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系”的传承与文学记忆的韵律

2020-11-18陈国球

当代文坛 2020年6期

关键词：海外

主持人语：本期推出的三篇论文，都堪称精彩之作。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香港所拥有的不过是经济的奇迹，在文化上依然是“沙漠之地”。但是香港学者陈国球却主持编辑了规模宏大的《香港文学大系》，一时引人注目，成为华文文学界争相谈论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陈国球先生的视角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原来的本土出生——本土文化的养成转换挖掘为地区文学的空间意义，当我们跳出“乡土志”的模式，将南来北往的作家流徙看作“香港”这一独特空间所提供的文学支撑之时，我们可供讨论的“地方意义”就陡然变大了，香港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价值不是更简单而是特别丰富了。本期刊发的陈先生的大作就让我们看到了这种令人鼓舞的文学地方意识。同样，朱军先生重新阐释“南方精神”，从一般的区域风气深挖至“早期现代性”的内在品质，于是，单纯地方的意义就与中国漫长历史的意义结合在了一起，所谓“长时段”的书写打破了我们习见的短时段文学史的种种桎梏，焕发出新的光彩，相信这样的文学史观将成为未来“重写文学史”的重要参照。谢君兰的论文则继续开掘成都的现代文学资源，将几个文学群体的追求纳入到近现代新诗转换的主潮之中，观察地方资源如何改变中国历史的路径，地方与国家不再是被传输的关系，它们同时也存在这一再推动关系，这就是“地方路径”研究的新的价值。

——李怡

《香港文学大系》之编制体式，源自1935年到1936年出版的十册《中国新文学大系》。两者的关连，实在依违之间;前者第一辑的《总序》已有交代。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相同立意，是向历史负责、为文学的历史作证。《中国新文学大系》由赵家璧（1908-1997）主编，目的是为由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作历史定位，因为他发现“新文学”到了1930年代中期，面对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同，他深恐“新文学运动”光辉不再。②因此，他设计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由整体结构到每一册的体式，综之就是一种历史书写，这也是《香港文学大系》以之为模范的主因。正如我们以“大系”的形体去抗拒香港文学之被遗弃，《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目标也明显是对“遗忘”的戒惧，盼求“记忆”的保存。③这意向的实践又有多方向的指涉：保存“记忆”意味着对“过去”发生的情事之意义作出估量，而估量过程中也必然与“当下”的意识作协商，其作用就是开发“未来”的各种可能，这就是传统智慧所讲的“鉴往知来”。因此，以“大系”的体式向“历史”负责，同时也是向“当下”、向“未来”负责。

一《大系》的传承与香港

从制作层面看，《中国新文学大系》可说成功达标，不少研究者都认同它在文学史建构中的功绩。④然而，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去审视这一扺抗“遗忘”的制作之“生命史”，却也见到其间别有一番挣扎浮沉。⑤于此我们不作详细论述，只依据赵家璧不同时期的记忆，配合相关资料，以简述《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记忆”与“遗忘”的历史，香港的影子也夹缠其中，颇堪玩味：

（一）1957年3月，赵家璧在《人民日报》发表《编辑忆旧》连载文章，提到当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先后经过两年时间（案：即1935年到1936年），冲破了国民党审查会的鬼门关才算全部出版。”⑥

（二）赵家璧在后来追记，《大系》出版后，原出版公司《良友》的编辑部，因应蔡元培和茅盾的鼓励，曾考虑续编“新文学”的第二个、第三个十年。⑦不久抗战爆发，此议遂停。

（三）1945年春日本战败的迹象已明显，他再想起续编的计划，和全国文协负责人讨论先编第三辑“抗战八年文学大系”，因为抗战时的材料，“都是土纸印的，很难长久保存;而兵荒马乱，散失更多”，要先启动。可惜战后良友公司停业，计划流产。⑧

（四）赵家璧在1957年的连载文章说：“解放后，很多人建议把《中国新文学大系》重印。我认为原版重印，似无必要。”文中的解说是可以另行编辑他早年的构想──《五四以来文学名著百种》。⑨然而，他后来的文章说这是“违心之论”。⑩

（五）赵家璧在1980年代的追记文章又说：“一九六二年，香港一家出版社已擅自翻印过一版。”11这家出版社是“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时有李辉英撰写的《重印缘起》，文中引用了蔡元培《总序》“十年总审查”以后，还有接着的“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李辉英又说：“第一个十年总结过了，留下来丰富的十集《大系》”，然而，“这丰碑式的《大系》，现在海外竟然变成了孤本和古董”，于是出版社“决定本诸传播文化的宗旨……重印《大系》……使丰碑免于湮灭”。12这里有几个关键词：“擅自”“海外”“湮灭”。

（六）赵家璧同时又指出“翻印《大系》的那家香港出版社，于一九六八年又搞了一套《中國新文学大系·续编1928-1938》”，其《总序》“居然把上述蔡元培为一九三五年良友版《大系·总序》里所表示的重要期望，接了过去，自称为是蔡序《大系》的继承者，在海外汉学界造成了混乱……国内学者更不会轻易承认这种自命的继承。”13事实上，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大系·续编》的计划，早在翻印十集《大系》不久就开始了，到1968年全套出版，其卷前的《出版前言》提到《续编》（1928-1938）和《三编》（1938-1948）的构想，完成的话，“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大致完整了”。这个出版计划不无商业的考虑，《出版前言》谓各集编者“都是国内外知名人物”，分处东京、新加坡、香港三地，编成后在香港排印。14然而，由后来的相关追述可知，其实编辑工作主要由北京的常君实承担，再由香港的谭秀牧补漏，二人并无直接沟通协调，加上两地各有不同的客观限制，制作过程困难重重。15无论如何，在所谓“正”与“续”之间，不难见到“断裂”与“继承”的复杂性。

