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晓帆 等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杨晓帆：选择《平原上的摩西》作为我们第一次读书会的讨论对象，首先是因为双雪涛这位近几年最受瞩目的80后作家，在我看来已经具备了某种观察80后写作的节点性意义：所谓“东北之殇”为他作品赋予的精神底色，终于不再仅仅停留在家族叙事等显见的形式层面，而是在代际经验、历史感与当下精神状况的联系中有力地回应了批评界对青年作家走出自我、告别青春絮语、朝向公共议题的期待；而双雪涛从奇幻小说《翅鬼》出道直至拿下“汪曾祺华语小说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包括小说改编电影开机等最新消息，似乎也昭示了一种更加适应“双轨制”的职业写作状态的登场。双雪涛在一次访谈中借用“双轨制”这个词汇来意指在纯文学的写作追求及其发表方式和市场认可度之间可能形成的一种新的融合关系。如果说过往的韩寒、郭敬明之争里还有80后写作囿于文学体制评判标准的认同焦虑，那么今天再来谈论80后或更年轻一代写作时，所谓精英与畅销之别就只是“市场分配”的假面。如何创造一种“诱人”的美学风格去撬动我们被各种媒介塑形乃至同质化了的经验和感觉，甚至有实力争夺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这是我心目中一个好作家当下应有的抱负。

因此，我们讨论双雪涛必然面临两点挑战：一是当“做同代人的批评家”成为一句无须争取的口号时，究竟如何把握《平原上的摩西》为思考“同时代性”问题提供的价值？二是目前围绕双雪涛的评论研究中也存在过快经典化甚至标签化的现象，而批评套路一旦形成，对创作与创造性阅读都会形成桎梏(例如“东北故事”阐释框架、“被侮辱与被损害之人”的文学表达等也被平滑地运用到对双雪涛之后如班宇等作家的认识中)。如何在讨论中首先回到文本自身，逼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与评价，这一点恐怕尤其重要。

一、 “摩西”何在？

梁坤锈：我想先从小说标题谈起，谈谈我对“平原”与“摩西”这两大意象的理解。首先，因为“平原”是傅东心为自己在烟盒上画的关于李斐玩嘎拉哈的照片取的名字，所以“平原上的摩西”其实只不过是“烟盒上的摩西”。作者在这里通过对摩西的凡俗化实现了某种解构：平原上充满神力的摩西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平凡庸常的芸芸众生。其次，烟盒的作用不可忽视，可以说正是这个烟盒连接起了庄树和李斐的私人记忆(这是属于他们的一段美好往事)，但回转现实，它又成为揭开谜底，帮助庄树指认嫌疑人的重要线索。在这里，历史变动前的美好和当下绝境被对立起来，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和悖论，而整个烟盒就承载了这样一种对立。无论是小说外部巨大的社会变革，如国企改革、下岗潮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凶杀案件，还是故事内部人物艰辛的生活；无论是李守廉与庄德增从昔日伙伴变为今日“下岗工人与工厂老板”，还是李斐与庄树从昔日发小变为今日“警察与犯罪嫌疑人”；无论是上一代因时代变动中利益再分配带来的阶级隔阂，还是下一代因偶然命运造成的善恶隔阂——作者似乎都有意地想要实现一种反讽：生活绝非是平原一般的坦途。

再看小说的结尾，庄树对李斐做出了摩西般伟大的许诺：“我不能把湖水分开，但是我能把这里变成平原，让你走过去。”可是平原会出现吗？庄树作为理想中的摩西能否完成对李斐的拯救？还是，庄树将作为现实中的警察亲手将昔日伙伴束之以法？我觉得作者设置了一个“并非结局的结局”，其中充满了“反抗”与“代价”的悖论。一方面，父女俩的“反抗”具有不折不扣的“道德合理性”：李守廉为城管“欺压”平民而行凶，因蒋不凡误会他且造成女儿受伤才伤人；而李斐，一反乖孩子形象，欺骗父亲只是为了完成对庄树朴素美好的“平安夜承诺”。另一方面，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又丧失了合法性：李守廉确实杀了人，必将锒铛入狱，而李斐因一次“任性”导致了整场悲剧的发生，不得不承受这一行为带来的苦果。因此，小说事实上是无法结尾的。结尾庄树与李斐坐在人造湖的小船上，正如昔日的庄德增和傅东心，但有意思的是，这条小船上承载的，不只是纯净的爱与美。庄树作为此刻摩西的现实对应物，虽然试图努力完成对李斐父女的拯救，但它是无效的，“怎么办”的问题被悬置起来，作者呈现了一个“无力的摩西”。

