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贵涛

沈从文一生为人低调、不事声张。抗战时，沈从文被选为湖南省议员，他一笑拒之。1958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庆祝“反右”斗争胜利的宴会上宣布，让沈从文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沈从文当场回绝。

“文革”后，沈从文被人们重新拾起并得到重视，这时出现了一个阅读与研究沈从文的热潮。对此，沈从文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他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1982年6月19日，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沈从文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显然，这代表了人们对沈从文的普遍认同，但沈从文自己却不在意这一切，他对和自己住在一间房里的朱光潜说：“孟实，你去替我向上边说说，让他们把我的名字拿去。我是个不会做这种事的人。”

沈从文是一个死守原则的人，他不会为了名或利而降低自己的做人原则。198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将他的小说《边城》改变成电影《翠翠》。这在一般人看来无疑是一个名利双收的好机会，尤其是对于一个刚刚复出的人来说，那更是求之不得。但是当沈从文发现对方不尊重原作、随意添加“阶级斗争”等子虚乌有的内容时，向来为人谦和的沈从文愤怒了。尽管有老友徐盈从中斡旋，沈从文还是退回了上影厂寄来的“改编费”，并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拍摄要求。沈从文在这里维护的不仅是自己的作品，更是文学的纯洁性和自己一向的做人原则。

上世纪80年代，一股“沈从文热”在中国悄然兴起，在这股热潮中沈从文始终扮演着一个“灭火者”的角色。在与朋友、学生的通信中，沈从文一再引述“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样的话，反复告诉别人，“极希望少在报刊上见到姓名”。对待宣传，沈从文一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凌宇是沈从文的同乡，也是国内外知名的沈从文研究专家，新时期以来，他先后出版了《从边城走向世界》《沈从文传》等多部著作，为沈从文的复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有一次沈从文从别人那里得知凌宇正在筹办一个规模宏大的“沈从文国际学术研讨会”，他立即给凌宇去了两封信，坚决要求取消活动。沈从文在信中写道：“凌宇兄：《秋水篇》：‘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孔子云：‘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两句话，非常有道理，我能活到如今，很得益这几个字。但愿你也能记住这几个字，一生不至于受小小挫折，即失望。你目下的打算，万万走不通，希望即此放下痴心妄想……你全不明白我一生都不想出名，我才能在风雨飘摇中活到如今，不至于倒下。这十年中多少人都忽然成为故人，我亲见到的。应知有所警戒。你不要因为写了几个小册子，成为名人，就忘了社会。你万不要以为我受委屈。其实所得已多。我不欢喜露面，请放弃你的打算，自己做你研究，不要糟蹋宝贵生命。我目下什么都好，请勿念。”

戒之在得——这就是沈从文对待名利的一贯态度。沈从文对待名利的这种超然是建立在他独特、曲折而又心酸的人生际遇基础之上的，那是一种对于世事的洞彻和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