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背景下的农村经济学

2020-11-18范阳阳

当代文坛 2020年6期

范阳阳

摘要：《建设者》是作者冉淮舟基于自己参与“三线建设”工程经历而写出的工业题材小说。本文结合小说原型，并旁参其他有关“三线建设”的史料，通过对史料与小说的对读，从小说的人物形象设定、情节结构的安排等方面，分析作者改写现实的动因及方法。作者一方面顾及当时的创作规范，一方面又有现实考量，在现实与小说之间努力寻求平衡，但小说文本最终却凸显出作者的尴尬与窘迫。

关键词：冉淮舟;《建设者》;“三线建设”;实证

河北高阳籍的当代作家冉淮舟出生于1937年，他曾在《新港》《天津文艺》担任编辑。1980—1984年在铁道兵文化部工作，后调至解放军艺术学院任教。从1960年代起，相继有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等多种样式的文学作品问世。因工作等原因，冉淮舟与孙犁关系较密切，曾帮助他校对文稿，另写有研究孙犁的学术专著。因此，有论者将其归入“荷花淀派”①，或称其为“‘荷花淀派的弟子”②。关于其创作的研究专著，目前可见刘家鸣的《论冉淮舟的文学创作》③。

长篇小说《建设者》在1974年2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内容是围绕炼铁厂选址问题展开的阶级斗争，情节源自作者在建设工地的实地见闻。孙犁在1973年6月9日给他的信中曾评价该小说道：“行文流畅，语言精练，感情激动，人物鲜明。好像也有些缺点，提一些参考意见如下：一、小说主要矛盾，要具有时代和生活的典型性，它所联系的生活幅度要广泛，它和主要人物的性格典型化要统一。二、你写小说，景物描写在行文中占的比例太大。叙述多于刻画。三、每章应该有一个中心，有一个结构，现在的松散了一些。”④

1969年起，冉淮舟曾用近三年的时间“在河北涉县太行山区天津钢铁建设基地深入生活，和工人通吃、同住、同劳动”，⑤并利用假期在家中写作长篇小说《建设者》。这里所说的是位于河北涉县的天津炼铁厂，代号“六九八五”（因该厂于1969年8月5日开始筹建），该厂的设立是“三线建设”的一个结果。1969年，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要抓紧”，同时要在一线、二线地区建设“小三线”，“铁厂地址选在位于太行山里的河北涉县，就是按照三线战备需要而定的。”⑥目前关于“三线建设”的回憶文章已不少见，本文拟结合小说原型，并旁参其他有关“三新建设”的史料为佐证，通过对史料与小说的对读，探寻作者如何对自身经验进行改写，以符合当时的文学创作要求。

一选址论争：何种性质？

“三线建设”工厂选址的总体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确保安全。但在实际当中，人们却要考虑水源、自然地理条件、运输等多方面的因素，还要与当地有关部门进行协商，所以难免会产生争议或不同意见。摘星山炼铁厂的选址问题是这部小说的主线，矛盾双方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持久的较量和斗争。那么其原型“六九八五”工程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两位参与决策者的回忆文章：一是林启予的：“去涉县之后，领导班子就厂区选址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分成‘山上派和‘山下派。‘山上派主张将工厂建在山上，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这样做可以不占耕地、不占好地。‘山下派的依据是，加快三线建设，方便运输，节省建设资金，可用节省下来的钱补贴被占耕地的农民。我代表山下派，李先元代表山上派，向市里汇报。听汇报的领导有池必清、费国柱等。最后，还是市里拍板，将铁厂建在山上。”⑦二是反对方李先元的：“在设计、厂址等问题上，我们也有分歧、有争论，争得面红耳赤，但我们还是好同志，因为我们的班子是团结的。”⑧两人所言，提供了如下信息：一、他们都承认在选址问题上存在争议，且两种方案都存在客观的优缺点。二、双方虽有争议，但未上升至敌对双方的性质。三、最终由上级部门来决定采用何种方案。