（七）与香港文学研究社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1928-1938》差不多同时，李棪与李辉英也在构思一个“1927-1937年”的续编，并已列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计划”之一，其中小说、散文、戏剧部分已有四册接近编成。主编者认为“新文学第二个十年”的编选，“实为必要的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搜求资料的主要对象”是英国、日本、美国各大图书馆，而不是中国内地。他们也知悉香港文学研究社的出版计划，视之为“同道者”的“姊妹编”。16可惜，这个计划所留下的只是一份编选计划书。

（八）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编辑约请赵家璧撰稿，赵家璧婉拒不成，只好提交1957年刊发于《人民日报》的文章，文章开首就宣明没有必要重印《中国新文学大系》。17同年末，他知悉上海文艺出版社打算重印《大系》，却表示“完全拥护”，并撰写《重印<中国新文学大系>有感》。18至1982年，《大系》十卷影印本出齐。

（九）1983年10月，他写成长篇追忆文章《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刊载于《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这是后来大部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研究论述之依据。

（十）1984至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由社长兼总编辑丁景唐主编、赵家璧作顾问，陆续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共二十册;1990年再有孙颙、江曾培等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二十册;1997年冯牧、王蒙等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二十册;2009年王蒙、王元化总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三十册。

以上的简单撮述，目的不在于表现巧黠的“后见之明”，以月旦是非，而是借检视“历史承载体”的历史，重新思考“历史”的所谓传承，以至“历史”的存在与否，大抵是“记忆”与“反记忆”、“遗忘”与“反遗忘”的心与力的争持。我们都明白，1949年之后，无论中国内地还是中国香港，政治与社会都有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变易与转移。以赵家璧的一人之身，历经世变却又似断难断，在大断裂之后试图由“记忆”出发以作历史（文学史）连接，并且非常着意连接的合法性，而疏略其形神之异。他的举措很能揭示“记忆”的黏合能力，同时也见到其偏狭的一面。19如果论者想把这五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看成一个连续体，必须面对其间存在一个极大裂缝的问题：第一辑完成于1936年，第二辑开始出版于半个世纪之后的1984年，更不要说中间经历天翻地覆的战争与政治社会的大变化，第一辑与后来四辑的编辑思想、制作方式与实际环境的千差万别。考虑到种种因素，香港在上述过程中的参与角色，又透露了哪种意义？《香港文学大系》要作“续编”，又会遇上甚么问题？都有待我们省思。

二 “记忆之连续体”在香港

1949年以后，中国香港与内地之间有各种回斡，其中文学与文化是两边关系的深层次展现。在1950、60年代期间，有一些文学现象可供思考。1950年代初从内地南下的马朗（1933？—），在香港创办《文艺新潮》，推动现代主义创作，引进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了香港一个世代的文学发展。马朗在大崩裂的时刻意识到“遗忘”带来历史的流失。他在杂志创刊不久的第2期就预告要编一个《三十年来中国最佳短篇小说选》的特辑。他的想法是：“中国新文学运动至今已卅余年，其间不少演变，然而不论是贫乏还是丰饶，出版不下数万种的小说倒底（案：原文如此）给三十年来的读者群广汎的影响，然而这些作品今日都在历史的洪流里湮没了。目前海外人仕（士）即使想找一篇值得回味的小说，亦无可能……（我们）借这个特辑来作一次回顾，让大家看看中国有过甚么出色的短篇小说，在文化沦亡无书可读的今日，对于华侨青年，其意义又岂只是保存国粹而已。”20

1956年5月《文艺新潮》第3期特辑正式刊出，收录沈从文《萧萧》、端木蕻良《遥远的风砂》、师陀《期待》、郑定文《大姊》、张天翼《二十一个》五篇。马朗在《选辑的话》里交代编选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中国新文学书籍湮没的程度实在超乎意料，令人吃惊。譬如，在曾经哄动一时的新感觉派奇才穆时英的《Craven A》、《一个本埠新闻栏废稿的故事》、《白金的女体塑像》、《公墓》等等之中，似乎可以选择一篇的，因为他首先迎接了时代尖端的潮流;還有直追梅里美擅写心理的施蛰存，他的《将军的头》和《梅雨之夕》两本书;以致（至）伪满时代的‘中国纪德爵青，他的《欧阳家的人们》;再有萧红的《手》和《牛车上》，罗烽描写渖阳事变的《第七个坑》、万迪鹤的《劈刺》、荒煤的《长江上》、战后的路翎和丰村……前者已永远在中国书肆中消失了，后者却在香港找不到。”21

1940年代在上海主编《文潮》的马朗，来到香港以后对现代小说的记忆，自然与他昔日的阅读经验有关。马朗在《文潮》有个《每月小说评介》的栏目，当中就曾评论《文艺新潮》特辑的《期待》及《大姊》两篇，也旁及荒煤的《长江上》和爵青《欧阳家的人们》。22由此可见“香港”连结“中国”的轨迹之一，是“文学记忆”在空间（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时间（1940年代—1950年代）上的传承接驳。这个具体的例子说明，我们看到的不是“中华文化广被四夷”23，而是一种“记忆”的迁徙、搬动。因为这些文学风潮与作品，在原生地已经难得流通了。24

此外，1960年代又有一次更大型的“文学记忆”的连结工程。1964年7月24日《中国学生周报》创刊十二周年纪念，推出《五四·抗战中国文艺新检阅》专辑，前有编者的《写在专辑前面》，罗列了一批当时香港读者会感到陌生的作家名字，如卞之琳、端木蕻良、骆宾基、穆时英、施蛰存、钱锺书、无名氏、王辛笛、冯乃超、孙毓棠、艾青、冯至、王独清等，指出“他们的声名给‘正统作家们盖过了，他们的作品被战乱的烽火烧燬了。但是，他们对当代中国文艺的影响是永远潜在的，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这个专辑的目标是：“分别从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翻译、批评方面，介绍文坛前卫作家们的成就……希望能够提醒今日的读者们：不要忘记从五四到抗战到现在这一份血缘！”25

