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

【摘 要】基督教文化对于英美文学创作一直有着深远影响，这在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基于自身经历所创作的《小妇人》中对马奇家四姐妹的塑造上也得到了清晰体现。而十九世纪以来，随着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小说中对于四姐妹不同的性格刻画和命运走向的描写，也恰好反映了女性意识发展的三个阶段。本文将通过分析四个主要角色的宗教原型来谈十九世纪美国女性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小妇人》;宗教原型;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34-0193-02

一、《小婦人》的创作背景

（一）基督教文化对奥尔科特和《小妇人》的影响

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文化和思想对英美文学创作有着深远影响，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也不例外。奥尔科特成长于一个基督教氛围浓厚的家庭，全家人每逢周日会举办简单的宗教礼拜仪式，读圣经故事、赞美诗，反省己身。家庭氛围的熏陶和自身的感悟终使她对于上帝的信仰“历经四十年的坎坷苦难不变”，成为“支持一生的理想信念”[1]。《小妇人》是奥尔科特依据个人成长经历写就的代表作，反映了她对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思想理念和生活感悟，也因此基督教文化对其这部作品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小说的开篇场景便是马奇家四姐妹在平安夜“扮演朝圣者”，整部作品的很多文学意向与圣经和基督教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十九世纪女性意识的觉醒

女性主义在十九世纪初步形成气候，女性意识的觉醒有以下背景：首先，十九世纪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典型代表，在这一时期英国工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切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看似相对稳定，实则充满变革，社会变革、新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以及浪漫主义思想都为女性意识的探究提供了很好的氛围[2]，一些女性萌生了独立的思想意识，但社会绝大多数女性依旧认为她们的位置只在家庭中。其次，由于男性大量应召参加内战，父亲和丈夫角色的缺失迫使美国女性承担起更多男性原本承担的家庭和社会责任，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家庭外面的广大社会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维多利亚时期对于性别的普遍认识在这次内战中被彻底粉碎[3]。

在美国，独立知性的奥尔科特是女权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其故事背景恰好设置在美国内战期间以及内战后，书中的马奇家四姐妹拥有迥异而鲜明的个性，被Elbert、Spacks等评论家视为反映十九世纪美国女性意识崛起的一面镜子[4][5]。

二、从四姐妹的宗教原型解析女性意识的三个发展阶段

关于宗教文化对《小妇人》人物原型的影响，一些文章对马奇夫妇所代表的宗教原型进行了分析[6][7]，而对四姐妹宗教原型的分析则比较模糊。事实上，如果从女性意识的发展阶段这一角度来分析，四姐妹本质上来自于三个宗教原型。

（一）贝思：维多利亚时代的“亚当”

在《圣经》中，偷食禁果前的亚当懵懂无知，天真无邪，善良淳朴，安心踏实地过着平淡的生活。一位美国当代学者Lewis曾将这样的人物形象定义为“美国的亚当”[8]。而马奇家的三女儿贝思就好像是一个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亚当，她羞涩而安静，珍惜并满足于当下拥有的一切，心怀善良和感恩。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普遍观念中，年轻的淑女应该是单纯、善良、顺从、谨守本分的，没有独立的思想。而所有的这些，在贝思身上都得到了印证。她就像偷食禁果前的亚当，懵懂而缺少自我意识，几乎不具有独立的女性意识。

（二）梅格和艾米：蜕变中的“玛丽亚”

Grogan认为，天主教长期以来对女性持有两极分化的观念：潜在的邪恶的代言人和基督教的美德模范[9]。在基督教文化中，夏娃和玛丽亚常常被选为这两种极端女性形象的代表。圣母玛利亚是圣经中的经典女性形象，是所有善良与虔诚的代名词，勤劳乐观，充满母爱。虽然马奇太太才是“圣母”形象的完美代表，但梅格和艾米则象征蜕变中的玛丽亚。与母亲不同，她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主动追求自身的幸福，尽管她们仍然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

长女梅格窈窕美丽，性格温柔并且带有母性色彩。她代表传统与美好的玛丽亚，守护并引导妹妹们成长，同时又对未来有独立的思考和憧憬，并有意识地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努力挣扎（包括曾经的贪慕虚荣，也都是其追求自我实现的反映），但她认为女性的幸福仍要建立在拥有成功的婚姻和家庭的基础之上。

小女儿艾米漂亮而具有艺术气质，像一个完美的小淑女，她也与贝思不同，有自己的渴望和梦想，并通过努力得到了她所想要的：名望、欧洲之旅以及劳里。与梅格相比，艾米更加专注于自身，这种看似自私的行为，也正是她渴望赢得关注和认可、实现自我价值思想的进一步蜕变，可惜艾米最后还是放弃了实现自我价值，活成了传统观念中的淑女。