而到了小说中，争论双方被界定为敌我关系，而且贫下中农也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作者曾深入建筑工地，对决策的程序应有一定的了解，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有意的“改写”，其原因值得探究。如所周知，在一段时期内，“敌人”是一个关键词。在1949年后的不同阶段，领导层从理论层面对民众接连不断地再划分，通过对一部分群体的贬抑、利益剥夺来保证另一部分人的权利，在实际效果上实现了政治、经济等各种权益的转移，以及社会的重新分层。经由各种运动，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阶级敌人的物质基础被抽空，政治上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工人、农民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所获得的权益，比解放之前有了明显的改善，他们也由此确立了在当代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际层面）。到了“文革”阶段，如何继续保持工人、农民的主体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强调“阶级斗争长期存在”“一抓就灵”，强调身份的重要性，实质上延续了对人群进行差异化再区分的思路，使人们对现实保持警醒和紧张，以不断确证自身的主体地位和“革命性”。

在作品中，操马洼、卧虎坡两种选址方案各有优缺点，正面人物宋春光（建设工程公司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赵青山（贫下中农）、赵山梅（青山寨民兵连长）等人支持卧虎坡，反面人物刘本金（建筑工程师）、刘万堂（地主）、苏森（指挥部计划供应组负责人）则倾向于操马洼，双方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或明或暗的斗争，最后正面人物取得了胜利。选在卧虎坡占用耕地少，但土石方的需求量大，还要解决水源问题。老海爷也承认这一方案存在不利条件，但马上又指责反对者“被一些表面的困难吓住了”。由正面人物主导的公司领导层确定了在卧虎坡建厂的方案，他们也预计到了会遭人反对：“恐怕我们还得跟一些人辩论一番，甚至还得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这种争论的性质是什么呢？宋春光明确指出是“如何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从中不难发现人物身上高度的政治敏感，首先从不同意见里分出对错，再将其视为阶级斗争的体现。因此，当建设工程公司自行拍板决定基地的选址、设计施工组要求建在操马洼一带的拴马台时，李长海认为“这是有用意的”，宋春光则直接点明“是逼着我们在操马洼一带建厂”。

在小说中，主要反面人物地主刘万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打压，对于在农村“夺权”已经心灰意冷、失望。另一个反面形象刘本金出身“地主兼资本家”，在解放前“参加过特务组织”，“文革”中“在公司革委会生产组做些技术工作”，同时“在基层班组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他将自己到青山寨工作视为“继续进行破坏捣乱的好机会”，因此不断给刘万堂打气，最终二人把建厂选址视为“夺权”的机会，他们通过搞爆破、贴大字报等方式屡屡进行破坏。而正面人物则对这二人充满警惕，宋春光说：“搞工业建设也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儿，时刻提防阶级敌人钻空子，搞破坏。”类似的看法在作品中多次出现，作者将这一正反斗争贯穿于作品始终，并以之为小说的主线索，这一点确是符合当时的创作规范的。

在实际的“六九八五”工程当中，林启予回忆道：“经过一番思考，我提出来要去‘6985。解学恭当时就同意了，散会以后把我留下谈话，提了三条要求：……第三要全力以赴支持杨拯民的工作，不能搞左的。”⑨说明在当时的建设生产当中，也把“左”即一味强调阶级斗争视为阻碍。其原因在于：到了“文革”时，农村社会“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封建地主和富农存在的物质基础”。⑩这些“敌人”已失去了在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掌控权，在集体活动中也失去了发言权，所以他们更多是通过偷偷摸摸的方式来破坏生产。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未能再造出有信服力的敌人，已经成为50—70年代工业文学共同的焦虑。”11这部小说自不能例外，我们也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现实与小说之间存在的裂缝。

