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中国作家“走出去”现象

2020-11-18李馨

当代文坛 2020年6期

李馨

摘要：作家出访是1980年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阐释价值，但相关研究还较为薄弱。在邀请作家出访的机构中，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WP）为中国作家阅读、写作以及同海外作家交往提供了难得的机缘，不仅促进了中外文学交流，而且以多种方式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深度介入了1980年代的文学演变，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1980年代;中国作家;出访

中国当代文学在1980年代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既源于中国内部的改革与创制，更离不开中外文化交流重新恢复后的外部刺激。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又包括了译介域外作品，邀请外国作家、学者讲学等“引进来”的活动，和中国文学主动“走出去”的活动。其中，前者已被研究界充分关注，但“走出去”却尚未获得足够重视。作家出访是一种颇为典型和直观的“走出去”行为，并且1980年代有不少重要的文学作品的构思、写作、发表都与作家出访密切相关。

作家出访可分为正式的官方出访与非正式的私人机构邀请，后一种情况中的公共事务较少，作家容易有更从容的心态和更密集的私下交流活动，所呈现出的作家形象更为立体、出访细节也更为丰富，因而是作家出访活动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众多非正式出访项目中，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l Writing Program，以下简称IWP）尤其值得关注。从时间看，1979年到1988年间，中国作家从未在IWP缺席，而这正好覆盖了1980年代的主要时期。从参与人员看，许多著名作家都有在IWP活动的经历，并且留下了一定数量的作品。此外，IWP提供了深刻、完整的出访体验和自由、从容的写作环境，作家在IWP中的当下记录和后来的相关叙述组成了丰富的史料，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便利，这都使IWP成为考察1980年代中国作家出访的重要样本。

一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

IWP始于1967年，由美籍华人聂华苓及其丈夫、诗人保罗·安格尔向美国爱荷华大学申办并承担主要工作，其目的是“遴选世界各国的优秀作家，邀请他们来到这里，提供他们一个理想的写作环境，透過演讲、讨论、访问、旅行等方式，来增进作家的文学创作，同时也藉这个机会，使不同国家的作家相互认识、了解”①。IWP为作家出访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而作家的遴选与其运作方式有关。不难想象，IWP的活动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1986年时每位作家需花费约8000美元），这笔资金的来源包括了安格尔和聂华苓的四处募集、爱荷华大学与美国新闻署的支持，以及作家所在国家某些机构的支持，这一点已为研究者注意②。需要补充的是这笔资金的管理和花销方式：大部分捐款统一由学校基金会管理，作家领的钱也都是基金会给的支票，而不是IWP给的。③

这笔来源各异的资金支持了IWP的活动，并且难免不携带着资助者的意志，从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哪些作家更容易被邀请。尽管聂华苓曾表示IWP挑选作家的唯一的标准就是作品④，但也说过大部分作家由美国国际新闻交流总署邀请（在各国叫做“美国新闻处”）：“我们推荐人选由他们同意，他们也推荐当地作家给我们，等到双方同意后，交流总署就付所有的费用，包括生活费、书籍费，国内国外的旅费。”⑤实际上，如果IWP和官方在人选上达成共同意见，则由官方负责所有费用。但是，在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安格尔、聂华苓夫妇需要自己募集资金并从中斡旋，来邀请美国新闻处没有邀请而聂华苓和安格尔认为值得邀请的作家，以及与美国没有建交的国家的作家。⑥

对中国作家的遴选和推荐正典型地体现了上述因素的影响。1979年，“因对台政策改变，美国国务院要求‘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WP）必须改邀两位中国作家，台美断交、台湾本已无名额，因聂华苓的缘故，仍继续邀请台湾作家，经费来源另外募款”⑦，此事可见于吴晟、柏杨、安格尔⑧和韩少功⑨等人的记述。在官方不认同的情况下，IWP还是可以通过另筹经费的方式邀请作家来访，尽管其中有显而易见的困难，却使其活动更加丰富，并为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作家见面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聂华苓从1978年就开始争取中国大陆作家参加IWP。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当年9月，萧乾、毕朔望便赴美参加IWP，这是1949年以后首次有中国大陆作家受中国作协派出访美。当年在爱荷华大学举办的“中国周末”是三十年来中国大陆作家和中国港、台作家第一次公开聚集在一起，颇受国内外注意。此后，IWP同中国大陆作家的交往正式展开。单是1980年代，先后就有艾青、王蒙、丁玲、陈白尘、茹志鹃、吴祖光、王安忆、徐迟、谌容、冯骥才、张贤亮、乌热尔图、邵燕祥、汪曾祺、古华、白桦等作家参加IWP。而萧军、阿城、张洁、张抗抗、韩少功等虽未出现在正式邀请名单，但他们在美参加其他活动时，都曾顺访爱荷华并参与相关活动。可以说，IWP是“新时期”中外文学交流的重镇，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

