡的世界》文本的研究,穿透文学的“表象”,探究路遥小说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中庸文化;权利关系;现实;理想;激情

好的小说就是一部好神话,是一个绝对的心灵世界[1]。好的小说是社会在一定时期的缩影,各色人物的日常生活更是反映、折射了时代面貌、文化心理。目前学界对这两部小说的研究,主要侧重对人物形象、青年爱情、苦难抗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小说背后的文化,则探讨较少。基于此种认识,本文做了以下探究。

一、人物命运背后的中庸文化

中庸作为传统儒家文化,历来为人所推崇。路遥虽然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但与中国传统民间文学的渊源同样难以割舍。关于这一点,在作家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处理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人生》中的高加林高中毕业后,他本可以到农村服务集体,但那时正处改革开放初期,合作化停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没有城市户口,高加林只能做农民。叔父的“归来”让高加林进入城市,他放弃巧珍,选择同黄亚萍恋爱。对于高加林,或许已经达到人生“高峰”,但路遥没有就此停笔,更没有让高加林处于“终极状态”,他笔锋一转,让高加林重新跌入了“低谷”,回到“人生的起点”。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青春奋斗的历史,一首爱情史诗。不管孙少安和秀莲之间浓厚的爱情,还是田润叶同李向前的情感交锋,抑或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火热浪漫,小说表现爱情的基调是温情的,展现了青年男女爱情的纯真与美好。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平凡的世界》中有段描写,在少安砖厂动工时,房里的“灯掉了”,然后是砖厂的倒塌。“等灯掉了”其实是一个象征,一个凶兆,它代表着“美中不足”。小说中表现“美中不足”的不止这一处,如,少安砖厂风生水起,秀莲意外患病;李向前车祸致残,田润叶收获爱情;晓霞的突然离世,孙少平深情难安。

两部小说人物命运的缺憾就像是作者有意添加。对于爱情,路遥是肯定、支持的,但“美中不足”的文化思想影响着作者的审美观念,并将其融入了作品当中。在作家眼中,爱情就像一枚月亮,它可以属于任何时候,当然,月圆除外。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實现[2]。路遥眼中,“缺陷”可能也是美好的另一种呈现形式。

二、社会结构的权力关系

论权力的人多少可以分成两派,两种看法:一派偏重社会冲突的一方面,另一派偏重社会合作的一方面。两者各有偏重,所看到的不免也各有不同的地方[3]。传统的中国长期是一个“乡土中国”,个体作为社会的存在免不了与权力发生关系。

高明楼为了让儿子毕业后有份工作,利用职权将高加林的民办教师“撤了”。玉德老汉除了对着空气控诉,却什么也不能做。高玉德老汉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两行混浊的老泪在皱纹脸上淌下来,流进了下巴上那一撮白胡子中间[4]。面对高明楼背后所代表的政治话语权,面对不公对待,高加林只能接受现实。

当高加林提着馍站在河桥上,他看到远处城市中心街道的上空,腾起很大一片灰尘,嘈杂的市声听起来像蜂群发车的嗡嗡声一般[5]。他害怕见到熟人,害怕失去面子。交易市场弥漫着灰尘,噪音像洪水声一般喧嚣,到处充满了庄稼人的烟味和汗味[6]。高加林疲惫不堪,别人在旅行,他却在这尘土飞扬的市场上颠簸着为几个钱受屈受辱[7]。小说的灰尘早已成了一个隐喻,一个城乡二元对立的象征,刻画的是精神文化深层次的差异。灰尘就像一把刀子插在高加林心里。

少安作为生产队长私下给队员多分了自留地,因为杰出的能力,少安的话语权增强。田福堂担心自己的地位,秘密地将少安告上公社。孙少安去田福堂家里,谈了两件事,一是分地,二是他和润叶的感情。孙少安和田润叶青梅竹马,但田福堂嫌少安穷,担心女儿受苦受累。孙少安不认命,但田福堂的各种阻挠使他没有办法,面对润叶的表白他只能当作“视之不见”,前往山西相亲。

进入改革开放初期,田福堂看到村里的变化,路遥这样写道:双水村没有他的“指挥”,人们不仅照样生活,而且生活得比原来还好[8]。在孙少安扩大砖厂的仪式上,田福堂失约,作为村里一把手,田福堂本不会错过大场面,但他最后却在破辗盘上晒太阳。田福堂深知自己已经渐渐退出双水村的政治舞台,“强人”已经屈服于现实,接受了命运的新安排。今后的双水村是属于孙少安等有为青年的。双水村外在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着乡村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的变更。

三、现实生活理想与激情的交融

如果说苦难是压在知识青年头上的阴云,那么理想和激情就是他们有力的回击。高加林不满“他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的事实[9],他心里有“一团火”。当吉普车奔向高家村,生活在一瞬间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进城后,他精力充沛,努力工作,当文稿在耳边响起,一种幸福的感情立刻涌上了高加林的心头,使他忍不住在哗哗的雨夜里轻轻吹起了口哨[10]。

作为穷困的青年,孙少平无论是吃黑馍、吃剩菜汤,还是下地干活,外出揽工,脸上都印刻着生活的自信,灵魂的矜持。他隐藏老师的身份,踏实苦干,用劳动和汗水收获了薪水和他人的认可,在孙少平眼中只有劳动才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11]。劳动使他身体强大,阅读则使他精神丰富。孙少平有文学理想,无论什么时候都喜欢阅读。他满怀激情,追寻远方。

少安作为家庭支柱,他的理想就是发家致富。作为生产队长,他尽职尽责,为了集体的利益,他埋头苦干;分田到户后,孙少安便努力经营庄稼,汗水挥洒;在刘根民的介绍下,少安办砖厂,历经失败却不言弃,吸取经验,从头再来。硬把原先“烂包”的光景变得亮堂。

现实和理想有时“二元对立”,但从高加林他们身上,展现的却是青年的激情。路遥以沉重的笔墨书写黄土高原的苦难,苦难笼罩着那里的每一个平凡人。他们家境贫寒,连温饱都难以解决,他们处于艰难的时代,理想却未曾泯灭,心怀彼岸[12]。不同的是,高加林的理想是“做个城里人”,实现自身文学价值;孙少平的理想更多是朦胧的、存在不确定因素的,他想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没有具体的目标,虽然他也有“为父亲箍口新窑”的现实倾向。和少平不同,孙少安的理想就更实际一些,他的奋斗目标就是过好光景,这也是现实中大多数人的理想。

四、结语

文化开启了对美的感知[13]。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要有精彩的人物、丰富的氛围、巧妙的情节等因素,更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就像小说的魂,缺少文化的作品就像无源之水,无根之树。即使外表光鲜亮丽,却禁不起历史的检验,终将被人所淘汰。路遥小说(以《人生》《平凡的世界》为例)深扎陕西黄土地,作家以传统民间文化为养料,运用现实主义手法,生动地书写了一部“文化史诗”。这也是路遥小说能够受到不同时代、不同年龄读者欢迎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9–10.

[2][11]路遥.平凡的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270.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5.

[4][5][8][9][10]路遥.人生[M].北京:北京十年文艺出版社,2012:248.

[6]王仁宝.当代文学史视野中的《平凡的世界》[J].当代作家评论,2018(03):81–89.

[7]葛有进.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分析[J].短篇小说(原创版),2014(10X):29–30.

[12]齐璠.论路遥《平凡的世界》的苦难意识[D].长春:吉林大学,2008.

[13]爱默生.爱默生随笔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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