而作者之所以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一直贯穿着敌我斗争的主线索，占据了很大篇幅的情节内容，还有着更为现实的原因。作品中摘星山炼铁厂的原型天津炼铁厂的建设并不顺畅，“從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会被无穷的麻烦和矛盾缠扰，……总是边建设边生产，边生产边改造。前边建，后边拆，拆拆建建，建建拆拆，厂子尚未建成，一股政治潮流或一个时代却结束了。甚至几多潮流和几多时代都结束了！”12该厂在1971年投入生产后，“长期不能形成综合生产能力，产量低、消耗高、浪费大，到1983年底，12年累计生产生铁仅360万吨。亏损2.42亿元，成为全国冶金行业和天津市的亏损大户。”13冉淮舟写作此小说初稿的时间为1971年2月至1972年11月，1973年2月至5月重写，后又在1973年8月再次修改。他自然清楚天津炼铁厂的情况，但这些显然是不能付诸笔端的，所以作者只能更为自觉地遵从当时的创作规范，将围绕建厂选址的论争上升至敌我性质。在情节安排上，作者把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斗争过程拉长。由此，现实中存在的多方面阻碍工厂建设的原因，也就被单线条地归因为敌人的破坏与阻挠，作者以情节的丰富、斗争的曲折来遮掩、弥补真实情况。由此，我们也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作者将阶级斗争贯穿小说始终的现实考量。

二工业与农业：谁支援谁？

“三线建设”工厂的选址问题，也牵涉到工业与农业的关系问题。工业（包括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一直是建国后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14从中不难看出农业支援工业的思路。“一五”计划实施的结果是“工业总产值提高了130%”，15农业则没有达到设定的目标，因此“农业的次要地位更为强化”。161957年4月，国家计委改变了之前“全力发展重工业、忽视或轻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做法。17在同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提出，是否要把重、轻、农的次序反过来，提农、轻、重”。18围绕着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当时的中央领导层曾出现过不同意见。陈云在1962年2月26日的“西楼会议”上指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19李富春在同年7月10日写的《就当前经济工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有一条即为“工业支援农业”。201963年12月，他又提出：“各级计委必须克服屁股坐在工业上的毛病，要首先抓农业发展计划和支援农业的计划。”21毛泽东并未完全认同上述意见，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在1963年5月向他进行汇报时，他“对计划把基础工业放在最后考虑，砍掉一些项目，也流露出一些不安思绪”。221964年，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毛泽东提出：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23

经由以上梳理可以看出，领导层在工业和农业偏重上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即究竟是工业支援农业，还是农业支援工业。这既是毛泽东个人经济思想前后发生转变的具体体现，也说明在当时的领导层内部存有争议和分歧。在新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上，这两种观点带有明显的阶段性色彩，更具有历时性关系。作者自然无从知晓决策层关于工业、农业关系的讨论与政策的转变，他所看到的只是公开的文件。因此，他就自然而然地将这种历时性的观点演变转化为共时性的“路线”之争，并附加以价值判断。在作品中，正面人物都能自觉认识到“工业支援农业”的指导方针，并以之为炼铁厂选址的依据。宋春光说：“决不能因为搞工业，就忽视农业。”他甚至强调要将“少占耕地，少毁树木”作为纪律来遵守。在规划用水、土石方工程等方面，正面人物也都一再强调这一点。与此相反，反面人物是“只顾工业建设”的思路，如张国志认为赵山梅等农民是“狭隘的农民的本位主义思想”，“不懂得工业基本建设的特点”。

在小说中，作者多次表现农民对建厂的支持，以此凸显他们的觉悟。如铁锤说：“对建设工程公司有哪些照顾不到的地方，可以提出来，俺们坚决改正。”后来，响水庄全体贫下中农和社员给建设工程指挥部写信：“我们保证尽一切力量给予支援。需要石料上山开采，需要沙子下河滩去筛……只要我们有的东西，都可以贡献出来……”类似表态式的发言在作品中多处可见。作者曾在天津炼铁厂的建设工地生活、劳动近三年，自然清楚建厂过程中涉及到的工业、农业关系问题，但他有意通过表现农民的思想觉悟来遮蔽掉实际当中存在的问题。作者甚至让老海爷说出“农业支援工业”一词，他还对宋春光说：要人、占地、要沙石，“需要什么，只要有，就会都拿出来！”宋春光慨叹：“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他又掏出心来支援……”与此相对应，作者将农民对现实利益的考量作负面化处理。在小说中，只有孙发祥考虑建厂需要占耕地，担心自己“也得受害，惨淡经营的那块自留地也完了”。地主刘万堂趁机劝诱他：“树少了，青年们也就有理由当工人了。你看不见当个工人多吃香？”