谭复：我同意坤锈对“平原”的解读，在发挥它的其他象征意义之前，它首先就是一个香烟品牌的商标。“平原”牌香烟出场的年代正是下岗潮袭来的1995年，庄李两家及两代人也在这一节点渐行渐远，由此“平原”不可避免地隐喻着随着改革开放深入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时代。我想接着坤锈的发言往下说，不仅是某个人物无法成为摩西，这就是一个信仰失落的年代，文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已经无力“承担”传统意象中摩西所代表的恒定的价值和引领者。人人都是“无力的摩西”，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却偏要金针度人。傅东心是将摩西的故事讲述给李斐的人，从知识和价值取向层面上而言，她是李斐的摩西，但可悲之处恰恰在于摩西“心诚则灵”的道理，在傅东心自己身上更像是面对一段将就且纠葛了父辈冤仇的婚姻所做出的无可奈何的宽慰，她最终也活成了李守廉口中一直没法向前看的人。同理，作为傅东心的精神之子，李斐显然也无法承受摩西之重。庄树经受过精神蜕变之后，开始找到日常生活中的价值感和悲悯精神，但从小说的结局来看，尽管作者理想地留白，也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无论庄树的选择如何，他都将陷入矛盾的境地。如果他网开一面，就违背了国家正义和职业操守；而将李守廉逮捕，则破坏了人心道义和悲悯温情，因此他也并不是那个强大坚定的摩西。李守廉作为富有正义感、看重尊严的父辈形象，在文本中时常闪烁出近乎于神的光芒，但他身上也有致命的缺陷，为自己命运抗争的私愤与近乎偏执地践行着自己心中的正义。至此可以看出，“平原上的摩西”这一意象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反讽意味，它在宣示一种无可奈何的焦虑，主席像被移走了，作为引领者、拯救者的摩西已经不存在了，被降格为一个个“无力”的凡人，生活在巨大差距里承受着各自的苦难。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再有一种毋庸置疑的统一精神取向可以引领我们跨过大山大河。

曾笏煊：这部作品中的确没有任何人物足以承担摩西的角色——一个能够使海水分开、带领族人摆脱奴役的英雄。但我觉得作品强调的是生命中“共通”的情感体验，正是基于这种体验，人与人之间才能够相互联结、沟通，而不是相互隔绝、对抗乃至成为孤岛。傅东心在教李斐《出埃及记》时强调心诚能使高山大海让路，使欺侮自己的人受到惩罚，这种宗教理想化的训诫在面对现实的沉痛与命运的无法预料时显然是无效的。在访谈中，双雪涛也认为东方人无法完全理解西方宗教(这种态度让人想起同样发表于2015年的《一句顶一万句》)。或许比宗教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爱。

杨晓帆：这里补充一点。双雪涛自己谈到过他对宗教的理解，一是他说中国的明清小说传统更多还是世态世俗小说，所以当他想要找一个超越世俗的精神力量时，就比较无奈地向外找，找到了《圣经》；二是东北地区基督教发展的一些实际情况，如他在小说《光明堂》中也写到类似场景，由教堂组织出了新的社会关系，这一点可以结合更具体的社会调查与社会史研究去做文学问题的拓展。

曾笏煊：是的，我觉得这篇小说里确实有超越性的精神。就像“平原”上画的是李斐将三个“嘎拉哈”抛向天空，但当时的李斐只是坐在炕上，并不是真的在玩“嘎拉哈”。“嘎拉哈”在半空中散开像星星，是一种想象，李斐喜欢火柴，喜欢火，可她心中深刻地知道：这样玩太奢侈了。作品的基调是灰暗的，贫穷、下岗、犯罪、静坐，与此相映衬，作品中的火焰才显得富有象征意义，甚至引起整个事件的导火索也是李斐想要去放一把像“一片圣诞树”的大火作为送给庄树的圣诞礼物。这故事使人不禁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同样的冷，同样在冰天雪地中寻求温暖与慰藉，同样让人感到希望与哀伤。火是释放的光、热与美，可却奢侈，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幻想与想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平原”就是这种幻想与想象的载体，也承载着在贫乏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造成的痛感中追求某种希望与慰藉的美好心愿。