这个专辑与“现代文学美术协会”的几位骨干人物如崑南（1935—）、李英豪（1941—）、卢因（1935—）等关涉最多。例如卢因就以“陈宁实”和“朱喜楼”的笔名，分别讨论端木蕻良的小说，和周作人以来的杂文和散文;崑南则谈无名氏，同时英译辛笛的诗作。至于诗论大将李英豪则以“余横山”的笔名讨论刘西渭和“五四”以来的文艺批评，更重要的一篇论述是以本名发表的《从五四到现在》：“时至今日，一些真有才华和创建性的作者，反而湮没无闻;作品随着战火而被埋葬……我们只以为，‘五四及抗战时，中国只有写实小说，或自然主义作品，却漠视了如以新感觉手法表现的穆时英，捕捉内在朦胧感觉的穆木天，打破沿袭语言辞格的骆宾基，追寻纯美的何其芳，写《水仙辞》的梁宗岱，和运用小说《对位法》与《同时性》的爵青。茅盾、巴金、丁玲等都受政治宣传利用，论才华和稳实，都比不上骆宾基、端木蕻良和李劼人;论狂放，更望尘不及无名氏。”26

如果马朗是搬动内陆的“文学记忆”到这个岛与半岛的文化人，李英豪则是土生土长的本地“番书仔”，他的文化触觉明显与马朗所传递的讯息有密切的关联。但这并不表示李英豪一辈只是被动地接收单向的讯息。从文中可知他一样看到由郭沫若到王瑶等传扬的另一种文学史记述。换言之，李英豪等一辈人接收到内容有差异的讯息。显然他们选择相信文学的“过去”原本很丰富，但经历沧桑岁月，“记忆”断裂，精彩的作家和作品被“遗忘”。

由于对“遗忘”的戒惧，马朗试图将被隐蔽的“记忆”恢复。当他的私有“记忆”在易地以后成为一种论述，他高呼“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到我们的旗下来！”27当然是为了招集同道，发挥传播的力量。至于论述的承受方，如崑南、卢因、李英豪一辈在本地成长的年轻人，缘此扩充了香港教育体制以外视野;28另一方面，在地的位置──作为面向世界的城市──也促使他们以更多元、多层次的思考，面对这些非他们固有的“文学记忆”，他们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试图建构可以上下连贯的文学史意识时，也在衡量当下自身的位置。因此，文中说：“我们并不愿意墨守他们的世界，亦不愿盲从他们的步伐。中国现代文学应落眼于开创的一面──不断的开创。我们不一定要有只手辟天的本领，但我们必得肩负数千年来沈重的中国文化，高瞻远瞩的看看世界，默默的在个人追寻中求建立，自觉觉他。”在文章的结尾，李英豪又说：“‘现代是‘现代，是不容逃避与否认的，而那必得是个人的、中国的‘现代。”29

他们心中的“我们”，显然是由当下的年轻一代的众多“个人”组成。这一群“我们”为什么要“肩负”一个沉重的责任？如果用赵家璧的话来对照，他们“居然”“擅自”“自称”是此一文学与文化记忆的“继承者”，可谓不自量力地“情迷中国”（Obsession with China）。由馬朗到李英豪，“情迷中国”的基础并不相同，但在1950、60年代香港共同构建了奇异却璀璨的华语文化论述。30正如香港出版的《民主评论》，在1958年元旦刊载了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位流离于“中国”之外的儒学中人合撰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31这些“新儒家们”的“文化记忆”在中国大地养成，他们的亲身体验，是支撑他们信念的依据。然而香港一个年轻人聚合的文艺团体，也在翌年（1959年）元旦发表他们的“文化宣言”。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是崑南（24岁）、王无邪（1936—，23岁）和叶维廉（1937—，22岁），组织名称是“现代文学美术协会”;他们高呼：“在这决定的时刻中，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重大而不可抗拒的问题，迫使我们需要联结每一个可能的力量，从面里发挥每一个人的勇敢，每一个人的信念，每一个人的抱负，共同坚忍地正视这个时代，共同表现中华民族应有的磅礡气魄，共同创造我国文化思想的新生……让所有人，有共同善良的愿望的年青人紧密地站在一起，站在一起肩负一个伟大而庄严的使命。”32

由语言措辞以至思想方向看来，他们的想像其实源于南来知识分子的“文化记忆”，是这种“记忆”的承纳与发挥。他们建构（虚拟）了一个超过本土的文化连续体，由是他们既能立异开新，又有历史（上一辈的记忆）的厚重，千斤重担两肩挑。香港文学史的这一段，可说是最能大开大阖，最有历史承担的一段。33他们的确开拓了华语文学的新路，展示了内地环境所未及容纳的文学之可能。当然，他们大概不能逆料其勇于承担有可能遭逢“合法性”的质疑，而这正是“历史”之吊诡与悲凉。

三历史的崩裂与文学主体的更替

《香港文学大系》第一辑以1949年为编选内容的时期下限，现在第二辑在时间线上作承接，以1950年到1969年为选辑范围。然而，时间上虽然相互衔接，其间的“历史”进程却很难说是无缝的连续体。从现存资料看，1945年二战结束，港英政府从战败的日本“收回”香港，当时的人口约六十余万，1946年增至一百六十余万，1949年一百八十六万，1951年二百三十万。34由1949年到1951年人口增长约四十四万，再计算双向移动替代的实际情况和趋势，这个历史转折时期香港人口变化极大，政治社会、经济民生等面貌大有不同，尤其在文化理念或文学风尚方面，更是裂痕处处，前后不相连属。