由上可知，作者在对当时政策进行图解的同时，又通过塑造有觉悟、充满热情和干劲的农民形象，从而过滤掉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使作品符合“工业支援农业”的方针政策。

三技术知识：事实或是价值？

在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工业题材小说中，掌握专业技术、主张科学规划的人，往往充当着反面角色，这已成为一个模式化的设定，研究者对此已多有论述。在《建设者》中，我们看到的则是更为复杂的情况，其中不乏纠葛、自相抵牾处。建厂选址首先需要勘察路线，设计施工方案，这必然要运用专业的技术、知识。就工程指挥部内部而言，在宋春光和以张国志（主持设计施工小组）为主的反面人物身上，我们反倒能发现其思维方式的相似甚至是共同点。如在强调节约成本、减少投入的态度上，两人都主张“多快好省”的原则。宋春光强调土石方工程“也要想办法尽可能减少”，“要做到不多用一个工，不多花一分钱”。在强调按时完工这一点上，二人也持相同观点。张国志认为“必须寻找最有利的条件”，选址在操马洼“鲜明地体现了这样一点”，宋春光则基于同一逻辑进行了反驳：“为什么你就不相信在卧虎坡一带建厂能够做到高速度呢？”作者如何赋予这相似的“事实”以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值得细究。

在对待调查研究的态度上，宋春光、张国志都强调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作者更多着墨于正面人物的调查研究，对其过程描写得更为详细。宋春光刚一上任，就和大家一起去实地勘察地形，对于水源问题，他强调“要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加以解决”。在设置调查对象、内容上，他比张国志考虑得更加细致周详，如“当地房屋建筑，土质石性，石料开采，沙子来源，砖瓦制作，水文资料，等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作品中并没有直接表现反面人物进行调查研究的场景。因此，张国志的调查研究便成了只停留在口头上的自我辩解、自我表白：“一个月来我们设计施工组这些人都干什么啦？光是吃饭、睡大觉了？我们这些人还不是整天都在搞调查研究？”但在正面人物看来，这不足为信。

技术知识在张国志那里具有“价值”的意义，宋春光虽也承认技术知识的不可或缺，但这只限于“事实”层面，并不能上升到“价值”层面。人的力量，才是正面人物所一再强调的重要因素。比如同样是调查研究，为何其行为主体不同，调查得出的结论就有了对错之分？区别在于宋春光强调“要发动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反复讨论，认真研究”，而张国志的调查则缺少这一环节。对数据准确度、精细度的要求同样如此，张国志强调制定方案“只能根据客观条件”。宋春光则回应道：“里面每一项具体工程的每一个数字，都是经过切实计算的”，但同时又强调“还要把人力因素充分估计进去”。也正是由于对自己观点、做法在“价值”层面的自信，使得正面人物可以忽略“事实”层面的不合规范。在宋春光那里，技术的精细化要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变通乃至悬置的。他在给公司生产组打电话时说：“我就知道你们担心，怕土洋结合制造出来的水泥标号低。那没关系，标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由低到高嘛！”这种不拘泥于“标准”的“实用理性”态度，显然是主张“工具理性”的张国志等人所不能接受的。我们在作品中多处可见正面人物借助于价值判断来“超越”“克服”事实判断。对于反面人物提出的现实技术性问题，正面人物有时并未做正面回应，而是用另一套话语来反驳、否定。如刘本金对宋小明说选址卧虎坡需要更多的土石方时，后者默认他说的是事實，但这一事实是好是坏，两人的看法就有了质的差别。因为在宋小明看来，发动群众，“拿出愚公移山的彻底革命精神来，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在这里，他借用“价值”实现了对“事实”的打压，事实判断也由此让位于价值判断。

