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民报》刊沈从文佚文及其他

2020-11-17陈建军

新文学评论 2020年3期

□ 陈建军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近十年来，不断“出土”的沈从文佚文，既大大丰富了其研究史料，也提供了许多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沈从文佚文还有可发掘的空间，他在昆明《大国民报》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即不见有人披露。

一

1980年8月10日，沈从文曾在《忆翔鹤》一文中说，1922年，他初到北京，住在某公寓由贮煤间改成的小房子里，并给“这个仅可容膝的安身处，取一个既符合实际又带穷秀才酸味的名称，‘窄而霉小斋’”①。这个斋名，沈从文一直用到“文革”后他迁居北京前门东大街三号社科院宿舍楼为止。二三十年代，他在北京、上海、青岛时，所发表的作品，有不少在文末标明写于“窄而霉小斋”，或“窄而霉斋”，或“新窄而霉斋”。沈从文还以“窄而霉斋”为题，发表过两篇作品，一是《窄而霉斋闲话》，载南京《文学月刊》1931年8月15日第2卷第8期；一是《窄而霉斋废邮(新十九)》，载北平《平明日报·星期文艺》1947年9月28日第23期。

1948年5月4日，沈从文在北平《平明日报·五四史料展览特刊》上发表《五四和五四人》，署名“窄霉斋主”。此外，1948年7月25日，他在《华北日报·文学》第30期上发表了一篇《新文旧事——冰心女士的〈寄小读者〉》，也署名“窄霉斋主”。此文未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沈从文全集》②，笔者已撰文作了披露③。

邵华强在《沈从文年谱简编》中称，沈从文从事创作后所使用的笔名尚有“窄而霉斋主人”，但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篇作品用了这个笔名④。吴世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沈从文年谱》没有著录这一笔名，《沈从文全集》附卷之《沈从文笔名和曾用名》(沈虎雏编)中也不见收录。

“窄而霉斋主人”的确是沈从文的笔名，是其发表《美与爱》时所用的。《美与爱》初收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6月版《云南看云集》，已收入《沈从文全集》。《沈从文年谱》称，《云南看云集》“原目中第二组《新废邮存底十六则》中的《美与爱》、《论投资》、《读书人的赌博》等三篇，收入集子前原发表的刊物不详”⑤。不知道原发表的刊物，自然也就不清楚具体署名情况。《美与爱》原载昆明《大国民报》1943年4月28日第9期第1版，是迄今为止所发现沈从文唯一一篇署名“窄而霉斋主人”的作品。

二

《大国民报》，1943年3月31日创刊，发行人是陈仲山，每逢星期三、六出版，社址在昆明龙井街二十五号。报头标明“本报已依法向内政部呈请登记，云南邮政管理局执照第四八号，中华邮政登记认证为第一类新闻纸”，但后被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以“未经登记”为由勒令停刊⑥。《大国民报》于1943年6月30日停刊，共出27期。关于这份报纸的研究史料极少，据说其主编为194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的熊剑英⑦。《大国民报》停刊后，1943年12月1日，陈仲山又创办《观察报》，约请沈从文主编副刊《生活风》和《新希望》。

为什么要取“大国民”这个报名呢？《大国民报》第1期第1版有一篇《释大国民》，可以视为其发刊词。文中说：“一个大国所必备的条件，除了一般物质要素以外，尚有其他属于精神方面的要素……似应于主权之外，还须这一国家的国民具有一种大国民风度”，“即是一种对人和自处的不亢不卑的态度，发乎内而形诸外的一种高尚的行为”，具备“高尚，豁达，刚毅，果敢，公平，正直，慷慨，牺牲，平等，互助等等人类所应有的美德”。为什么要采取“三日刊”的形式呢？编者在第1期第2版《编辑者言——介绍自己》中也作了简单说明——“昆明的周刊很不少，我们以三日刊与读者相见，并没有‘标新立异’的故意，只是感到在昆明还没有以三日为期的刊物”。

《大国民报》每期4版，各版刊载的内容均有所侧重，且设有不少专栏。具体如下：

第一版包括“时事述要”和“社评”两项，前者的设立，是因为本刊性质接近日报，同时我们为了一般职业青年，平日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按日阅读时事，所以我们想使读者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识三日来的重要新闻。“社评”一项是对当前的时事，作一扼要的解剖，帮助读者对国内国际局势作进一步的体察和认识。