《小妇人》中的梅格和艾米都充当过劳里的救赎者：梅格劝说他打消离开唯一亲人的念头;艾米则用自己的爱和努力帮助他走出被乔拒绝后的消沉。两姐妹各自拥有梦想，却没有意识到她们的梦想与婚姻是毫不相干的，因此她们处于女性意识发展的第二阶段——正在蜕变的“玛丽亚”。

（三）乔：叛逆的“夏娃”

如果玛丽亚代表基督教文化中拥有一切传统美德的理想女性，那么夏娃则是反抗传统规则的叛逆女性的典型。西方文化中“夏娃”形象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她罪孽深重，直接导致了人类的堕落;另一方面，夏娃因敢于挑战权威不向命运屈服而得到人们的称颂。传统婚姻中玛丽亚是一位完美的母亲和妻子，善良忠贞，服从丈夫，而夏娃则是现代的独立女性的代表，与丈夫并肩而立，在家庭中享有平等的地位。乔就是叛逆的“夏娃”的典型代表。

乔个性率真，举止像个男孩子，作为四姐妹中最具独立性和知性的一个，处处都表现出她的叛逆精神，常常令身边的“亚当”贝思羡慕不已。她努力从事着曾经只有男性才能做的工作，并将其当作自己的事业，这与艾米在婚后便放弃绘画不同。乔出人意料地拒绝了劳里的求婚，尤其体现了其叛逆天性：不愿承担妻子与母亲的责任，正表现出她与传统女性准则进行对抗的坚决。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拥有男性美德的新女性，就如同夏娃一样，选择听从本心而非屈从于权威。

三、從四姐妹的不同命运归宿看女性主义的发展

贝思如维多利亚时期的亚当一般天真纯洁又脆弱，她无法在奥尔科特笔下的现实世界中生存，她的死也预示了古典维多利亚风格的女主人公终将面临消亡的命运。无论周围的人们多么珍视和保护她，贝思终会死亡，因为这是对于缺乏自我意识的，只为服务和取悦他人而存在的亚当式女主人公的一场无法挽回的告别：如果不做出改变，偷食禁果前的“亚当”注定不会久存于世。

蜕变中的“玛丽亚”梅格和艾米都如愿得到了幸福的婚姻生活并感到满足。她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为之付出了努力，在她们身上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可惜最终只停留在表面。尽管梅格和艾米都意识到作为女性，她们也应该实现自身的价值，然而她们的认识受到传统观念的局限，认为女性只能在婚姻中寻求自我实现。她们的意识和观念反映了大多数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心理状态：她们正在蜕变，但尚未完全脱离传统观念的束缚。

乔是那个时代特别的存在。她清醒认识到女性的自我价值和幸福与婚姻无关，男女地位应该平等。这种独立而清醒的认识使她收获了事业与婚姻的双重成功。当真爱降临时，她并没有将其拒之门外。她认为婚姻并不能衡量女性的价值，真正能体现她个人成就的是她的事业，这样的观念在当时无疑会被当作是叛逆的“夏娃”。然而对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而言，乔是十九世纪女性意识觉醒运动中的先锋。

综上所述，受基督教文化的深远影响，奥尔科特笔下的四姐妹真实反映了十九世纪美国女性意识发展的三个阶段：维多利亚时期的“亚当”、在束缚中蜕变的“玛丽亚”和叛逆的“夏娃”。

参考文献：

[1]王路瑾.<小妇人>背后的女性——路易莎·梅·奥尔科特[J].海外英语，2011，（9）.

[2][9] Grogan， Susan K. Introduction to French Socialism and Sexual Difference：Women and the New Society[M]，1803-44.St.Martins Press，1992.

[3]Tracey，Karen.Plots and Proposals： American Womens Fiction [M]， 1850-90.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0.

[4]Elbert，Sarah.“The Social Influence.”A Hunger for Home： Louisa May Alcott and Little Women [M].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4.

[5]Spacks， Patricia Meyer.“Taking Care： Some Women Novelists.” Rev. of Little Women[M]. by Louisa May Alcott.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6 vols.1，Fall（1972）：96-101.

[6]吴韡.<小妇人>中<圣经>原型的宗教内涵[D].中南大学，2008.

[7]刘璐.清教美国的诞生和清教徒生活典范——<小妇人>的清教情怀[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1）：27-29.

[8]Lewis，R.W.B. The American Adam： Innocence，Tragedy and Tradi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