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述卓 李石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會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论断，正式写入党章，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繁荣。习近平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可以说，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从2014年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2016年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习近平文艺思想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从文艺的功能、文艺的价值、文艺的标准、文艺的组织、文艺的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形成，既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现实性还是学理性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

一

研究习近平文艺思想，可以有很多切入角度，但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治国理政”这个根本的政治维度。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文化与政治之间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中国历史上，注重文艺的德治教化功能一直占据着主流位置。从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到魏文帝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刘勰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近代梁启超提出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以及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再到后来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尽管在时代语境上存在差异，但归根到底都十分重视文化和文艺的政治功能。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着治国理政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明确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以及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依据，确定了“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体是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是战略举措。“四个全面”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国理政方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南”[3]。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4]可以看出，“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作为习近平治国理政体系的核心部分，一直都离不开文化建设的参与。特别是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都包含着文化的主题。比如“创新”对文化创新的强调;“协调”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绿色”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包含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哲学关系的思考;“开放”则要求以多元包容的心态与国际对话，提高国际话语权，也就需要在文化传播中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深化人文交流;“共享”则强调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与习近平文艺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也是相一致的。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一环;而习近平文艺思想的逐渐形成，则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习近平多次强调，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身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应该从这样的高度来理解治国理政和文艺功能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推进和建设，是伟大精神得以彰显的前提。换言之，伟大精神必须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根本前提，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没有物质文明的发达，没有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没有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那么伟大精神就会成为空话;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华文化繁荣昌盛，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我们也难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也就无从谈起。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是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能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而必定需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而人民要过上美好生活，还要继续付出艰苦努力。最近五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增强、党的建设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等困难和挑战。同时，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又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是经济的竞争、军事实力的较量，同时还伴随着东西方价值观的冲突以及意识形态的对抗。在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要，无视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渗透，将可能导致国家解体的严重后果。

因此，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四个伟大”——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所谓伟大梦想，整体就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要实现伟大梦想，就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其中，伟大斗争就是党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地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伟大工程指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习近平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5]

在这“四个伟大”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通过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而取得的根本成就。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直接对应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进一步讲，坚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离不开“四个自信”，而在“四个自信”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坚定文化自信。因此，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就是指坚定文化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

如果说，伟大事业与伟大精神的辩证关系，是理解治国理政与文艺功能之关系的重要前提，那么进一步看，治国理政与文艺功能的关系，在习近平文艺思想中又更加具体地体现在“两个重要”的论述中。在2014年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7]2016年，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党对文艺工作历来高度重视，这是因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8]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是因为文艺事业要为党团结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精神力量;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是因为文艺战线需要建设具有先进性和引领性的文艺队伍组织，发挥文艺创作的凝聚力，以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一方面，“重要事业和重要战线”，不仅确立了文艺的政治地位和时代功能，还突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文化建设上的使命和责任;另一方面，“党和人民”强调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在党的领导下，无论是文艺事业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取得成功，都离不开人民，都必须以人民为根基。在新时代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两个重要”，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这就要求文艺事业需根据不同时代的发展来确立文艺的功能，积极回应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的现实要求、价值目标与基本任务。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外国列强的侵犯与掠夺，中华民族曾经陷入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境况。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地改变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文艺服从于政治的要求，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凝聚人心的政治功能。毛泽东强调：“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9]在抗日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将文艺事业与革命事业结合起来，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投入抗日斗争的重要武器。毛泽东对文艺的时代功能和政治作用的正确认识和强调，紧密联系着革命事业的斗争主题，指导着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的发展，在领导人民、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积极投身于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充分调动起人民的创造性，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以及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实践的可行性。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党和人民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新时代文艺事业的发展要推动文化复兴，就需要在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现实语境和发展导向，对文艺的功能进行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大体上逐步确立了文艺的三种功能。