第二版的文字偏于研究性，多由大学教授及专家执笔。此后，我们打算每逢星期六增设“周末专论”。敦请国内各大学名教授及专家事题撰述。

第三版的内容比较复杂。“小言”想以泼辣的笔调，针对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加以批评，以期重建。“旧文新钞”不过是旧话重提，但却希望大家能“鉴古知今”，有所警惕，“大国民信箱”的目的是在暴露社会的黑暗，或为读者解答一些在生活上所遭遇到的问题。不过关于色情一类的问题，则恕不作答。

第四版定名为“艺苑”，刊登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稿件。⑧

为《大国民报》撰稿的作者众多，如沈从文、朱自清、吴晗、李广田、汪曾祺、楚图南、曾昭抡、孙毓棠、蔡枢衡、赵玉良、闻家驷、沈来秋、赵令仪、萧成资、葛亮诸、周翰、丁则良、谷苞、谢浩、许知免、薛理安、李广和、王彦铭、许烺光、萧同文、王道乾、戴子钦、刘北汜、袁方等，大都是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高校的师生。有些作家在《大国民报》上所发表的作品，或未收入其全集，或已收入但未注明原始出处。李广田在《大国民报》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即《谈创作》，载1943年3月31日、4月3日第1期、第2期第4版“艺苑”；《谈新诗》，载1943年4月21日第7期第4版“艺苑”；《〈论语〉的文章——论形式与内容的契合》，载1943年5月19日第15期第4版“艺苑”，署名黎地。后两篇文章都没有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版《李广田全集》。

三

在《大国民报》上发文最多的是沈从文，除《美与爱》之外，他还在该报第1版、第2版和第3版发表了七篇文章。其中，已收入《沈从文全集》的有四篇，均未注明原始出处。

《谈出路》，载1943年3月31日第1期第2版，署名沈从文。

《明日的文学作家——读奔流散记书后》，载1943年4月14日、17日第5期、第6期第4版“艺苑”，署名沈从文，文末署“三月廿一呈贡”。

《见微斋笔谈——小说上吃人肉记载》，载1943年4月21日、24日第7期、第8期第2版，署名上官碧。

《见微斋笔谈——宋代演剧的讽刺性》，载1943年5月12日、15日、19日、22日、26日、29日第13期、第14期、第15期、第16期、第17期、第18期第2版，署名上官碧。

《谈出路》后改题《找出路——新烛虚二》，载重庆《民族文学》1943年7月7日第1卷第1期。《明日的文学作家——读奔流散记书后》初收《云南看云集》。《见微斋笔谈——小说上吃人肉记载》，又载桂林《文学创作》1943年6月1日第2卷第2期。《见微斋笔谈——宋代演剧的讽刺性》后改题《宋人演剧的讽刺性》，载桂林《新文学》1944年2月3日第1卷第3期，又载上海《论语》1947年6月1日第130期。

未收入《沈从文全集》的文章有以下三篇：

《见微斋笔谈——杜甫成仙》⑨，载1943年4月7日第3期第4版“艺苑”，署名上官碧。沈从文认为李白和杜甫，“两人生前命运不同，死后命运也不同”，“李白的事只在剧曲中流传，杜甫却成了仙了”。他还以元代笔记《钩玄》中一则故实作例证，说明后世读书人常“以今会古”，“专有用子不语精神过日子的”。

《迎接五四》，载1943年5月5日第11期第1版，署名沈从文。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写过好几篇纪念“五四”的文章，如：《五四节谈谈报纸副刊》⑩，载昆明《益世报》1939年5月4日《五四廿周纪念特刊》，未收入《沈从文全集》。《“五四”二十一年》，载香港《大公报·文艺》1940年5月4日第830期，又载昆明《中央日报》1940年5月5日《五四青年节特刊》。《五四》，载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5月4日第39期。1948年5月4日，他同时发表了3篇纪念“五四”的文章：一是前面提到的《五四和五四人》；二是《纪念五四》，载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48年5月4日第90期；三是《“五四”二十九年》，载北平《世界日报》1948年5月4日“世界要闻”版“专论”栏，又载1948年5月5日香港《星岛日报》。此文也未收入《沈从文全集》。

