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瑞文

【摘 要】云南红河地区哈尼族多声部民歌拥有特殊的和谐多声部唱法，具有较高的音乐价值。基于此，本文对哈尼族多声部民歌发展历史、内容、结构、艺术特色和传承价值展开分析。

【关键词】哈尼族;多聲部民歌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34-0076-02

一、哈尼族多声部民歌发展历史

（一）历史渊源

哈尼族作为古老的民族，“哈尼”一词可以被翻译为强悍、勇猛、神秘的人。因哈尼族生活在大山之上，在雄伟壮丽的环境中，哈尼族形成了坚毅的性格。长期在高山深谷、茂密森林中生活，使得哈尼族喜欢与音乐歌舞为伴，善于用优美的旋律进行丰富情感的表达，从而促成了丰富多彩的哈尼族多声部民歌的产生。由于所处地区交通不便、环境封闭，形成了当地单一民族分布格局，在历史上长期由土司政权统治，以至于外来文化难以渗透，最终使哈尼族原生态的音乐文化得到了系统性的流传。20世纪80年代，政府为对传统音乐文化进行抢救和全面保护，开始进行《中国民族民间歌曲集成》等文艺集成志的编撰，继而在红河地区哈尼村寨发现了该民族多声部民歌。而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一经出现，就以独特调式和唱法引起了各界关注，在国内外开始进行交流演出。1995年，哈尼族八声部《哧玛·吾处阿茨》在红河县普春村被发现，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称之为现存的即兴八声部复音唱。2006年，哈尼族多声部民歌被国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发展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也曾经在国内外得到演唱，吸引了大批学者、音乐爱好者的关注。然而随着哈尼族所处生活环境的变化，哈尼族多声部民歌近年来陷入了发展困境，给民歌的传承带来了挑战。因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不断有哈尼族人对传统民间音乐丧失了兴趣。随着习俗观念的转变和生产力的发展，相当数量的哈尼族人不再参加有组织的民族活动，使得原本手工劳动场景不复存在，包含《舂米歌》在内的一些多声部民歌日渐消亡。在电子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受流行音乐和文化的冲击，年轻一代哈尼族人开始排斥本民族的音乐，丧失了保护民歌的信念。而哈尼族多声部民歌无明确的家传或师传要求，传承者多通过耳濡目染和口传心授完成民歌的学习。受这一因素的影响，民歌传承受到了局限，在老艺人过世的情况下，优秀的作品无法得到及时传承，最终成了绝唱。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近年来民族音乐受商品化趋势的冲击，哈尼族村寨开始用汉语进行哈尼族多声部民歌的演唱，以至于民族音乐文化的真实性受到了影响。

二、云南红河哈尼族多声部民歌内容与结构

（一）民歌内容

哈尼族多声部民歌可以划分为有乐器伴奏和无乐器伴奏帮腔二类，内容则均将《栽秧山歌》当成是主体，其具有原生态的特点。而《欧楼兰楼》《情歌》等则是附体，通常在男女谈情、丧礼等场景演唱。相较于其他哈尼族民歌，多声部民歌拥有共性，就是可以结合多元情境采取相应的演唱形式，拥有其他少数民族音乐缺少的多元演唱形式，但同时也具有个性，就是拥有不同层次的多声部复音唱法。从演唱形式上来看，可以将哈尼族多声部民歌划分为有伴奏合唱、无伴奏合唱、纯女声合唱、男女合唱、主唱帮腔等。《栽秧山歌》多在栽秧时节演唱，由妇女一边劳动一边即兴演唱。通常主唱有1人，帮腔有6人，如果有乐队则先由乐队起节奏，然后主唱演唱，结束一段后帮腔者先后分声部进入。作为哈尼族传统山歌的代表作，《栽秧山歌》内容丰富，可以对山野田园、爱情、劳动等各种内容进行歌颂，而所有的演唱基本与梯田水稻栽秧这种劳动生产有关。在演唱时，女歌手为主唱者，帮腔者结合具体情形确认，在场栽秧的妇女可以作为女声部，在田边挑秧苗、耕田的男人也可以加入进行混声帮腔[3]。在演唱场合、人数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演唱的内容也并不相同，带有即兴演唱的特点，但遵循传统演唱模式和规律。

（二）民歌结构

哈尼族多声部民歌唱词包含开腔词、主唱词和帮腔词三部分，彼此之间存在纵向叠置的关系，可以采用轮唱织体演唱方式。在红河传习中录制的陈夏苓主唱的《栽秧山歌》中，就采用该种演唱方式。而红河甲寅乡的哭嫁歌《强拉牛儿把田耕》中，就采用了持续或固定低音织体的演唱方式，能够使高声部与低声部保持动静相宜，后者属于陪衬性节奏，能够实现旋律融合。陈烟崩主唱的《栽秧山歌》中则采用了支声性织体演唱方式，利用新声部对一种旋律声部进行装饰，使各声部相互交织，体现音乐的变化性，能够使音乐主调得到突出展现。实际演唱时，经过简短引子后，由女声小组开腔，由主唱和伴唱进行呼应，引出歌曲主唱词和伴唱。主唱节奏以4/4拍为主，同时带有切分节奏。经过切分演唱后，歌曲将加速，采用2/4节拍，唱词不变的情况下，将伴唱划分为两个声部，与主唱共同构成三声部。再次经过小切分后，重新回归二声部演唱[4]。经过简单间奏后，歌唱速度加快，最后以四声部方式演唱。在演唱方法上，结合音域位置采用了真嗓唱法、假嗓唱法、真假嗓结合等不同唱法，带有浓烈的原始气息，使得声音能够与哈尼族语言语调完美融合，呈现原生态的风格。因此，哈尼族多声部民歌的结构形式也十分丰富，促使歌曲演唱具有了多元化特点。