按照最通行的解说，自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展开，香港成为左翼文人的“避风港”，不少人更在此地主理重要报刊的编务，由是这个文化空间也转变成左翼文化的宣传基地。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大批战争时期留港的文化人北上迎接新中国。而对社会主义政权心存抗拒的各式人等，又纷纷移居香港，或以之为中转站，再谋定居之地。其中不少文化人在居停期间，书写去国的乡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紧接全球冷战，美国大量资金流入香港。文艺界受益于“美援”，在应命的文字以外，也谋得一定的文学发挥空间。35若暂且依从极度简约化的“左右对垒”观念，我们可以说：在1949年以前，香港文学由左派思潮主导;1950年以后，右派的影响大增。36准此而言，以连续发展为观察对象的“文学史”，根本无从谈起。

再细致地考察，可以《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所载，时代较能相接的重要作家为论。《香港文学大系》第一辑所见表现精彩的诗人易椿年（1915-1937）、编辑兼作者梁之盘（1915-1941）、文艺理论家李南桌（1913-1938），均英年早逝，而曾在此地推动“诗与木刻”的戴隐郎又回到马来亚参加战斗，无法在文艺活动上延续影响。至于在文坛非常活跃的“香港文艺协会”成员如李育中、刘火子、杜格灵，又如写过“香港照像册”系列的前卫诗人鸥外鸥，《中国诗坛》骨干陈残云、黄宁婴、黄雨，小说和散文作家黄谷柳、吴华胥、杜埃等，都相继在1950年后北上，在香港再没有荡漾余波，更不要说奉命来港“工作”的文化人如茅盾、郭沫若、聂绀弩、楼适夷、邵荃麟、杨刚等，他们返回以后，再也不回头。这些1930、40年代在香港有频繁文学活动的作家选择离开，各有其原因，不应究责，后来不少人更身陷困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作品从此几乎在香港绝迹，不再流传。换句话说，当初备受赞誉的作品，其“生命”却未能在此地延续。

回到《大系》续编的问题。《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及《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五○—一九六九》两辑，年代相接，选入的作家理应有所重叠。但比对之下，结果令人惊讶。例如第一辑《新诗卷》收录诗人五十六家，第二辑共两卷收诗人七十一家。第一辑诗人在第二辑再次出现的仅有柳木下、何达和侣伦三人。侣伦擅写的文类还有小说和散文，何达的诗歌创作生涯比较长，至于柳木下，到1960年代诗思开始枯竭。除这三人以外当然还有一些留港作家，如舒巷城、叶灵凤、陈君葆等，仍然有在报刊撰文，以不同的文体见载《香港文学大系》第二辑。但相对于1950年代新近南移到香港的文人，以及在本土成长的新一代来说，这些香港前代作家的整体创作量和影响力远远不及。再者，新一代冒起的年轻文人如崑南、王无邪、西西、李英豪等，与1930、40年代香港作家的關系也不密切。37这种前后不相连属的崩裂情况，提醒文学史研究者重新审视历史的“延续”问题，这又关乎“历史”与“记忆”主体谁属的问题。

四 “记忆”与“遗忘”的韵律

《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五○—一九六九》的选录范围是1950、60年代，正进行中的编纂过程有许多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不过，在这个时间范围采集资料，我们得助于前人的工作甚多。在1980年代已见到从文学史眼光整理的1950、60年代资料出版，例如郑慧明、邓志成、冯伟才合编的《香港短篇小说选——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38到1990年代香港另一个历史转折期前后，也有刘以鬯和也斯的1950、60年代短篇小说选，39以及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三人更大规模的合作计划。黄、卢、郑三位从1994年开始合力整理香港文学的资料，最先面世的成果如《香港文学大事年表》《香港小说选》《香港散文选》《香港新诗选》等，其年限都设定在1948年到1969年。40三位学者还有其他时段的资料陆续整理出版，决定先推出1950、60年代的部分，应该有深义在其中。41郑树森在1996年发表《遗忘的历史·历史的遗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学》，可说是为其理念及这个阶段的工作，作出综合说明。42从题目可以见到“遗忘”也是三位前辈非常关心的问题。郑树森在文章结尾说：“1950、60年代的香港文学，虽是当时最不受干预的华文文学，但也是物质基础最薄弱、生存条件最贫困的。而当时政府图书馆的不闻不问，完全可以理解，但对今日的文学研究者，史料的湮没，不免造成历史面貌的日益模糊。任何选集、资料册和文学大事年表的整理工作，都不得不面对历史被遗忘后的窘厄，但也不得不去努力重构。而在这过程中，过滤筛选，删芟芜杂，又在所难免。换言之，重新构筑出来的图表面貌，不论是有意或无意，不免是另一种历史的遗忘。”43

郑树森提到两种“遗忘”：一是“集体记忆”的遗落，政府无意保存，民间社会也没有“记忆”的需求;一是史家技艺的限制，无法呈现“完全”的“记忆”。后者其实是前者的逆反：因为不满“记忆”的遗失，所以要填补这缺失;但因为要勉力拯救所失，求全之心生出警觉之心，甚或忧心。我们循此方向再作深思，或者可以从“记忆”的本质出发。“记忆”本是存于私我的内心，私我要寻求“生命历程”的意义时，“记忆”是重要的凭藉。“记忆”从来不会显现完整的“过去”，因为“过去”的每一刻都是无限大、无穷尽的。“记忆”本就是零散经验的提取，如果要将所经验的“过去”转化成有意义的记忆（making sense of the past），则编码（encoding）过程不可缺少。于是“现在”与“过去”、“私我”和“公众”就构成对话关系，过程中既内省、再玩味、更参酌比照，当中自然有选择、有放下，“遗忘”与“记忆”就构成辩证的关系。44郑树森念兹在兹，是“集体记忆”的公共意义，“历史”不应被（政治力量或经济力量）刻意“遗忘”，谨之慎之，是为重构“历史”过程的成败负上责任。这种态度是值得我们尊敬。