张倩：我想把“平原”比作一串项链，它将小说中人物生活的共同体串联了起来，成为填补孤岛与孤岛之间的裂缝。为烟盒设计图案是傅东心的工作；庄德增凭借“平原”的设计获得了云南烟厂的股份，是他发家致富的开端；“平原”是李守廉抽的香烟品牌，同时也是庄树探案的重大线索，唤醒他的童年记忆也促成他找到李斐。小说结尾“我把手伸进怀里……掏出我的烟，那是我们的平原。上面的她，十二三岁……”庄树这一席话，“那是我们的平原”暗含着的是那段他跟李斐真切存在却再也回不去的童年岁月。那几年的跌宕起伏和风云变幻，是小说各个人物共同经历的时光与难以忘却的记忆，因着那段“平原岁月”，他们开始渐行渐远，却又正是那段“平原岁月”让他们在彼此生命中成为不可磨灭的痕迹。更进一步地说，那段岁月甚至是被囊括在当时时代和国家政策改革浪潮之下的，所以“平原”不仅仅是小说中各个人物生活的共同体，更是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邢可欣：“共同体”现在好像成了批评中一个很时髦的词，把“平原”解释成“共同体”有点大而空，但是从这个视角出发确实能够成为分析作品中两代人的一个突破口。对于孙育新与李守廉来说，“我们是一代人”不仅意味着共享的知青经历，也意味着日后在现实变迁、时代风云面前的“分享艰难”。而对于下一代人，无论是李斐和庄树，还是李斐与孙天博，都已然不再拥有父辈那种“我们是一代人”的笃定，前者成为已被遗忘的童年往事，而后者更像是延续自父辈的一种责任或者义务。李斐他们这代人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关乎时代浪潮下身份和阶级的分化，当然也关乎个人经历、性格与价值选择。但对于这篇小说，或许也正是在这种“一代人”共同体破灭已成为事实的情况下，小说结尾“这是我们的平原”的尝试才显得如此无力又如此动人，庄树以烟盒建立的“平原”不再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代际、阶级等)，而是基于童年回忆与当下情感(或许是忏悔或就是单纯的同情)的个人对个人的共情，这样的“共同体”或许没有抽象和高蹈的精神寄托，但它是我们这个分裂的社会重建理解和沟通的可能。

对“摩西”的分析促使我重新审视庄树这个人物形象，我认为这是小说除李守廉之外另一个塑造得极好的人物。庄树最开始的形象是一个浑小子，相比敏感多思的李斐(既背负了历史又背负了现实)，庄树颇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感觉，是个历史清白的“新人”。但他对自己的定位却是“执拗、认真、苦行、不易忘却”，这与他入警校之前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于童年玩伴的淡漠印象完全不符。在庄树的经历中，我认为斗殴经历固然促使他走向警校，走向“对别人有意义也对自己有意义”的人生选择，但这更像是无所事事的青春之后的一点自我证明，他依然是“自我”的；使他成长的是从警之后的经历(抓逃犯、了解蒋不凡，庄树这次叙述中提到的几件事虽与故事主干无关，但对塑造庄树形象有极大意义，也写得极好)，由此他才会在赵小东分析李斐可能参与抢劫时表示“从人性角度讲，父亲不应该这么干”，这时他已经走出自我看到了世界和他人；而庄树的完全蜕变是在小说结尾的高潮部分，得知出租车一案与自己有关后，“这次轮到我(庄树)沉默下来”，他由此感受到了“世界与我”的关系，他人与自身命运的关联，也才有了“你长大了，真好”之后温情又感伤的“魔术”，才有了“这是我们的平原”。(我认为李斐那句“你长大了”，对照庄树本身说的“我们都长大了”来看，是有一种幽怨在的，有种“我的人生因为你在十二岁戛然而止，而你却好好地长大了”。而庄树之后的“让你走过去”则有种“我希望你不要停留在过去与回忆，而也走进现实，走向未来”的感觉，也即小说结尾漂向岸边的烟盒上的李斐。)由此可以看到庄树人物形象的发展是渐进的，而他这样一个最后带有一点“摩西”色彩的人物也是呈现出了一个背负历史(负罪、忏悔)向前的形象，没有人是与现实与他人命运无关的孤岛，也没有谁是与历史无关的新人。双雪涛也由庄树形象的塑造赋予了子代(80后)与父辈一样的历史感与深度，这是庄树形象的价值。

