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1944年，文学理论家许杰发表了《上官碧的〈看虹录〉》和《沈从文的〈摘星录〉》，斥责沈从文（上官碧是沈从文的笔名）的这两篇小说是色情文学。两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之后，又收录到了许杰于1945年在浙江永安立达书店印行的《现代小说过眼录》一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这些不实的指责，也给沈从文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几十年后，1975年的一天，许杰从上海来北京办事。此时的许杰，经过这么多年的反思，也许是感觉到自己当初对沈从文的批评过于草率，因此想顺便拜访一下沈从文，就打听到了沈从文的住址，登门拜访沈从文。没想到见面之后，沈从文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留饭闲谈，毫无芥蒂，对于许杰曾经带给他的伤害，他丝毫不曾提起，仿佛压根就没发生过那件事一样。

看到沈从文已经放弃了文学创作，许杰感慨万千，认为和自己当年对他的批判有关，因此更加歉疚。回到上海后，许杰写了一封信给沈从文，就当年自己对沈从文的轻率批判表达了歉意。过了一段时间，许杰没有接到沈从文的回信，他以为沈从文一定是难以释怀当年的伤害，所以才不回自己的信。

又过了些日子，许杰终于接到了沈从文的回信，沈从文在信中说：“主要是你提的小事，从未在我心上留有痕迹。你一再提及，倒反而恰恰令我不好回信，不知如何措词，成为迟迟不易作复的原因！希望得到這个信后，千万不要再把这类小事放在心上！”这封信令许杰感动万分。

1979年，许杰到北京参加文代会，再一次到沈从文家进行拜访，这一次和他一同去的还有作家王西彦。王西彦当年初入文坛时，曾得到过沈从文的帮助，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就是由沈从文编辑并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944年，王西彦在桂林主编《新垦地》，这张报纸也发表了许杰批评沈从文的那两篇文章，王西彦因此一直深感不安。许杰告诉了他1975年与沈从文见面的情形，说：“我给自己作了一个决定：‘不能再枉自怀着小人之心，从文先生可是个宽厚的人！”

许杰和王西彦此次登门拜访，同样受到了沈从文的热情接待，王西彦因此在当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他（沈从文）和夫人张兆和同志住在一间小小房子里，认出我就温和地笑着，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握着的手好一会没有放开。四十年代在桂林编副刊时，我曾发表过X先生批评他《看虹录》的文章;现在我和X先生却一起来他家做客话旧了，这真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吧！”

别人曾经加在自己身上的伤害，沈从文把它看作是小事，完全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这就是大师的为人境界。沈从文墓碑的背后，刻着“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几个字，这正是他人格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