二在IWP的交流、阅读和写作

（一）交流

世界各地的作家们到IWP后会入住“五月花”公寓，长期聚居使出访成为一种日常化的旅居体验，也使作家们的互相交往不限于正式会谈，还充满作为“邻居”的丰富细节。公寓楼道里时常举办不同性质的聚会，也间或有作家话不投机甚至大打出手，不止一个作家感叹此处像是作家联合国。

五月花公寓的包容力使作家见面意蕴深刻而富于戏剧性。1981年，丁玲与苏珊·桑塔格在爱荷华见面。据聂华苓回忆，桑塔格因了解丁玲的经历而对她很感兴趣，但是她们当时在一起只是吃饭、休憩儿，并不讨论其他有政治意味的问题。尽管她们在镜头里显得毫无隔阂，但聂华苓说：“苏珊·桑塔格看上去自由，什么都可以谈”，丁玲则“讲话很政治性，意识形态色彩很重。”“丁玲喜欢批评，她的讲话中只有批评没有批判——批判是需要理性建构的，批评是情绪化不经过思考没有原则的，就是本能反应。比较起来，苏珊·桑塔格作为美国知识分子是很有思想，思考也很严谨的。”⑩可想而知，其乐融融的氛围背后也有明确的不可沟通性。

中国作家在爱荷华期间也同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进行交流。1983年，茹志鹃、吴祖光和王安忆陆续同来自南非、加纳、匈牙利、撒哈、土耳其等国的作家谈话，了解了许多作家的生存状态及其所在国的独特问题，例如南非有色人种的不公平处境、撒哈拉女作家迫切的妇女解放要求，都让茹志鹃感慨良多。11汪曾祺在与两位黑人学者的谈话中了解了美国黑人的无根状况，深受触动，感叹“祖国、民族、文化传统是多么重要啊”12，并為此写了《悬空的人》一文。

同中国台湾作家的交流是中国大陆作家在IWP独特而重要的收获。1980年代前半期，两岸互通尚未开放，作家们只有在海外才有接触的机会。但在一般的海外场合中，双方很难深入沟通，而IWP提供了安全和放松的环境，使他们减少了怀疑和隔阂，增进了情谊：蒋勋给丁玲买了一个浴室脚垫以防她滑倒13;茹志鹃与陈映真惺惺相惜，王安忆更是将后者当作精神上重要的支持力量;谌容在跳舞时向柏杨叫阵14;张抗抗在公寓楼道改变了对台湾女作家李昂的刻板印象15;住对门的汪曾祺和台湾作家蒋勋相互交换书籍、字画、食物，蒋勋还请汪曾祺为自己的小说写序，后者在家信中说这个序不好写，“但不能推却”16。

（二）阅读与写作

阅读和写作是作家们在IWP的重要生活内容。王安忆在IWP产生了新的阅读兴趣：“在这里，对国际新闻忽然有了兴趣，而且这些新闻一下子变得简单易懂，与我们贴近了许多。”17和中国台湾作家的交往让茹志鹃产生了阅读台湾作品的兴趣和需要，有一段时期，茹志鹃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评价读过的台湾作品，此外她几乎每夜都在聂华苓家看一两部电影，并记下观影感受。

汪曾祺则感到了阅读带有现代派特质的外国作品的需要。回国前一周，他不再做出行计划，只打算静静看看书，包括海外华人的小说和聂华苓翻译的亨利·詹姆斯的“难读的”“沉闷得要死”的小说。这位年轻时曾写过“别人不懂，自己也不懂”的小说的老作家感觉到，这些作品“好像打开了我多年锈锢的窗户”，但同时觉得要适应作者的思维很吃力。汪曾祺由此更加感觉到自己的“中国性”：“我这才知道，我是多么‘中国的。我使这些人倾倒的，大概也是这一点。”18