二、 记忆的碎片

杨晓帆：可欣讲的其实是“两代人的关系”,父辈给予子辈的债务和遗产。大家都注意到小说开头庄德增与傅东心在人工湖上划船与结尾庄树与李斐湖上相见的对称，“渡”与“岸”的寓意本来也象征着去调和潜在对立的人物关系。但不仅像大家分析的那样两代人都无力承担引领、完成救赎，我觉得一个关键性的区别还在于——父辈的个人创伤可以从一个不断被叙述与阐释的社会记忆与大历史中找到解释和归因(如“文革”伤痕、改革阵痛等)，子辈的命运在小说中却很大程度上被一种“偶然性”所支配。如果说任何主体生成与行动的前提是自我认识的厘清，那么小说里作为我们同代人的庄树、李斐、孙天博们，就不得不借助零散的回忆、父辈们的身影、生活中偶现的某个契机，去一点点拼凑出自我的形象，然后再回答“怎么办”或说在命运感之上是否具备主体能动性的问题。作为同代人的双雪涛，这篇小说中采用多视角叙述的独特形式本身，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这一精神症候的映照？

张倩：那我先概括下这篇小说的叙述特点吧。首先是多人物第一人称回忆式有限视角。小说中一共是七个人物的第一人称叙述，其中蒋不凡、孙天博、赵小东各一次，庄德增、傅东心各两次，庄树三次，李斐四次，叙事视角基本涵盖小说主要人物。他们在各自的视野里用回忆的方式叙述，每个人所能看到的只是自己有限的视角，形成留白和悬疑，而在每个人的叙述视角下又都关联着另一个人的人生经历，留白的同时有互相关联和弥补，最后完成整个故事逻辑的架构。利用这种叙述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人物形象，促进叙述接受者对人物身份的认同感。另外，故事中套故事，案中案的叙述模式，叙述时间的有意错乱，使得叙述愈加错综复杂，但不失故事逻辑和结尾的完美契合。因城管袭击案的发生，作为刑警的庄树参与到案件调查中，而此案件的作案工具则是十二年前的出租司机案促成的一场钓鱼行动事件的遗留物，巧合的是，钓鱼行动中凶手的判断依据与一个圣诞约定的实施工具意外吻合，更出人意料的是，调查这个案件的刑警正是当年圣诞约定的男主角。作者把一个时间跨度长达十二年的故事架构中穿插四个紧密关联的故事，层层叠加，环环相扣。

谭复：采用这样方式讲故事确实增加了悬疑推理的效果，但我觉得多视角叙述的重点更在于“记忆”。每个人物说了什么并不重要，而没说什么、怎么去说所体现的叙述选择性也在揭示人物之间的关系。通过多视角的叙述，文本至少在四个角度上呈现了人与人之间精神交流上的巨大隔膜和错位：首先是夫妻之间，在庄德增的叙述中，傅东心永远是以“傅东心”而非“妻子”等昵称的形式出场，在傅东心的两节叙述里，庄德增虽然是“德增”，但对他身上纠葛的父辈仇恨却是在与邻居李守廉的交谈中得以袒露，这种隔膜与两人初见时尴尬的谈话场景遥相呼应；其次是朋友之间，在李斐的叙述中，和庄树有关的童年记忆成为中心，但在庄树的前两次叙述里，这个童年玩伴不仅没被提及甚至连名字也遗忘了；再次是阶级之间，庄德增第二次叙述里和李守廉在出租车上的谈话，对于老人游行事件的不同看法显现出两人难以理解对方的人生；最后是两代人之间，庄树与庄德增之间的显在价值冲突。由此，叙述手法的运用赋予了小说一层全新的意义维度，向读者拷问——“人能不能真正相互理解”。在结尾作者也给出自己的答案或者说寄予了他的美好愿景，两人开诚布公地袒露一切，跨过岁月中误解与情感错位的沟壑，似乎双方若都拿出真诚和善意，人与人之间就能获得精神共振。但这样就又回到了我最开始提出的“平原上的困境”，真诚和善意真的能够化解历史无常和时代浪潮下的一个个悲剧吗？

曾笏煊：借用卡勒《文学理论入门》中的话来说：“一个从单一角色有限的视角讲述的故事可能会造成极强的世界不可预知的感觉：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他人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正在发生别的什么事情，所以对这个角色所发生的一切都可能是一个意外。”这种“不可预知”其实更符合作为个体的人对于生活的真实感知，在这一前提下探讨人与人之间如何沟通与理解似乎更具有逻辑上的说服力与现实操作的可能性。

