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营洲

沈从文终日在库房里工作，库房里又霉又暗尘土又厚，没人愿进，而沈从文一工作起来常常忘了时间，中午吃饭时管理人员常常把他锁在库房里。

我对沈从文了解不多，但每每想起沈从文的一些事，感觉他很是尴尬。

全国刚解放后，丁玲从延安来到北京，成了声名显赫的文化官员。为此沈从文十分高兴，因为丁玲是他多年的朋友。一天，沈从文拉着他儿子去见丁玲，一路上激动得手老抖。沈从文认为自己和丁玲是故交，分别有年，一朝相见，定会格外亲热，结果呢，丁玲只是“礼节性地接见”了他。这令沈从文十分尴尬。一路返回时，沈从文的手又是老抖，尴尬得无地自容。

1951年，沈从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常去厨房坐坐，帮帮忙，或拉几句家常，因此他认识了一位炊事员，这让沈从文产生了恢复用笔的冲动，他尝试写小说《老同志》。这篇小说他前前后后写了七稿。寄给一家杂志社后，却被退了回来。于是，他腆着脸给丁玲写信，希望丁玲能给举荐一下。信写得很谦卑：“寄了篇文章来……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如要不得，就告告毛病。多年不写什么了，完全隔了。”结果丁玲也给他退了回来。据说，沈从文写的这位“老同志”，并不是所谓的“革命群众”，而是国民党军队的被俘人员，并不值得歌颂，不符合新时代的价值取向。

1933年，丁玲在南京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后，生死不明，沈从文为此四处呼吁、极力营救。并写了《记丁玲》以披露事情真相。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恰恰是这本书，几十年后令丁玲极为恼怒，大动肝火，不仅与沈从文断了交，还在一些运动中对沈从文落井下石。这令沈从文十分尴尬。

“文革”期间，沈从文去打扫厕所。既打扫男厕所，也打扫女厕所。一个大老爷儿们去扫女厕所，自然是件令人尴尬的事。多少年后，有记者采访沈从文，无意间谈及此事，沈从文起初还自我解嘲地说：“让我去打扫女厕所，说明领导认为我人品还行。”这时有个女孩子接了一句：“让你受委屈了。”没想到沈从文听罢，顿时神色大变，竟像个孩子似的当着众人嚎啕大哭起来。

依旧是在“文革”期间，沈从文与其夫人一度分居两地。彼此相距很远，由其夫人送饭。他妻子一天只给他送一次，一次送三顿的。大夏天的，到了中午或晚上，所送的饭菜就馊了。馊了沈从文也吃。若悄悄地吃馊饭，倒也无所谓，可偏偏让人发现了，这也势必令沈从文尴尬。有人劝沈从文：“馊就别吃了，会坏肚子。”沈从文笑着说：“不碍事，已经先吃消炎片了。”

范曾是沈从文的学生，曾受到过沈从文的悉心提携。1962年范曾大学毕业后，如果没有沈从文的举荐和美言，范曾恐不会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其间，范曾随沈从文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并临摹优秀绘画作品多件，这对范曾的艺术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但在“文革”期间，范曾写大字报称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看了后感到“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可后来范曾画了一幅屈原像，沈从文看到后，依旧善意地指出了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则指着沈从文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是党中央批准的。你靠边站吧。”这不仅令沈从文十分尴尬，还“气得眼睛红红的”。

沈从文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之后，没有办公室，朋友、学生来了，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他很尴尬。沈从文终日在库房里工作，库房里又霉又暗尘土又厚，没人愿进，而沈从文一工作起来常常忘了时间，中午吃饭时管理人员常常把他锁在库房里。他很尴尬。

沈从文也常常有令别人尴尬的时候。他最初到博物院时，是卖门票，朋友、学生见了他，很是尴尬。后来，沈从文看到有人前来参观，就主动讲解，当义务讲解员，而参观者中就有他的朋友、学生，很是尴尬。据沈从文的一个学生说，他带朋友去博物院，若看到沈从文主动当义务讲解员时，就悄悄躲开了。

摘自《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