然而，当我们要整合思考《香港文学大系》第一、二辑的关系时，要面对的“记忆”与“遗忘”却埋藏在更复杂的历史断层之间。尤其“文化记忆”在两辑之间的失传，是否宣明“文学”无力抗衡“现实”？只要政治社会有大变动，文学所能承载的“记忆”是否就必然失效，就此湮灭无闻？

可是，当我们还未在“历史现实”面前屈膝之前，就发现香港的1950、60年代文人，其实在奋力抗拒“遗忘”，正如前面提到马朗为1930年代的文学亡灵招魂，李英豪等更大规模地重整文学记忆。这样的超越时空界限的香港文学事件不一而足，例如：曹聚仁写《文坛五十年》正续编（1954、1955）;45赵聪写《大陆文坛风景画》（1958）、《五四文坛点滴》（1964）;46李辉英写《中国新文学二十年》（1957），构思《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1968）;47力匡以新月派风格写《燕语》的离散心声（1952）;48侣伦调整他的浪漫风格，以《穷巷》继续“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1952）;49宋淇借梁文星重现1940年代的诗学观念（1955）;50叶维廉用心融会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的风格（1959）;51崑南尽意追慕无名氏的小说（1964）。52应该注意的是，他们刻意重寻的“记忆”，其典范并非源自本土，但这也不是简单的“情迷”心结，而是将更悠长深远的“记忆”与当下的生活体验以至生命感怀作出斡旋与协商。其中，文字在文化脉搏中生发的美感经验，或许更是关键枢纽，由是生发出在地的、新鲜的“文学记忆”。至于发生在《大系》两辑时限之间的断裂，前后辈作家之不相闻问，的确是我们所关怀且惋惜的现象。不过，我们或许要再放宽视野，只要有能力在崎岖不平、满布坑洞的“历史”长廊走远，就会发觉已遗落的“文学记忆”，会乘隙流注，在意想不到的时刻直奔眼前。例如1980年代中期，久失踪影的鸥外鸥翩然重临，向隔代的本地同道传递添加了沧桑苦涩的“记忆”，以旧作新篇为年轻世代的文学冶炼助燃。53“历史（文学史）”不仅形塑“过去”，它还会摇撼“未来”。

风物长宜放眼量。文学“记忆”与“遗忘”的往来递谢，或者好比一种即兴式的“时间韵律”（rhythmic temporality），时而共鸣交感，时而沉静寂寞。54我们未必能按轨迹预计“记忆”何时重访我们的意识世界，因为现世中有种种有形与无形的屏障或压抑。然而文学──依仗文字与文化生发的美感经验──就有种“反遗忘”的力量，在意识的海洋上下浮潜而汨汨不息，或者衣钵相传，也可能隔世相逢。年来我们努力梳理1950、60年代香港文学的作品和相关资料，每每惊叹初遇其实就是旧识。因为，彼此都存活在这块土地上。

五同构“记忆”的大众文化

以上的论述主要从“遗忘”戒惧出发，也牵涉主体的问题，究竟谁在“记忆”？谁要“遗忘”？简约式的回应是：南下文人满怀“山河有异”的感觉，以“文学风景”作为寄寓。至于本地的年轻“番书仔”，却以文化源头的“想像”承接文坛长辈的“记忆”，来抗衡殖民统治下的种种压抑，以及在“现代性”的苦闷状态下寻找精神出路。“反遗忘”的对象，就是大环境的政治与社会气候。这些“抗衡政治”的论述，比较能说明精英文化层面的心灵活动。然而，各种力量的交锋在更宽广的民间社会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其中颠覆的意义更不能忽略。《香港文学大系》以文字文本的“艺术表现、社会感应，与历史意义”作为观察对象，但编辑范围并不会囿限在新诗、小说、散文、戏剧、文学评论等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正统”文学类型。第一辑十二卷在上述文体以外，还包括通俗文学、旧体文学、儿童文学等。编辑团队认为在香港的文化环境中，这些文学类型能够提供“额外的”审视角度。相关的编辑理念已在《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的《总序》中作出解说。在这个基础上，《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五○—一九六九》保持第一辑的各种文体类型，再添加粤语、国语歌词，以及粤剧两个部分。歌词和粤剧的相关艺术形式是音乐和舞台的表演，但其中的文字文本仍然占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当然更全面以文字表达的大众文化体类可以举出盛极一时的武侠小说与爱情流行小说，以及别具形态的“三毫子小说”。本辑《香港文学大系》两卷《通俗文学》会适切地反映这个现象。在《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五○—一九六九》的架构中，新增的《粤剧卷》和《歌词卷》有助我们更全面了解不同类型的文字文本如何融会成大家认识的香港文化。

