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军

摘要：2015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当年对外投资总额达1456亿美元。与此同时，对外投资规模超过同期外资引入规模，我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而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种类也越来越多，面临的风险程度也越来越大。本文在分析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现阶段特点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现阶段面临的风险种类、特点及诱因，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关键词：一带一路 对外投资 投资风险 风险控制

一、现阶段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特点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日益增大，2015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当年对外投资总额达1456亿美元。与此同时，对外投资规模超过同期外资引入规模，我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结构更加优化，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领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既加大了基础设施、资源、能源等领域的对外投资，也积极投资于金融业、租赁业、商务服务业以及批发零售业。企业对外投资地域也越来越广，投资遍及亚洲、拉美地区、欧洲、非洲;跨国并购已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为了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所需的庞大资金，2014年专门成立了44亿美元的“丝路基金”，2015年12月发起设立亚洲投资开发银行，2016年联合阿联酋、卡塔尔设立200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

二、现阶段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着诸多风险，既有内部风险，也有外部风险。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内部风险主要包括投资规划风险和投资财务风险。投资规划风险包括项目设计风险、配套不足风险、项目质量风险等。项目设计风险是指由于项目设计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或错误，引起工程事故而导致经济损失的不确定性。项目配套不足包括项目所需的土地、基础设施、资金等要素不完备的风险。而项目质量是投资项目成功的关键，必须重视项目质量。投资财务风险包括资金组织不及时风险、资金使用计划出现偏差风险、成本超支风险、投资回收风险、债务抵偿风险等。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外部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政治风险是指东道国的政治环境或东道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政治关系发生改变而给我国投资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的不确定性，如政治环境风险、政策变动风险等。市场风险包括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价格变动的不确定性，如市场利率风险、市场供求风险。

在承受的各类投资风险中，现阶段我国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是最大的。根据CCG（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统计的的数据，从2005年始至2018年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中，大约有25%的投资项目是由于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造成失败的，在这25%的失败投资项目中，有17%是由于项目所在国的政治环境不稳定以及领导人频繁更换造成的，另外8%则是由于项目所在国政府部门勾心斗角、不配合造成的。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企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也有所差别。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1）东道国或第三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政府干预。政府干预的理由往往是利益保护动机和国企政治化打压;（2）没收、征用或国有化，尤其表现为以各种检查、审查为名行蚕食式征用之实。拉丁美洲的墨西哥、智利、秘鲁、阿根廷、委内瑞拉和非洲的坦桑尼亚、赞比亚、尼日尼亚、埃及、苏丹以及亚洲的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是我国投资较大的国家，这些国家多次征收境外投资人的财产，其中秘鲁、智利、坦桑尼亚的征收次数最多，分别进行了26—35次征收，其次是印度尼西亚、赞比亚以及苏丹，这些国家进行了15—25次的征收，阿根廷、墨西哥、尼日尼亚的征收次数相对较少，但是也进行了5—10次的征收;（3）政府违约和政策变动风险。东道国政权更替、政治体制转轨等因素很容易引致政府违约;（4）恐怖主义活动、内乱和战争风险、民族主义风险。

三、我国企业应对对外投资风险的策略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必将越来越频繁，规模将越来越大，速度将日益增大，面临的投资风险也将越来越显著。为此，必须思考应对对外投资风险的策略。首先，应当狠抓落实“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加强研发投入，培育创新动能，全面提升国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只有紧紧依靠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才能为投资企业带来比较优势，才能为企业从根本上控制风险;其次，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建立企业风险控制体系。内部控制是指在一定的环境下，企业为了提高经营效率、充分有效地获得和使用各种资源，达到既定管理目标，而在企业内部实施的各种制约和调节的组织、计划、程序和方法、手段与措施的总称。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系统可以有效地防范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其三，积极实施海外投资并购，拓宽并购领域，实施多区域、多元化战略。多区域投资可以有效分散地区动荡风险，多元化战略包括横向多元化、纵向多元化和混合多元化，理论依据来自于马科维茨的组合投资理论，这种战略可以有效分散市场波动风险;其四，利用期货、期权、互换等衍生品交易，参加保险，控制转移对外投资风险;其五，构建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估系统。中国社科院曾经就政治风险、对华关系、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等五个方面建立了一套评估系统。其中政治风险大小主要从政局稳定、民主程度、法制完善程度、内外冲突、腐败距离等五个维度进行评估，对华关系主要依据是否与我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经济基础主要依据人均GDP增速、投资与贸易自由、汇率波动、通賬率、失业率、国内市场规模等指标进行评估，偿债能力主要看东道国的外债负债率，社会弹性主要依据东道国宗教、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要素管制等方面进行评估。

对于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最大风险，即政治风险，可以采取如下策略应对：建立完善外交协助机制，加强国际沟通合作，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稳步推进海外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加强国际合作。目前，国际投资协定及其框架下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已经成为保护投资者海外资产的主要工具之一。当我国投资者在东道国面临征收和国有化等损失时，通过诉诸投资者和国家间争端解决仲裁来保护自身利益正逐渐成为除了外交干预外可行的策略。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ISDS）给投资者提供了对东道国政府的各种侵害行为进行诉讼，并将其提交国际法仲裁的渠道，尤其是当东道国国内法救济难以解决投资者损失问题时，ISDS机制往往可以充当投资者将仲裁诉诸司法程序的最后手段。国际投资协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IIA）是ISDS机制的主要载体;建立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搭建信息服务平台，提供相关信息，缓解信息严重不对称，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发布的有关风险评估报告;参加政治风险保险，如参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的有关保险;实施本土化经营，注重企业员工本土化，材料尽可能当地采购，注重利税依法缴纳，积极融入当地文化，尊重当地民俗，防治污染，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企业形象，而且应当重视企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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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四川行政学院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