（一）文艺的凝聚功能

国家是一种政治共同体，文艺则是增强政治共同体凝聚力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国家认同得以建立的情感基石。习近平强调文艺的凝聚人心的政治功能，不仅因为文艺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革命、改革、建设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精神激励作用，同时也要求文艺立足于新的时代语境，为培育当代中國人民的共同情感和价值、理想和精神起到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市场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媒介的变革，中国社会逐渐摆脱了大一统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走向了多元的文化生态。而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便在于，社会是通过多种力量的相互合作与制衡而运转起来的。但是多元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群体利益和文化诉求之间的观念冲突和碰撞，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分裂，不易使社会的公共利益形成普遍有效的基础。那么，如何在多元分化现实中，重新确立社会的主流价值，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价值重建工程。正因此，习近平十分重视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10]。社会普遍精神价值的重建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同样开始面临着工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弊端，如物质主义的泛滥、拜金主义的盛行、道德体系的解体、生态环境的污染等，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本精神、道德伦理、生态自然观等，恰好可以有效地应对工业化所带来的人的异化和物化等弊端;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进程，伴随着的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外来文化的冲击、社会结构的矛盾、文化观念的多元等，而恰好是在社会快速发展、急速变革与转型过程中，人们才更加渴望回归传统文化，渴求重新建立稳定而普遍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规范。因此，新时代文艺的政治凝聚力的体现，就取决于能否推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不断以文艺创新构筑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凝聚中国人民共同的民族精神与价值认同。

（二）文艺的引领功能

习近平指出，文艺在古今中外从来就是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11]在人类发展史上，文艺总能够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引领时代的潮流，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文艺是西方社会思想变革的先导。在中国历史上，文化的发展一直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先秦历史的辉煌是以百家争鸣的文化兴盛为标志的，而盛唐文明同样是因唐诗的光辉灿烂而形成的。特别是在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艺的改革与创新引领了整个中国走向思想解放和人的解放。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不管是革命还是启蒙，都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引领作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文艺对于近代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历史作用表明，文艺的气运与脉搏从来都是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因此，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1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13]。文艺的引领性就表现在以文艺创作来呈现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这就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文艺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三）文艺的交流功能

从文艺的凝聚功能到文艺的引领功能，文艺的功能最终指向的是文艺的交流功能。随着全球化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不可能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是在全球化和世界性视野中展开的。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如果过多地将民族价值抬高并洋洋自得，就容易造成文化交流的障碍。因此我们需要警惕狭隘的本土主义思维和排斥性的民族主义防范心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也需要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高。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强中国主流文化与世界的沟通能力，“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14]，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争取中华民族文化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努力扩大中国形象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文艺应该起到建构中国形象、传播中国精神的重要作用。这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15]

当今时代是一个强调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时代，文艺之所以在文化交流中独具魅力，不仅因为文艺作品是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人格信念、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重要载体，同时正如习近平所说：“文艺反映社会，不是通过概念对社会进行抽象，而是通过文字、颜色、声音、情感、情节、画面、图像等进行艺术再现。”[16]文艺作为一种感性形象思维，更容易在文化交流中获得人们的喜爱与好感。因此，文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17]。通过加强文艺输出并扩大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度与认可度，一方面在国际竞争中能够为中国发展提供有利的舆论环境与氛围，另一方面，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能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三

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艺事业与文艺战线的关系，是“宏观目标”与“具体实践”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基本上，文艺战线是服务于文艺事业的。如果说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政治功能;那么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则强调文艺政治功能的具体实践路径，也就是如何通过文艺队伍的组织建设以提升文艺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理论性和系统性，就体现在其并不只是从宏观层面强调文艺事业的政治功能、时代意义、价值导向、总体要求、重点任务等，而且还将之切实地落实到文艺战线的组织管理和制度建设上。

正因为充分重视文艺的政治功能，党始终注重加强文艺组织的建设和管理，而文艺战线历来都与党的战线紧密相连。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将文艺问题分为党内关系问题和党外关系问题：“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18]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也可以分为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两个问题：“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9]而文艺战线问题，不仅涉及抗日民族解放事业中党内的文艺工作者如何与党外的文学艺术家团结起来，形成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抗日文艺战线的建立，其共同目的在于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联系群众，表现群众，为工农兵服务，团结和号召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事业中。毛泽东指出：“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機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20]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文艺战线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文艺工作者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和抗日文艺战线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可以看出，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文艺事业与文艺战线虽然牵涉的是文艺问题的不同层面，但却建基于一个共同的价值理想，那就是团结抗日。因而，对整个社会和时代所普遍关切的矛盾和问题的呈现和反映，也构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重要价值功能。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中，“繁荣发展文艺事业，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复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共识;与之相伴，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在新时代的历史形势和现实要求下，建立强大的文艺战线以有力地支撑和推动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也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在习近平的文艺思想中，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与文艺战线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要实现这个共同理想和目标，不仅需要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还需要组织起强大的文艺战线。