粤剧本是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地方戏曲，其原始功能是作为民间酬神的一种仪式，娱神的作用不少于娱人。随着1920、30年代省（省城，即广州）港（香港）澳（澳门）的城市化发展，粤剧演出的空间与时间也相与呼应，重心渐渐从临时戏棚转到戏院舞台，并由季候性的农闲祭祀活动变成市民日常生活的文娱康乐。演出所本也由固定剧目、排场之程式化与即兴混合，进展到文人参与编订提纲以至剧本。由是，文字的作用愈加重要，文学性质经历一个由隐至显的历程。于今回顾，可知粤剧的文学阶段之成熟期正发生在大崩裂时代的香港，而粤剧的整体艺术表现，也在1950、60年代进入最辉煌的时期。是时，粤剧是这个城市的重要文娱活动，与社会大众同一呼吸。相对同时其他岭南地区，香港更有可以回转的精神空间，在市廛喧闹间让文字的感应和创发力量得以发挥。市民社会本来就复杂多元，在现实困厄中谋存活，难免有保守功利的一面。然而大众意识中也不乏向上提升、或者挑战威权的想望。这时期香港粤剧界出现最有驾驭能力的编剧家，在娱乐消闲与艺术锤炼之间游走，部分更蕴藏种种越界之思，乘间冲击诸如生死、伦常、国族、阶级等界限，暗中颠覆旧有的价值体系。55当中文字与现实的博弈，透过不同媒介如电台广播、唱片，或电影改编等广泛传播，植入不同阶层的民众意识之中，成为香港的重要“文化记忆”，在往后世代滋润了许多文学以至艺术创作。56

由粤剧的剧曲衍生出“粤语小曲”，再而出现受“国语时代曲”感染的“粤语时代曲”，发展到更“现代化”的“粤语流行曲”（Cantopop），是香港文化的其中一条重要发展脉络。1950、60年代流行文化中的粤语歌未算鼎盛，到1970年代，“粤语流行曲”才成为香港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影响不止遍及华语世界，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有其耀眼的位置。《香港文学大系》第二辑开辟“歌词”一体，其中一个考虑点是为以后各辑的《歌词卷》先作铺垫。此外，作为这个时期的文字力量之一，粤语歌词还有不少可以细味的地方。尤其与当时的“国语时代曲”对照并观，更能见出在地的语言风俗与各方交涉周旋的意义。“国语时代曲”的原生地应该在上海。1949年以后，“乐人南奔”，一大批上海歌手、作曲家、填词人移居香港，重要的唱片制作人、大型唱片公司也由上海南下，带来上海先进的歌曲制作技术，资金又充裕，一时间“沪上余音”弥漫香江。57

香港的语言环境原本以粤语为主，书面语基本上与其他华语地区相通，但歌曲唱词发声，以听觉主导，“国语时代曲”（与“国语电影”）在1950、60年代的香港居然可以引领风骚，比粤语歌曲（及“粤语电影”）有更高的社会位置，这是值得玩味的现象。可见香港文化有一种相对的宽松弹性：有时是逆来顺受，有时是兼容并包。若有所抗衡，会选择比较迂回或含蓄的方式。粤语歌曲同时经历“国语时代曲”与“欧西流行曲”的冲击，再由在地意识浸润洗练，1970年代以后就能奋起抢占鳌头。另一方面，国语歌曲在当时香港的宽广空间也得以茁壮成长，进入这一种歌唱体裁的黄金时期。这时“国语时代曲”的创作人不止于追咏《南屏晚钟》（陈蝶衣，1958），也会欣赏地道的《叉烧包》（李隽青，1957），渐渐体会身处的《好地方》（易文，1962）。“国语时代曲”也能接地气，成为1950、60年代本地文化的一环。

纵观粤语、国语的歌词，可见其中还是以情歌最为大宗。谈情说爱在现代社会几乎是人生的必经历程，普羅大众最容易感应。这方面的书写，在语言锻炼（或者堆叠）上，可以上承《香奁》《花间》，往返于风云月露、鸳鸯蝴蝶，不难造就一种“文雅”的面相。反而其他内容的创作表达与市民接收，更值得注意。流行文化本质上要随波逐流，写大众喜见乐闻，或者忧戚同感的情事。这时期的国粤语歌展示了社会的众多面相，例如：对富贵或美好生活的向往，58为低下阶层的劳动生活打气，59反映大众的社会观感、居住环境的差劣，60以至世代转变带来的家庭代沟、青春之鼓舞与躁动，61甚至女性主体意识的释放。62

《香港文学大系》这一辑统合香港国粤语歌曲的歌词为一卷，更有助我们对照两个语言表述传统的异同，观察二者在同一文化场域中如何周旋与互动，如何同构这个时段的“文化记忆”。再者，从整个《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五○—一九六九》的体系来看，我们也可以留心新增的《粤剧卷》和《歌词卷》如何补足我们对香港文学文化的理解。

六有关《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五○— 一九六九》

《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五○—一九六九》共计有十六卷：《新诗》两卷，卷一陈智德主编，卷二叶辉、郑政恒合编;《散文》两卷，卷一樊善标主编，卷二危令敦主编;《小说》两卷，卷一冯伟才主编，卷二黄淑娴主编;《话剧卷》卢伟力主编;《粤剧卷》梁宝华主编;《歌词卷》分两部分，粤语歌词黄志华、朱耀伟合编，国语歌词吴月华、卢惠娴合编;《旧体文学卷》程中山主编;《通俗文学》两卷，卷一黄仲鸣主编，卷二陈惠英主编;《儿童文学卷》黄庆云、周蜜蜜合编;《评论》两卷，卷一陈国球主编，卷二罗贵祥主编;《文学史料卷》马辉洪主编。编辑委员会成员有：黄子平、黄仲鸣、黄淑娴、樊善标、危令敦、陈智德、陈国球。我们还邀请了李欧梵、王德威、陈平原、陈万雄、许子东、周蕾担任本辑《香港文学大系》的顾问。

香港教育大学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作为《大系》编辑的基地，各位同事和研究生们以最高热忱协同编务。至于境内外文化界同道的热心关怀，督促提点，在此不及一一。以上种种，我们都铭记在心，并以之为更大的推动力，尽所能以完成《大系》的工作。在此还应该记下我对《大系》编辑团队的无限感激。众所周知，当下的学术环境并不鼓励《香港文学大系》一类的工作，团队同仁牺牲大量时间与精神参与编务，只说明大家对此地文学的关爱与承担。