作家离不开写作，他们在出访时往往会及时记录见闻，形成一些纪行散文，但往往因行程匆忙无暇深入写作，IWP则为作家提供了舒适的公寓、充足的旅行时间与自由度，使他们可以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和正式写作，而不只是随感式记录，由此也产生出一些重要作品。例如，王蒙和陈白尘分别在五月花公寓写出了中篇小说《杂色》和回忆散文《云梦断忆》。汪曾祺写了《黄英》《蛐蛐》《石清虚》等多篇《聊斋新义》，与汪曾祺同住的古华更为“用功”，行程尚未过半已经写了16万字。19

总的来说，IWP提供了难得的交流氛围，使作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不再局限于相互阅读或简单的猜测，而增加了日常生活构成的更加丰富、感性的认知，而独特的阅读与写作空间也增加了中国作家的特殊阅历，这都是中国作家在1980年代“走出去”的重要方式。

三作家出访的文学意义

（一）促进海外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作家出访是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重要方式。1980年代，借助IWP提供的场合和资源，中国作家通过演讲、发言、受访等多种方式，在海外阐明自己的文学观、创作观，展示自身形象，使得海外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理解越来越多元立体，并初步推进了相关作品在海外的翻译和出版，从而形成更为广泛的海外文学影响。

1979年萧乾、毕朔望赴美参加IWP，虽然名义上是非正式的，但并非私人活动。萧乾的会议发言是中国台湾作家、海外华人和海外听众了解中国大陆文学情况的重要依据，代表的是整个中国文艺界愿意向世界传达的态度。为此，萧乾出国前咨询了茅盾等文艺界前辈，“大家一致认为，讲话一定要求同存异，显示出大陆风度，起到团结海外华人作家的作用。”20萧乾在演讲、答听众提问等海外活动中，介绍了“改革开放”后大陆文学创作、出版方面的情况。21

汪曾祺1987年参加IWP时也做过几次演讲，他在演讲时间上尊重了外国人不喜发言过久的习惯，但在内容上并没有迎合西方文化观念，而是提出非常“中国式”的小说理念和语言观念。他借鉴韩愈的“气盛言宜”谈语言的语调和文气，并自信地说：“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正在开始建立中国的‘文体学、‘文章学”。22这些演讲显然能在IWP这一世界舞台上展示富于自信的中国文学形象。

会议发言之外，作品的翻译和出版能更有效地促进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官方作家代表团出访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推动两国文化交流，互相译介、出版作品正是应有之义;而私人性质、非正式的出访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官方层面的交往，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尤为突出。1979年萧乾参加IWP之后，中美作家之间的民间交流进一步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1982年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这一官方正式交流。此外，作家出国参加活动时，其作品可能成为讨论对象，需要作初步的翻译，如王安忆的《小院琐记》曾被爱荷华大学的老师用于课堂讨论，这自然会增加作品进一步出版的可能性。

与海外汉学家交往也有益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海外汉学家尤其是“汉学权威”，在翻译与研究方面都掌握话语权，他们对作家的选择、对作品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文学的海外形象。IWP提供机会使海外汉学家与中国作家当面交流，可以更有效地增进理解、厘清迷惑，并对当代中国文学界有更多了解。IWP还为出版家、经理人提供了与大陆作家直接见面的机会，使双方有机会直接商谈版税等问题。例如1987年汪曾祺在爱荷华期间了解了大陆没有的、非常复杂的版税制度，并授权代理人处理其部分作品在台湾和香港的版税事务23。

另外，许多海外作家或研究者本身就有一定的刊物资源和影响力。1984年9月，中国台湾《文季》杂志介绍王安忆作品《本次列车终点》，使其成为较早被引介至台湾的大陆当代文学作品，而为此文写介绍的台湾作家陈映真，1983年与王安忆同在IWP且交流频繁。可以说，IWP的经历促进了王安忆作品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传播，直到现在，王安忆也是最受中国台湾读者和研究者关注的大陆女作家之一。

（二）增进国内对海外文学的了解

1980年代初期，作家回国后往往需要报告、讲述出国经验，例如1980年初萧乾访美归国后被众多单位与个人邀请演讲，其热烈程度使萧乾感觉自己像是刚到过月球一样24。此类演讲显然可以增加国内对海外文学的了解，有助于突破概念化的西方形象。不过，在1980年代初，对于刚经历“文革”的部分作家，公开发言并不简单。作家的紧张心理并未放松，这些演讲和报告在反映作家真实想法、展示作家真正了解到的國外情形等方面还是打了一些折扣。例如“谨慎”是“老右派”萧乾归国演讲时秉承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精神，为此他逐句斟酌讲稿。又如1981年王蒙归国后被要求做访美讲话，市作协副秘书长告诉他“注意精神”，王蒙表示“全懂了”。25