邢可欣：综合一下谭复说的“隔膜感”和曾笏煊说的“不可知”，《平原上的摩西》讲的就是因为人与人不可见不可知酿成的偶发悲剧，从而呈现了时代变迁下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的巨大分裂，呈现了1990年代自身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不是通过某种权威性或规范性的“话语”讲述出来的，而是通过“视角”呈现出来的。

但我也有一点对双雪涛的不满。他自身强大的语言风格限制了他对人物语言的塑造。虽然是多视角内聚焦，但其实每部分人物说话的语态、方式都不能特别见出人物的个性，都是双雪涛在说。

梁坤锈：有一个共同的声音站在这些叙述者背后，他们都是在代双雪涛发言。不过操控不同的叙述视角是不是也为双雪涛确立了一种“旁观叙述者”的姿态？他安全地站在故事的外面。我想到拉康镜像理论里的一句话，自我无法靠主体本身得以确立，它必须是主体依赖于自身在外界折射出的镜像关系才能够得以确立。作者内心世界隐秘的欲望与精神苦闷，都投射给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去尝试、去冒险、甚至去失败，而非豁出去和主人公一同去冒险。这也是小说之所以冷峻、坚硬的原因。

邢可欣：但这么冷峻旁观的叙述姿态，又产生了特别有抒情性的力量。

杨晓帆：所谓抒情性或阅读中打动人的精神力量，也是因为不同叙述视角在尽可能地冲破隔阂与限度，甚至在讲述的延宕、记忆的修正中去不断敞开自我的经验。小说里每个人物身上的确有大家谈到的无力感或者时代洪流中的脆弱性，但几乎每个角色又都还是在寻求一种稳定的可以安顿身心的东西，并且一旦明确，就会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像傅东心的周游世界，跳出她的世界看，我们会觉得是盲目与自欺的，但它的确支撑起她生活世界里的一种意义感。当超越世俗的神性力量不能普度众生，或许能够讲述“摩西”的故事或者记住“纪念碑底座上战士的数量”，也是在从废墟中翻检出火烛。

三、 经验与叙述

曾笏煊：就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来看，双雪涛的创作有很强的自传色彩。文学、宗教、贫穷、升学问题、工厂、下岗、父母不和、艳粉街、踢足球、烟，这些都在他的作品中频频出现，作者在访谈中也多次提到自己的写作与个人生活经验之间的紧密联系。但《平原上的摩西》却不止于此，它还大费笔墨地书写了上一代人的生活与经验。“文革”给傅东心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痛，影响了她对于庄德增和庄树的态度：庄德增在“文革”中杀了人，后来却俨然成了成功人士；千禧年前后，又发生了主席雕像事件；李守廉作为“文革”中的救人者，在生活中富有正义感与同情心，却惨遭下岗、贫穷、女儿残疾等重大打击，“就是希望不够分，都让你们这种人占了”，后来竟至于杀人。可见，上一代人的生活特别是“文革”的经验已经深入影响了作品内在的情感逻辑，也作为沉重的历史包袱间接影响了下一代的生活与命运。

像作品中的东北“二王”就实有其人其事，他们的暴行震惊全国，引起人们的惶惶不安。但这是1983年的事件，与出租车杀人事件时间相去甚远。作家引入“二王”案件，似乎有意凸显90年代工厂破产，大量工人下岗造成的社会动荡以及人们的迷惘、不安与痛苦。

张倩：少年记忆确实是双雪涛写作的根基。他说他不搜集素材，依靠记忆和想象写东西，尤其是在写《平原上的摩西》和《飞行家》这两本书的时候，坐那儿就写。20世纪90年代整个区域内国企大变革，尤其是沈阳、长春、哈尔滨这种东北重工业城市，集聚了很多大型重工业国企，产业相对单一，自然是改革的“重灾区”。在下岗潮的冲击下，双雪涛的父母也无法幸免，之后他家搬到“艳粉街”，这是一个城乡接合部中的三不管地带，鱼龙混杂，居住条件艰苦，升学时的九千块择校费，卖苞米、卖茶叶蛋，也都是他和他父母所经历过的，这些现象都在《平原上的摩西》中毫无保留地展露出来，成为双雪涛文学叙述的素材库。双雪涛作为80后作家，“文革”刚过去不久，上一辈人是从那时候走过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一定的裂缝，心灵仍余留创伤，映射在小说中，就是庄德增、傅东心、李守廉、孙育新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庄树与李斐童年的友谊恰恰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得以建立起来的，他们父亲之间不同的选择、阶级的隔阂，注定了他们两人友情的悲剧和现实的无力，“恐怕每个人身上发生的悲剧和喜剧，都与他人有关，更和自己的亲人有关，而且这些家庭的悲喜剧，又都跟时代有关，所谓国家，可能就是如此”。总的来说，双雪涛在《平原上的摩西》这部小说中的文学叙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自身的现实经验。