注释：

①陈国球：《香港？香港文学？──<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总序》，载陈国球、陈智德等著：《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导言集》，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39页。

②赵家璧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指出当时几个环境因素：一、1934年国民党军队进行第五次“围剿”，又查禁书刊，成立“图书杂志审查会”;二、同年有推行旧传统道德的“新生活运动”;三、湖南广东等省实行尊孔读经;三、“大众语运动”批判“五四”以后的白话文为变“之乎者也”为“的那呢吗”的“变相八股”;四、林语堂的《人间世》半月刊，“恶白话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五、上海图书出版界大量翻印古书，社会上弥漫复古之风。见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③赵家璧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初编时说：“这十年间宝贵的材料，现在已散失得和百年前的古籍一样;假如不趁早替它整理选辑，后世研究初期新文学运动史的人，也许会无从捉摸的。”见赵家璧：《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缘起》，原刊《中国新文学大系》宣传用样本（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收入赵家璧：《书比人长寿：编辑忆旧集外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6页。他后来追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时，曾举出两个事例，一是刘半农编集《初期白话诗稿》时，女诗人陈衡哲的感慨：“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了），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另一是阿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时不过离“新文学运动”只短短二十年，但回想起来已有“渺茫”“寥远”之感，而且要搜集当时的文献“真是大非易事”。见刘半农编：《初期白话诗稿》，星云堂书店1933年版，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影印，第7-8页;张若英（阿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1-2页;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④参考温儒敏：《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罗岗：《解释历史的力量——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开放时代》2001年第5期;黄子平：《“新文学大系”与文学史》，《上海文化》2010年第2期。

⑤这是捷克结构主义者伏迪契卡（Felix Vodi?ka）的文学史观念之借用。伏迪契卡认为文学的过程并非终结于文学作品创制完工的时候，文学的“生命史”在于以后不同世代的阅读，参考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6-346页。

⑥赵家璧《编辑忆旧·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原刊《人民日报》1957年3月21日;重刊于《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⑦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结尾时说：“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载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9页。茅盾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宣传样本写的《编选感想》也说：“现在良友公司印行《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赵家璧认为他意指以后应有“第二辑”“第三辑”。见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⑧参考赵家璧：《编辑忆旧·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原刊《人民日报》1957年3月21日，重刊于《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⑨赵家璧：《编辑忆旧·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原刊《人民日報》1957年3月21日，重刊于《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⑩1113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12李辉英：《重印缘起》，载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香港文学研究社1962年版，卷前，第1-2页。

14《出版前言》，载《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香港文学研究社1968年版，卷前，无页码。

15参考谭秀牧：《我与<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谭秀牧散文小说选集》，天地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262-275页。谭秀牧在2011年12月到2012年5月的个人网志中，再交代《续编》的出版过程，以及回应常君实对《续编》编务的责难。见http：//tamsaumokgblog.blogspot.hk/2012/02/blog-post.html

16参考李棪、李辉英：《<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的编选计划》，《纯文学》（香港），第13期（1968年4月）;徐复观：《略评<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编选计划>》，《华侨日报》1968年3月31日。

17趙原题作《编辑忆旧》，其中有关《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部分，刊于《人民日报》1957年3月19日及21日，后来重刊于《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和1979年第3期。

18文章正式发表有所延后，见赵家璧：《重印<中国新文学大系>有感》，《文汇报》1981年3月23日。参考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赵修慧编：《赵家璧著译年表》，载赵家璧：《书比人长寿：编辑忆旧集外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65页。

19有关《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与后来各辑的差异与区隔，可参考陈国球：《香港？香港文学？──<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总序》，载陈国球、陈智德等著：《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导言集》，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0-13页。

20《文艺新潮》第1卷第2期，1956年4月，封底《预告》。

21《编辑的话》，《文艺新潮》第1卷第3期，1956年5月。

22芦焚（师陀）《期待》的评论见马博良（马朗）《每月小说评介》，《文潮》创刊号，1944年1月。郑定文《大姊》的评论见马博良《每月小说评介》，《文潮》第1卷第5期，1944年8月，当中提到爵青《欧阳家的人们》。再者，评论晓芒《荒原》时，曾以荒煤《长江上》作比较，见马博良《每月小说评介》，《文潮》第1卷第6期，1944年10月。

23我们也留意到马朗提到香港的年轻世代时，称他们“华侨青年”。

24例如1930年代的“新感觉派”，在大断裂之后，要到1980年代北京大学严家炎重新提出，并编成《新感觉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内地的读者才有机会与之重逢。相对之下，这份“记忆”却搬移到香港，由1950年代开始一直在文艺界传承。

25编者：《写在专辑前面》，《中国学生周报》第627期，1964年7月24日。文中所列举作家（除了穆木天、艾青、冯至）大部分是当时内地的现代文学史罕有论及的。

2629李英豪：《从五四到现在》，《中国学生周报》第627期，1964年7月24日。

27新潮社《发刊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到我们的旗下来！》，《文艺新潮》第1卷第1期，1956年2月。

28香港的文学教育并没有提供这部分的知识，参考陈国球：《文学教育与经典的传递：中国现代文学在香港初中课程的承纳初析》，《现代中文文学学报》第4期，2005年6月。

30参考陈国球：《情迷中国：香港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运动面向》，《香港的抒情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310页。

31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民主评论》第9卷第1期，1958年1月。

32《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宣言》，载崑南《打开文论的视窗》，文星图书公司2003年版，第163-164页。