公开发言之外，许多重要作家往往身兼其他职务，他们通过政协或其他渠道建言献策，加强了内地对港台和海外华文文学的了解与引介，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是译介和出版海外文学作品。例如，在1980年出版的《台湾诗选》中，除蒋勋之外几乎看不到我们如今熟悉的台湾诗人26，而1982年出版的《台湾诗选（二）》选入了痖弦、杨牧、郑愁予、余光中、吴晟、宋泽莱、洛夫、高准、许达然、商禽、叶维廉和翱翔等人的作品27，其中部分诗人正是参加了1979年的“中国周末”，而此书序言的作者艾青也曾于1980年访美，同一些中国台湾诗人在爱荷华共度三个多月的时间。《台湾诗选》的这一变化，使当代台湾文学在大陆呈现出更为完整的面貌，这显然离不开大陆作家出访IWP这一重要背景。再如，1982年，参加IWP的台湾作家杨逵与冯牧等人相会爱荷华，冯牧等表示要在大陆出版杨逵的作品，到1984年，冯牧编选的杨逵的《鹅妈妈出嫁》即在大陆出版28。

（三）影响了作家的写作

出国游历给作家们带来丰富的写作素材，而最直接、快速的创作就是对旅行见闻的回眸和记述。时过境迁之后，这些数量庞大的纪游文学携带着大量当时的社会信息，为我们观察1980年代的文学提供了一批真实、有效而又独特的史料。

1980年代的文学杂志给出国纪游散文或诗歌留出了一定的版面，许多大型文学期刊还为这些作品设立专栏，如《花城》的“海外风信”，《北京文学》的“作家国外见闻”，《收获》的“游记”，《百花洲》的“中国作家看世界”，《报告文学》的“海外归来/来自外国的报告”等。还有的杂志虽然未设专栏，但也经常登载纪游文学作品，如《人民文学》《当代》《钟山》等。此外不乏报刊关注作家出访信息，及时发布相关简讯，如《文艺报》《世界文学》等。这说明作家出访已经引起了1980年代报刊、出版界的普遍重视。

出访产生的纪游作品多用诗歌和散文两种体裁，散文更多。萧乾的《美国点滴》、艾青的《在爱荷华的“中国周末”》、王蒙的《别依阿华》、丁玲的《访美散记》、茹志鹃的《游美百日记》、王安忆的《美国一百二十天》、冯骥才的《美国是个裸体》、汪曾祺的《林肯的鼻子》等作品，或散见于报刊，或结集为单行本，都是作家们参加IWP和游历美国时所作。这类作品最初有很强的即时性，但也多是浮光掠影的记录，可读性并不强，后来出现了数量减少、内容更为深入的变化。这一方面是因为作家出访经验不断积累，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起初被认为新奇或光怪陆离的国外事物，正日渐成为国内或欣喜或沉重的现实。当这些事物变成身边切己的存在，作家便很难轻飘飘地对其进行点评。

相比散文，小说的文体特征使作家可以将出访遭遇的震惊体验和创伤经验，在一个安全隐秘的位置细致地描摹、讲述。1982年，王蒙写了《相见时难》，小说中昔日左翼学生的“手下败将”成为今日备受欢迎的归国“外宾”，双方的心情都非常复杂29。在这里，中西文化差别/冲突成为小说的精神内核。1986年，王蒙陆续写了《卡普琴诺》《轮下》等“新大陆人”系列小说，讲述在美华人的生活，小说中的生活细节和人物心理都离不开王蒙包括IWP在内的数次游美活动。