三、云南红河地区哈尼族多声部民歌特色与价值

（一）艺术特色

哈尼族多声部民歌可以在田间、山林、村寨等各种场景演唱，抒发对爱情、劳动等的赞美。歌唱方式多样，结构内容丰富，促使其带有多元化特征，能够显示出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物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伴奏可以采用自制民间乐器，如小二胡、长笛、三弦等，也可以采用树叶作为吹管乐器单独伴奏，形成了特殊的声响效果。在演奏过程中，将包含引句开腔、主唱和帮腔的演唱段落当成是基础，音乐持续重复，但拥有不同唱词，由帮腔跟着主唱进行，将主唱当成是核心，对主题和内容进行歌唱，帮腔仅完成衬词的演唱，并利用和声为主唱提供支持。歌唱过程中拥有不同的旋律，支声复调浑然天成，能够保持多声和谐。在各声部演唱过程中，有时是大家齐唱，有时则是按照各自的理解进行不同声部的唱和，在不加修饰的情况下能够展现纯真的美，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哈尼族多声部民歌都展现了该民族独特的音乐文化，创造出了极佳的音乐演奏形式，才能在千百年的历史中得到人们的喜爱，历尽沧桑依然颇具魅力，能够使民族文化和历史得到传承。

（二）传承价值

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中，对该民族音乐才能和智慧进行了凝结，能够体现该民族的音乐天赋。在人类历史上，八声部原生形态多声部民歌都极为罕见，具有较高的科学、艺术和文化价值。作为与民族生产劳动相伴而生的音乐文化，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也是研究该民族思想性格、审美观念的重要途径。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际乐坛的珍贵文化，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为世界音乐、音乐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在人类音乐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因此需要得到传承与发展。而多声部民歌作为哈尼族特有的音乐形式，传承了该民族的文化意识，是该民族宝贵的精神资源，关系到民族文化能否得到传承与发展，所以还应作为民族标识得到传承。认识到哈尼族多声部民乐的传承价值，将民歌传承与保护当成一项重要任务，才能确保民族文化艺术获得生存发展动力。

四、云南红河地区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保护对策

（一）加强全面普查工作

针对哈尼族多声部民歌口传心授的继承方式，需要采取记谱整理的方式进行改善，安排拥有田野调查经验的人员进行乐谱的准确记录，并留下宝贵的录音，以便年轻一辈能够传承和研习。结合前期民间艺术资源普查结果，需要对普查工作经验进行总结，切实有效地在红河地区开展全面普查建档工作，从而对哈尼族多声部民歌的数量、种类、分布、发展情况等进行全面掌握，采用文字、图像、影音等多种方式进行系统记录，并通过归档完成相应数据库的建设，保证民歌不会继续“消失”。

（二）制定有效传承机制

为确保哈尼族多声部民歌能够得到有效传承，需要由政府出台相应的制度和规定，根据普查内容加强民歌保护，制定民歌保护传承行动计划，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民歌传承与保护工作中，完成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作品的拍摄和制作，实现对民歌资源的充分利用。通过对红河地区哈尼族多声部民歌的发展问题和保护现状展开深入分析，能够加强保护规划，制定科学的保护方案，确定民歌保护与传承的短期目标和长远计划，完成重点项目和保护范围的确立。在此基础上，对相关部门责任进行明确划分，提出职责要求和具体措施，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工作，保证多声部民歌传承与保护工作得以长效开展。

（三）加强传承人才培育

民歌的传承需要有传承人，所以需要面向哈尼族村寨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确保当地青年能够重视民族音乐文化传承，认识到哈尼族多声部民歌的价值，坚定保护民族文化的信念，促使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多声部音乐传承人得以产生。在哈尼族村寨，还应聘请民歌传承人教授音乐，保证民歌传承的稳定性。针对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代表性传承人，需要通过逐级上报进行认定和命名，给予相应的传承补贴和工作经费，调动人员传承民歌的积极性。与此同时，需要将红河地区哈尼族村寨民歌人才培养工作纳入当地政府发展规划中，开展民歌传承试点工作，吸引地区民众参与到哈尼族多声部民歌的传承工作中，学习和保护哈尼族音乐文化，使民歌得以广泛传承。

（四）保留民歌“原生态”

结合历史经验可知，在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传承的过程中，还要对民歌“原生态”进行保留，而非是一味进行民歌艺术形式的创新，造成民歌失去原本的民族特色。为此，需要加强民歌传承地的保护，推动红河地区多声部民歌发源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将以普春村为中心的哈尼族村寨打造成为民族文化特色村，完成民族文化传习地的建设。在当地发展旅游的过程中，还要加强专题研究和知识产权定位，将传统节日当成是载体开展系列歌舞展，加强对哈尼族多聲部民歌的集中保护和展示，确保民歌带有原本的风格特点。

参考文献：

[1]王佐伊.哈尼族民歌风格特征与演唱技巧探析[J].民族音乐，2018，（02）：23-24.

[2]杨丹霞.哈尼族“阿茨”的价值与现状探索[J].北方音乐，2016，36（21）：26.

[3]严盟.云南红河地区哈尼族多声部民歌研究二十年综述[J].黄河之声，2016，（1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