33这是评断香港文学文化为“浅薄”的外来学者所未注意的一面。例如陈丽芬曾引用吕大乐指“香港意识”为“浅薄”的说法，普遍化为香港人就是“浅薄”，见陈丽芬《普及文化与历史记忆──李碧华的联想》，载陈国球编：《文学香港与李碧华》，麦田出版2000年版，第123-130页。其实吕大乐之说是专指香港战后婴儿组成的“第二代人”自我发明的“香港意识”，是七十年期间快速发展起来的（自欺欺人的）神话，是无力的、排他的、浅薄的，其指涉有具体的范围，与陈丽芬的想像有根本的差异。参考吕大乐：《唔该埋单！——一个社会学家的香港笔记》，闲人行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3页，第20-31页。

34参考汤建勋：《一九五○年香港指南》，民华出版社1950年版，心一堂2018年重印，第8-9页;华侨日报编：《香港年鉴·第四回》，华侨日报公司1951年版，第2页;华侨日报编：《香港年鉴·第五回》，华侨日报公司1952年版，第2页。

35相关论述最有代表性的是郑树森几篇“港事港情”文章：《遗忘的历史·历史的遗忘——五、六○年代的香港文学》（1996）、《一九九七前香港在海峡两岸间的文化中介》（1997）、《五、六○年代的香港新诗》（1998）、《谈四十年来香港文学的生存状况——殖民主义、冷战年代与边缘空间》（1994），均收入《纵目传声：郑树森自选集》，天地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216-226页，第227-254页，第255-268页，第269-278页。

36部分亲历这个转折期的文化人例如慕容羽军、罗琅等，也各自有其忆述，他们的说法又与此宏观图像并不能完全吻合，大概当中添加了许多更复杂的人事轇轕的追忆，以及个别的遭际感怀。但究竟这些微观经验，是否比远距离的观察更可信，实在不易判定。参考慕容羽军《为文学作证：亲历的香港文学史》，普文社2005年版;罗琅《香港文化记忆》，天地图书公司2017年版。

37在这个转折时期，有更强韧力可以跨越时代，持续发展的是香港的通俗文学写作者，如杰克、望云、周白苹、我是山人、高雄（三苏）等，然而他们要应对的环境和写作策略与前述者不同，在此暂不细论。

38郑慧明、邓志成、冯伟才合编：《香港短篇小说选——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集力出版社1985年版。书中《前言》特别提到当时搜集资料工作之艰巨繁复。

39刘以鬯：《香港短篇小说选：五十年代》，天地图书公司1997年版;也斯：《香港短篇小说选：六十年代》，天地图书公司1998年版。

40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合编：《香港文学大事年表：一九四八—一九六九》（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1997）;《香港小说选：一九四八—一九六九》，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1997）;《香港散文选：一九四八—一九六九》，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1997）;《香港新诗选：一九四八—一九六九》，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1998）。

41三人合编的其他香港文学资料还有：《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一九二七—一九四一》，天地图书公司1998年版）;《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一九二七—一九四一》，天地图书公司1998年版;《香港新文学年表（一九五○—一九六九年）》，天地图书公司2000年版等。

42《遗忘的历史·历史的遗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学》一文先在《幼狮文艺》及《素叶文学》发表，也收入《香港文学大事年表》作为书《序》;后来三人合著的《追迹香港文学》，也以这一篇文章放在卷首，可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分见《幼狮文艺》第83卷第7期，1996年7月;《素叶文学》第61期，1996年9月;《香港文学大事年表：一九四八—一九六九》，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香港文化研究计划1996;《追迹香港文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43《遗忘的历史·历史的遗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学》，《素叶文学》第61期，1996年9月。

44有关“集体记忆”“历史”与“遗忘”，可参考Maurice Halbwachs，On Collective Memory，ed. and trans. by Lewis A. Cos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eter Burke，“History as Social Memory，”in Memory，ed. by T. Butler，Blackwell，1989，pp. 97-113;Patrick H. Hutton，History as an Art of Memory，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3等。在参阅这些论述时，我们也要注意历史学的关怀与文学史学不完全相同，因为“文学”的本质就与美感经验相关。

45曹聚仁：《文坛五十年》，新文化出版社1954年版;《文坛五十年续集》，世界出版社1955年版。

46赵聪：《大陆文坛风景画》，友联出版社1958年版;《五四文坛点滴》，友联出版社1964年版。

47林莽（李辉英）：《中国新文学二十年》，世界出版社1957年版;李棪、李辉英：《<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的编选计划》。

48力匡：《燕语》，人人出版社1952年版。

49侣伦：《穷巷》，文苑书店1952年版。

50林以亮：《诗的创作与道路》，《祖国周刊》第12卷第5期，1955年5月。

51叶维廉：《论现阶段中国现代诗》，《新思潮》第2期，1959年12月。

52崑南：《浅谈无名氏初稿三卷》，《中国学生周报》第627期，《五四·抗战中国文艺新检阅》专辑，1964年7月24日。

53参考陈国球：《左翼诗学与感官世界：重读“失踪诗人”鸥外鸥的三、四十年代诗作》，《政大中文学报》第26期，2016年12月。

54这是英国学者Ermarth讨论历史时间的观念之借用，见Elizabeth Deeds Ermarth，Sequel to History：Post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al Time Routledge，2012。

55例如《牡丹亭惊梦》（唐涤生，1956）及《再世红梅记》（唐涤生，1959）的跨越道德与生死界、《碧海狂僧》（陈冠卿，1951）以“老妻少夫”的情节质询爱情之“常态”、《凤阁恩仇未了情》（徐子郎，1962）以“胡汉恋”撼动国族的界限、《紫钗记》（唐涤生，1957）中郡主与歌妓的阶级身份置换等等。

56参考陈国球：《粤剧<帝女花>与香港文化政治想象》，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