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梦琦 刘言

摘  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平台迭代频出，海量的信息发布和话语权的均等化，都极大地催生了网络舆情的发生。新时期，国家对高校工作和人才培养的要求逐渐提高，高校網络舆情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关键词：新时期;高校网络舆情研究。

一、高校网络舆情产生的时代背景

新时期高校网络舆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所谓“新时期”，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解读：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政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而要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就必须“全面应对高校网络舆情”1;二，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97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4.5%。20-29岁网民占比21.5%2，由此可见，大学生“网络原住民”越来越多;三，微信、QQ等依然是大学生最重要的社交工具，微信公众号、微博以及近年来发展迅猛的抖音等短视频app都为大学生群体表达诉求和参与社会话题提供了诸多平台，这些平台使得舆论场的声音更加多元和繁杂，一定程度上也对高校管理和社会治理发起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深入研究高校网络舆情的特点并提出处置范式，对于指导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的具体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关系着高校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更关系着高校思政工作的成效，对于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影响深远。

二、高校网络舆情概念提出

总体来说，舆情就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社会民众对关乎自身利益和兴趣的各类社会公共事件、现象或话题所产生的各种情绪、态度、意见表达和行为倾向的总和。作为舆情传播最具活力的一种表现形式，网络舆情是舆情与现代传播技术紧密结合的产物3。关于高校网络舆情，有人认为是指与高校有关工作相联系的网络评论或观点，有人认为是指高校师生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多数公众对现实社会各种现象的、并能对其进程产生影响的、公开一致的、具有权威性和倾向性的信念、态度和情绪表现的总和4。

虽然学术界对高校网络舆情的内涵并没有统一认识，但大家纷纷从不同角度对高校网络舆情进行了解构。曹银忠等从主体、客体、介体三部分的构成角度，对高校网络舆情进行了描述，他们认为：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是指高校网络舆情形成和发展的直接参与者，主要指在网上发表观点、意见或受网络舆情影响的在校大学生;高校网络舆情的客体是指引发高校网络舆情的特定事态;高校网络舆情的介体即高校网络舆情的媒介，是指连接高校网络舆情主体和客体的桥梁和中介5。卢萧从发布者的信息源角度，将高校网络舆情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校师生员工对某一事件内心真实的想法和观点，包括当事人首次发布和参与人跟帖发布两种情形;另一类舆情则是通过有目的的引导而形成的，这类舆情通常有幕后推手6。

本文认为，高校网络舆情是高校师生对于感兴趣或者有诉求的不特定事件或者不特定对象对于感兴趣或者有诉求的高校相关事件具有的倾向性的意见和态度。由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加剧以及敌对势力或者怀有利益动机的其他力量对大学校园的侵袭，高校网络舆情的敏感性、复杂性和多发性越发增强。

三、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梳理

网络舆情几乎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而产生的，但网络舆情成为最重要的舆情样式与基于智能手机的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密不可分。由于2009年是中国手机媒体发展元年，因而高校网络舆情成为一个重要对象被研究也从2009年开始。如在这一年曾润喜等人对如何做好高校网络舆情的控制与引导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高校网络舆情快速响应机制构建、流程构建的具体方案和高校网络舆情的分阶段干预方式7。

对于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学术界主要集中在实务层面。王亚军等提出要加强网络舆情危机应对意识，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科学规范管理，建立健全网络舆情危机应对机制;加强师生网络道德素养教育，引导网络行为自觉8。对于高校网络舆情的应对策略视角也逐渐增多。徐萍对大数据在高校网络舆情应急处置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基于大数据的舆情处置机制9。陈福集等通过构建移动环境下高校网络舆情演化的动力学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仿真型分析，为高校网络舆情处理及管理提供了较为独特的决策思路10。丁威基于习近平网络观视域，提出了移动互联网时代高校舆情的技术路径、制度路径、主渠道路径与微管理路径11。赵建明等以微信这一种信息传播模式为例，通过聚焦源头、传播路径、舆情环境、信息分流等要素入手分析如何实现舆情的有效研判、监管、处理和引导。巴特尔从高校所处地理环境的特点，提出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策略12。周龙等则把视线投向边境地区高校，以公共网络安全为视域探讨了网络舆情监管体系的构建13。

卢萧从生态治理的角度来观察高校网络舆情，体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其中对于网络舆情生态治理与高校思政工作的辩证关系的认识有着较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14。舒刚与李玲分别对2009年—2015年期间和2007年—2016年期间的高校网络舆情理论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既看到取得的成果，也指出了不足，认为教育舆情学理研究较为薄弱，尚未形成规范的研究范式15。

高校网络舆情理论研究在国内经历了多年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广度和深度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些研究成果为高校网络舆情的落地应用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回归现实。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大学生的“群体情绪”极易被放大，演变成群体性舆论事件。高校网络舆情具有两面性，无法孤立存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衍生产物的发展，这个问题需要一分为二地理性看待。高校通过网络舆情分析，能够精准地抓取学生对于学校各项决策、政策的反馈结果，有助于学校的改革发展;但由于网络次生平台质量的良莠不齐，学生在没有接受媒介理论学习的前提下，会无意识地接收和传播虚假信息或不良信息，影响到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和校园的和谐稳定，对高校的声誉和形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研究高校网络的舆情应对策略并落地实施势在必行，以便更好地服务于高校人才培养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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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巴特尔.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策略研究[J].教育观察，2018（9）：76.

[13]  周龙，杨新华.公共网络安全视域下网络舆情监管体系的构建——以边境地区高校为例[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7（6）：134.

[14]  卢萧.高校网络舆情的生态治理[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43.

[15]  舒刚.我国教育舆情研究的热点议题及趋势展望——基于CNKI（2009—2015）的数据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1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