1983年的IWP之旅是王安忆创作生涯的转折点。不只在其长篇日记《美国一百二十天》，而且在后来的《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中都能看到她对爱荷华经验的回顾。借助这些文本，可以看到年轻的王安忆在跟随母亲参加IWP时，兴奋之余还感受到了被美国社会拒绝的挫折，她所坚持的个人经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面临被“世界”吞没的危险，造成了写作危机。在经过艰难的反思后，王安忆冲破困境，开始用“世界眼光”重新凝视自己的“中国经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观察中国土地。正因为如此，王安忆走出创作危机之后写出了转型之作《小鲍庄》，而不是别的讲述西方故事的小说。也正是从《小鲍庄》开始，王安忆摆脱了以“雯雯系列”为代表的“创作肇始阶段的少女情怀的单纯抒发”，进入了“精神探索的自觉写作阶段”30。可以说，IWP使王安忆不再局限于个人经验，而将目光放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在新的中国经验持续增长和发生过程中，国际性的背景始终帮助她进行辨认。此后，王安忆进一步思考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面对世界时的痛苦、尴尬和无措，写出了以《叔叔的故事》和《我爱比尔》为代表的更深刻、更富洞察力的作品，也使她成长为真正的大作家。

冯骥才是“新时期”获得最早、最多出访机会的青年作家之一。他参加1985年IWP后所作的访美见闻收入《海外趣谈》《美国是个裸体》等散文集中，中西文化对比成为他热衷的话题与观察世界的重要视角。此次访美正值其作品《三寸金莲》的修改阶段，IWP的经历给了冯骥才许多刺激：“我愈来愈清楚地观察到中美之间不同甚至相反的生活观、社会观、生命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他开始“自觉地用这种不同的文化视角反观‘三寸金莲”，进而影响了《三寸金莲》的写作。

可以说，对年轻作家而言，出访更重要的收获并非纪游作品，而是其带来的经验与冲击，以及这些经验在后续写作中的种种体现。有时候，出访经验直接丰富了作品的题材，高晓声的《陈奂生出国》即以1988年的访美经验为本事31，冯骥才的《雾中人》也以他的访英经历为母本。有的小说没有直接使用出访素材，但是写作方式和理念明显有西方经验冲击的痕迹，这使作家能以切己的感性经验回应1980年代“中西文明大交汇”下的种种思想命题;还有的作家在出访后，以世界视野返身注目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的发现。1980年代的出访经验使许多作家获得更为复杂的思考维度和情感层次，打开了写作的新面向，出访经历作为一种深刻的经验，由此参与了1980年代文学演变的历程。

1988年，聂华苓从IWP退休，也恰是从这一年起，中国作家与IWP的联系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密，一定程度上，1980年代正是IWP与中国作家密切联系的黄金时代。不过，在1990年代，仍然有大量著名中国作家参与了后来的IWP活动，IWP仍然是考察作家出访活动时应当充分重视的案例。除IWP之外，“中美作家会议”“国际笔会”及众多国际书展、艺术节都为作家出访提供了必要的机会，同样值得重视。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以IWP为典型的作家出访活动，是1980年代一种规模甚大、影响深远的文学活动，不仅对汪曾祺、王蒙、冯骥才、王安忆等重要作家都造成了重要影响，促使其创作视野、深度发生改变，从而在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风貌，而且增加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在整个世界的文学影响力。因此，作家出访既有助于对具体作品内涵、作家创作流变的阐读与理解，也有助于从整体上丰富对19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生态的认识，还有助于为现有的文学史叙述提供必要的补充，因此，这一尚未被充分发掘的话题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注释：

①④王庆麟：《聶华苓访问记——介绍“国际作家工作室”》，载应凤凰编选：《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23·聂华苓》，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第122页，第123页。

②邓如冰：《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WP）——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历史语境》，《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

③⑤⑥杨青矗：《不是故乡的故乡——访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载应凤凰编选：《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23·聂华苓》，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第136页，第135页，第136页。

⑦28周馥仪：《在自由的异国思索台湾：杨逵赴美交流活动与言论研究》，《台湾文学研究汇刊》第21期。

⑧参见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台湾联谊会编：《现在，他是一颗星：怀念诗人保罗·安格尔》，时报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页，第94页，第42页。

⑨韩少功：《不谈文学——访美手记<彼岸>之六》，《钟山》1988年第2期。

⑩夏榆、吴瑶：《现在的作家没有前一代的深度了》，《南方周末》2008年7月24日。

11茹志鹃：《游美百日记》，《钟山》1985年第2期。

1216181923汪曾祺：《美国家书》，载《汪曾祺全集·第8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145页，第118页，第148页，第121页，第141页。

1314聂华苓：《三生影像》（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56页，第363页。

15张抗抗：《时差》，载《地球人对话》，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