邢可欣：在个人经验与文学叙述这方面，现在讲得比较多了，我比较关注的是双雪涛与先锋文学的关系。文学阅读或说文学师承也是谈“经验”的一部分。《青年作家》2018年06期“新批评”栏目以“现实主义语境中的先锋写作可能”为主题，我觉得很有启发，当下70后、80后新锐作家确实呈现出了一些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写作共性，比如双雪涛，得鲁奖的石一枫，但他们这种“现实主义”显然不同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果溯源或许可以追到1990年代的新写实文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很好奇看似已经落潮的先锋文学——这是70后、80后作家文学成长过程中重要的阅读史——如何成为影响和参与到他们当下创作的一种资源与遗产？而这种遗产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具体到双雪涛这里，一方面是他叙事技巧的使用、鲜明的语言风格以及作品中的奇幻成分有先锋文学的印记，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他的文学观上——引一句访谈中的话，双雪涛说，“以我个人的理解，也许这个词(‘先锋’)指的是某种探索的精神，某种在文学之内实现文学的精神，某种自私地表达自己的精神，可能就是这种精神一直影响着我，提醒我，文学本身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同一个数学定理即使在几百年内无法得以应用，它的意义也是重大的，它说明它本身”。双雪涛(也包括与他类似的新锐作家)是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很多年之后又开始尝试用文学重塑“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我”的关系，但也正是因为有了先锋文学传统在前，这种重塑就不可能再是简单机械的“以文学干预现实”，而必须呈现出新的面貌。这是一个很宏大的问题，我讲得太抽象了，也只能讲个由头，作为我们以后可以思考的一个角度。

曾笏煊：作家的阅读史确实是一个有趣但具体讨论起来也很有难度的话题。我就补充一下作品中的依据吧。《平原上的摩西》里频频提到的《出埃及记》以及《摩西五经》显然与作家多次阅读《圣经》的体验有关，“摩西”也是作品最重要的隐喻之一。孙天博为李斐借的十本书，其作者有谷川俊太郎、村上春树、纳博科夫、麦卡勒斯、福克纳、钱德勒、弗兰岑等。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与疏离，钱德勒创作了很多侦探小说，而《平原上的摩西》的多视角叙述也与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相似。作品开篇提到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典范，《县里的医生》则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这些作品显示了中国古典文学、俄国文学、日本和英美现当代文学作为“文学传统”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

杨晓帆：经验与创作的关系本身是个老话题，但批评界在谈青年一代写作时谈这个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不满：一是参照于此前更能唤起共通感的“纪念碑式写作”，不满青年作家过度消耗自我经验；二是在关于先锋文学势能是否耗尽的争议中，不满青年作家言必称博尔赫斯、卡佛的文学视野。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想当然的结论需要再探讨，比如回到史诗与现实主义是否就能穿透经验走出沉溺于“内心叙事”的写作惯性与美学趣味，作为背景的社会历史和日常生活、个人感觉中的社会历史是怎样的关系，有宏大叙事与公共议题的创作是否一定有分量，“小叙事”能不能四两拨千斤。

今天我们主要细读了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还可以把这篇小说放到更长的创作脉络中去思考。比如《聋哑时代》是双雪涛获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后“拿出了真心”的所谓转型之作，那么它作为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是否包含了作者作为80后一代或青年写作的某些起源性问题。回到有些俗套的“同代人说”，返身自审，凝视脚后延伸出的黑影子，恐怕是时间许给我们不得不跨越的门槛。

此次讨论课于2018年11月9日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举行。参加讨论课的同学包括：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谭复、张倩，2015级本科生邢可欣(本文发刊时已于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6级本科生曾笏煊(已于中山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及2016级本科生梁坤锈(已于重庆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20年3月29日，基于讨论课心得，读书会新老成员再次以“新东北作家群”为对象组织了又一次拓展讨论，成果以《希望，还是虚妄？——当“东北文艺复兴”遭遇“小资读者”》为题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