但如果做更细致的划分，我们会发现在正面人物内部，他们对待技术知识的态度仍有差别。宋春光至少承认它在“事实”层面的价值，有的正面人物则对此持否定态度。宋春光和郝建成认真研究建厂规划布局，郝建成拿着铅笔“小心地指点着”标满“各种符号、线条、圈点”的地图。图纸在这里成为工业建设的辅助性工具。而在另一场景中，同为正面人物的冯明理（建设工程指挥部党委书记兼总指挥）则在心里想道：“用规范、图纸、本本吓唬人，叫嚷工农群众‘不能过问设计，完全是资产阶级妄图独霸设计领城的反动论调。”这种对科学规划、对数据的有意忽略、藐视和不信任，也从“事实”层面根本否认了技术知识的必要性。在宋春光明确表示施工方案要“尽可能地把土石方量减少”后，李长海师傅、赵青山大伯表示：“就是减不下来，我们也可以鼓足干劲”，“土石方工程就是多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这就透露出与宋春光的区别。作者或许也意识到了其中的差异，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岔开话题，并未写宋春光在听到这一席话后是何反应，明显的意见分歧也就因此被淡化、乃至遮蔽掉了。在另一些正反人物交锋的场景中，宋春光则是缺席的，工农群众直接与反面人物张国志等人交锋，他们对经由计算得出的土石方量数据直接予以否定。赵山梅反驳张国志道：“这是一个很难计算的题目，因为土石方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不要说土方、石方，就是铁方、钢方，也要拿下来！”这显然也与宋春光的观点并不一致，但由于他不在场，这种话语裂痕也就不易被读者所察觉。

这其实也展现出作者的尴尬与困窘：一方面既要塑造工程建设人员的正面形象，一方面又有突出工农群众的力量，但二者在工程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前者凭借专业知识，而后者没有专业知识的背景，既不能作出科学规划、参与规章化管理，也不能在技术上有创新、突破，在实际生产中更多是一个执行者的角色。但是，出于确立他们主体地位的需要，又不得不将他们的意见、主张正面化，作者便以政治觉悟来给他们正名，他们在此名义下进行的生产活动、尝试都被赋予正面意义。也因此，我们在作品中看到，他们以日常生活经验、劳动经验来理解工程建设的概念，将农业生产中的一些经验、办法挪用到工业生产和管理中，于是专业的施工过程被理解为类似于农业劳动的行为。由此更进一步，在施工过程中，农民又运用“土法”指导工人施工。当工人们为怎样砸碎大石头而束手无策时，李大婶说：“热石头被冷水一激，就炸开了。”赵青山提醒工人们要顺着石头上的“石线”即纹路去敲打石头。可见，作者通过正面人物传达了对技术知识在“价值”层面的否定与“超越”，但在这一过程中，又恰恰显露出其内部的话语裂痕。

经由以上分析可见，作者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有意识地对深入生活所获得的直接经验进行改写，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的设计等方面都显示出明显的主观痕迹。作者尽力抹平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使作品符合当时的创作规范，但又未能完全做到图解政治，如在主人公宋春光的塑造上，就有不合时宜之处。该作品未能引起关注，或许与此有一定关系。但反过来说，作品中又由于改写痕迹过于明显，所以很容易使后来者看出其中的话语裂痕，而这些恰恰体现出作者努力追赶创作规范而不得的尴尬与窘迫。

注释：

①张学军：《当代小说的流派及其演进》，《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②王海燕：《“‘红色作家群”：命名、命运与创作之变》，《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③刘家鸣：《论冉淮舟的文学创作》，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④孙犁：《芸斋书简续编》，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⑤王端阳、冉淮舟编：《王林日记辑录之一：我与孙犁四十年》，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08页。

⑥刘小荣：《1966——1976年的天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⑦⑨林启予：《天津文革回忆（四）》，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154cbab0102vyz6.html.

⑧李先元：《陪杨拯民建设天津的钢铁基地》，《纵横》2002年第4期。

⑩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323.

11李楊：《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12蒋子龙：《天铁之“铁”》，《经营与管理》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