整个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对“五四”始终有一种基本看法，认为新文学运动在白话文试验和思想解放、国家重造上，有很大的贡献和成就。但是后来，文学运动却似乎有点萎靡不振的趋势，一切热闹都只是表面装点。作家的“天真”和“勇敢”，几乎全都丧失了。其堕落的原因，在于作家被“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所分割、所控制。领导、主持文学运动的，多是学校师生，因此对学校影响特别大，也特别深。文运一旦与学校、教育脱离，那么消沉、变质、萎靡、堕落，都是应有的现象。反过来讲，学校一旦与文运脱离，自然也难免保守、退化、无生气、无朝气。把文运从商场、官场中解放出来，依然要由学校奠基，由学校培养，由学校着手。同时，还要秉持“五四”怀疑否认的精神。“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果疏忽了“五四”之所以为“五四”，那就只不过是“行礼如仪”，如此纪念“五四”，则毫无意义。在文句上，《纪念五四》与《迎接五四》多有雷同，想必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

《见微斋笔谈——饭桶》，分上、中、下，分别载1943年6月2日、5日、9日第19期、第20期、第21期第2版，署名上官碧；又载重庆《大公报·战线》1943年9月24日第991期，署名上官碧，文末署“八月廿呈贡重写”；又载柳州版《广西日报》1949年2月13日第1212号第3版，题为《饭桶考》(系由《大国民报》本上、中两部分合并而成)，署名上官碧。这篇文章是沈从文对“饭桶”本事、本意的考证。他说：“近人说‘饭桶’，多用为对于有名位而无才能的官僚，近于滥竽充数的公务员，或泛指社会上无用家伙的嘲笑。‘饭桶’本来意思，其实却与食大量大的‘福气’有关，被人敬重，以为有异常人，事本宋初张齐贤。”文中，大量援引欧阳修《归田录》、周密《癸辛杂识》、钟辂《前定录》、江休复《邻几杂志》、司马光《冻水纪闻》、王明清《玉照新志》、庄季裕《鸡肋编》、罗大经《鹤林玉露》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作为例证。

附：

杜甫成仙

李白入长安，因贺知章第一次见面时，就称呼为“谪仙人”，一定因此增加了些酒量，也增加了几分狂。一生遭遇，未必不受这个称呼影响。世传捉月落水，说不定倒是件真事，虽不淹死，也作了一回落水鸡！因唐朝既以道教为国教，李家子弟非事实上贵族，也许他自以为是另外一种情绪上贵族。李白的仙才和他的惨死，在心理上都可能由这个贵族情感而来的。然而同时的杜甫，给人印象却是个“正牌诗人”，意即有历史家的感慨又不失赤子之心的诗人。两人生前命运不同，死后命运也不同。元朝是另一重道教的时代，李白的事只在剧曲中流传，杜甫却成仙了。元人笔记《钩玄》说：

“秘书郎乔中山云：至元十年，自以东曹掾出使延安，道出鄜州，土人传有杜少陵骨在石中者，因往观之。石在州市，色青质坚，树于道傍，中有人骨一具趺坐，如自生成者，与石俱化。以佩刀削之，真人骨也。”当时不传说是五代神仙家杜光庭的骨头，却说是杜甫的，大约因杜甫和鄜州关系比较深些。若近人作论，说不定牵强附会，说“杜甫成佛”也未可知。正如孔融因曹操为曹丕纳袁家媳妇，说当时妲己归宿一样，“以今会古”，想当然耳。孔子两千年前即担心到弟子见神说鬼，故《论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想不到两千年后读书人，却专有用子不语精神过日子的。

迎接五四

从五四起中国有个新文学运动，二十余年来不仅仅在白话文试验上，有过极大的贡献，即以思想解放国家重造而言，这个运动所有的成就，也是极可观的！然而到近年来，文学运动却似乎有点萎靡不振的趋势，一切热闹都只是表面装点。作家的“天真”和“勇敢”，在二十年新陈代谢中，几乎全丧失了，代替而来的却是一种适宜商场与官场的油滑与敷衍习气。这种印象虽只是局部的，不足以概全体，但部分的堕落，于文运影响是可以想象的。

试分析这个运动堕落原因，实由于作家被“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所分割，所控制，产生的结果。作者的创造力一面既得迎合商人，一面又得敷会政策，目的既集中在商业作用与政治效果两件事情上，文运堕落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作者由信仰真理爱重正谊的素朴雄强五四精神，逐渐变成为发财升官的功利打算；与商人合作或合股，用一个听候调遣的态度来活动，则可以发财；为某种政策帮忙凑趣，用一个佞幸阿谀的态度来活动，则可以做官。因此在社会表面上尽管花样翻新，玩意儿日多，到处见得活泼而热闹。事实上且可说已无文运足言。

五四精神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就文学运动看来，除大无畏的提出“工具重造工具重用”口号理论外，还能用天真热诚的态度去尝试。作品幼稚，无妨；受攻击，无妨；失败，更不在乎。大家都真有个信心，认为国家重造思想解放为必然。鼓励他们信心的是求真，毫无个人功利思想夹杂其间。要出路，要的是真理抬头；要解放，要的是将社会上若干不合理的迷与愚去掉；改革的对象虽抽象，实具体。热情为动，既具有普遍传染性，领导主持这个文学运动的，既多系学校师生，因此对学校影响也就特别大，特别深。文运一与学校脱离，与教育脱离，销沉、变质、萎靡、堕落，都是应有的现象。学校一与文运脱离，自然也难免保守，退化，无生气，无朝气。

所以迎接五四，纪念五四，我们倒值得知道一点点过去情形。想发扬五四精神，得将文学运动重新做起，这是一切有自尊心的作家应有的觉悟，也是一切准备执笔的朋友应有的庄严义务。我们必需努力的第一件事，即从新建设一个观念、一种态度，把文运从商场与官场两者困辱中解放出来，依然由学校奠基，学校培养，学校着手。把文运和“教育”“学术”再度携手，好好联系在一处，争取应有的自由与应有的尊重；一面可防止作品过度商品化与作家纯粹清客化，一面且可防止学校中保守退化腐败现象的扩大。能这么办，方可希望它明日有个更大的发展！第二件事是五四怀疑否认的精神，修正改进的愿望，在文运上都得好好保留它，使用它。天真和勇敢，尤其不可缺少。作者能于作品中浸透人生崇高理想，与求真的勇敢批评精神，自可望将真正的时代变动与历史得失，好好加以表现，并在作品中铸造一种博大坚实富于生气的人格。这种坚贞人格，这时节虽只表现到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另一时即可望表现到普遍读者行为中！若疏忽了五四之所以为五四，那就不过“行礼如仪”，与一般场面差不多，倒以忘掉这个日子为得计；因为凡属行礼如仪的事已经够多了，年青朋友这么纪念五四是毫无意义的！

饭桶

近人说“饭桶”，多用为对于有名位而无才能的官僚，近于滥竽充数的公务员，或泛指社会上无用家伙的嘲笑。“饭桶”本来意思，其实却与食大量大的“福气”有关，被人敬重，以为有异常人，事本宋初张齐贤。欧阳修《归田录》称：

张齐贤仆射，体质丰大，饮啖过人。尤嗜肥猪肉，每食数斤。天寿院风药黑神丸，常所服不过一弹丸，公常以五七两为大剂，夹胡饼而顿食。淳化间罗相知安陆州。安陆山都，未尝识达官，见公饮啖不类常人，举郡惊骇。尝与宾客会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于厅侧，窥公所食，如其物投桶内。至暮，酒浆浸渍，涨溢满桶。郡人嗟愕，以为享富贵者必有异于人也。

这种有真本领的饭桶，在当时不仅为乡下人平生少见，即见多识广的帝王，也常常当作一种新奇人物款待。《癸辛杂志》载赵温叔被皇帝请吃“小点心”事，正是一个好例。

赵温叔丞相形体魁梧，进趋甚伟，阜陵甚喜之。且同其饮啖数倍常人，会吏忠惠进玉海，可容酒三升。

一日召对便殿，从容问之曰：“闻卿健啖，朕欲作小点心相请，何如？”赵悚然起谢。遂命进至(玉)海赐酒至六七。皆饮釂。继以金拌捧笼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尽之。”于是复尽其余。上为之一笑。

不过请吃小点心事近于在官家面前表演本领，机会很少，无从常有，所以这种伟人平时吃喝就相当寂寞。无对手可得，近于孤立。同一笔记即说到这一点。

其后均役荆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以本州兵马监押，某人为荐，遂召之燕饮。自朝至暮，宾主各饮酒三斗，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公已醉饱摩腹，而监押屹不为动。公笑云：“君尚能饮否？”对曰：“领钧旨。”于是再饮数杓。复问之，其对如初。凡又饮斗余乃罢。临行，忽闻其人腰腹间砉然有声，公惊曰：“是必过饱，肠裂无疑。吾本善意，乃以饮食杀人！”终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铃下老兵往问，而典客已持谒白“某监押见留客次谢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来所闻，跼蹐对曰：“某不幸抱饥疾，小官俸薄，终岁未尝一饱，未免以革带束之。昨蒙赐宴，不觉果然，革条为之迸绝，故有声色。”

这倒真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不过或者因食多量大而做大官，或又因官小俸薄而紧束皮带，从不一饱，照唐宋人说来，就是“命”了。唐兴科举，一生荣辱虽若以考试决定，其实偶然机会转多，钟辂《前定录》说到这件事时，竟似乎与学问才知是不大相关的。

蔡齐的登第，即见出不是与帝王做梦有关，就是与姓寇的宰相乡土成见有关。

谈范称：

真宗临轩策士，夜梦床下一苗甚盛，与殿基相齐。反折第一卷乃蔡齐，上见其容貌，曰：“得人矣。”特诏执金吾七人清道，自齐始。

又《邻几杂志》：

蔡公恶南方轻巧，萧贯当作状元，蔡公进曰：“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齐。出院顾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

若我们明白佛道二教在那个时代所培养成的浪漫空气，如何浸透了每一个人的心，或每一件事，宋人成见影响到政治方面又如何大，就不至于觉得唐宋人相信命数为可笑了。

自唐有科举，“状头”即成为读书人所梦寐不忘之物，亦成为未嫁女子所韵羡之名词。后世戏曲传奇，男主角大部分作状元，正反映这点愿望如何普及人心。唐代状头不尽入相，宋代状元多入相。惟状元之所以为状元，则唐宋无异，非尽以才学为准是也。《冻水纪闻》记王嗣宗作状元，更有趣味，原来是在皇帝面前比武取巧得来的！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时举进士，与赵昌言争状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约胜者与之。昌言发秃，嗣宗殴其幞头坠地，趋前谢曰：“臣胜之！”太祖大笑，即以嗣宗为状元，昌言次之。

虽《至照新志》以为《冻水纪闻》有误，与王嗣宗在开宝八年真状元为陈识齐。惟王嗣宗因角力得状元则系事实。“终南处士”种放之不再起用，也就和这个“手搏状元”一场争吵有关。

饭桶事虽本于张齐贤，惟《归田录》记此事时，却只云“酒浆浸渍，涨溢满桶”，似无饭粒。吃黑神丸实夹在“胡饼”中，情形与我们现在用什么鹿茸精维他命夹在烧饼中大略相似。赵温叔被皇帝请吃小点心，吃的是“笼炊”。兵马监押与赵温叔燕饮，除猪羊肉外是“蒸糊”五十件。胡饼笼炊，蒸糊，顾名思义都使人疑心是面食，必捣烂调和，做法也和米饭不同，实在说就是与米饭无关，语谓“巧妇难为无米炊”在宋人引此谚时却为“巧媳妇做不得没面蒸饼”。面食嗜好在南中国成为习惯，大约在南渡以后。庄季裕《鸡肋》称：

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偏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东西出产一多，不吃他的也只好吃了。帝王请客吃点心事已极奇，还有平民请帝王吃点心而且只吃一个蒸饼，事亦见《鸡肋》。

楚州卖鱼人姓孙，颇知人灾福，时呼“孙卖鱼”。宣和间，上皇闻之，召至京师馆于宝箓宫道院。一日怀蒸饼一枚，坐一小殿中。已而上皇驾至……即出怀中蒸饼，云：“可以点心！”

据说当时徽宗虽觉微馁，亦不肯吃。请客的孙卖鱼就说，这时不吃，将来恐怕想吃也不成功！到后为金人掳去，果然想吃点心也办不到。(未完)

注释：

①沈从文：《忆翔鹤》，《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1期。

②本文所谓《沈从文全集》(修订本)均指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

③陈建军：《沈从文的一篇佚文》，《中华读书报》2020年2月12日《文化周刊》。

④邵华强：《沈从文年谱简编》，《沈从文研究资料》，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905页。

⑤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253页。

⑥参见《云南省政府公报》1943年8月2日第15卷第30期。

⑦参见许知免《忆朱自清先生》，《品人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157页。据许知免讲，《大国民报》主编是熊剑英，他也兼任该报编辑。朱自清刊于《大国民报》1943年6月2日第19期第2版上的《“人话”》，是他约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