一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爱国统一战线，是形成党和人民的文艺战线的逻辑前提。如果说，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中，革命统一战线和文艺战线是统一的，那么在习近平文艺思想中，爱国统一战线和文艺战线同样是统一起来的。那么，如何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那就需要“中国梦”这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来维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激励中国人民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共同理想，也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

国家认同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认同。换言之，能否构建合理而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人民能否在国家的发展进步中真正享受到切实的生存保障与发展空间，是国家认同的根本前提。习近平在阐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时明确提到：“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21]“中国梦”归根到底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梦。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而奋斗，才能汇聚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还离不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的同胞和广大侨胞等的支持，这是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前提。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22]从广泛意义而言，认同并参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建设过程中的全国各族人民乃至海内外中国同胞，都是建立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也是党和人民的文艺战线所必须凝聚和团结的力量。

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要以爱国主义精神团结人民为中华民族复兴不断奋斗，以爱国主义文艺建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党和人民的文艺战线与爱国统一战线要结合起来，就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习近平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我们要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和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装点祖国的秀美河山，描绘中华民族的卓越风华，激发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23]当代文艺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另一方面，建设党和人民的文艺战线，要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加强当代文艺队伍建设，加强文艺战线和文艺组织的向心力与吸引力，才能有力地支撑和推动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首先，要加强对文艺人才的培养，建设德艺双馨的文艺队伍。文艺事业要实现繁荣发展，就必须培养人才、发现人才、珍惜人才、凝聚人才;一方面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号召力与影响力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物，另一方面要提倡文艺工作者将“修艺”和“养德”统一起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24]其次，深化文艺体制改革，增强文艺组织活力，加强对新文艺组织、新文艺群体、新媒体艺术形态的引导力度，发动文艺战线的力量，把千千万万文艺从业者、爱好者凝聚起来，激发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创作能量，推动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近年来，在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指导与影响下，各省市作家协会纷纷成立网络作家协会，越来越多网络作家被吸纳到社会主义文艺组织之中，许多网络文学作品也成为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中国正能量、丰富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力量。第三，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习近平强调要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充分认识文联、作协的重要作用，加大政策支持和保障力度，用符合文艺规律的方式领导文艺事业，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保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四，加强和改进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习近平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25]2017年广电总局发布的《网络文学出版服务单位社会效益评估试行办法》是对习近平文艺发展指导思想的积极实践，明确针对网络文学多年來在创作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比如盲目抄袭模仿而导致的创作类型同质化，比如过分追逐经济利益而出现的灌水式写作等，其目的还是在于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促使已取得庞大商业规模和产量的网络文学往主流化、精品化的方向发展。在网络文学领域，追求文学创作的正能量、社会效益和精品化，已成为重要发展潮流，这一审美导向的转变，既离不开主流价值的引领，也离不开文艺理论和批评工作者的积极参与。

四

习近平文艺思想体现了鲜明的历史意识、现实眼光和国际视野，既吸收了中华民族以文化治国的思想传统，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毛泽东等前任领导人的文艺思想，同时更紧密地结合新的历史形势和时代语境，从治国理政的宏观国家发展战略格局出发，确立了文艺的政治功能。习近平文艺思想重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明其作为政治领袖所具有的文化责任和担当意识，也有力地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继承者与弘扬者，一直不断以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来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不断学习和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推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机融合，而这正是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和文艺战线所必然要坚守的价值立场和时代使命。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两个重要”是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和文艺功能之关系的重要政治维度。新时代文艺事业必须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将文艺事业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共同理想结合起来，通过文艺创作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文艺战线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以爱国主义文艺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增强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团结和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断奋斗。

[注释]

[1][2][4][5][6][2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10 月28 日，第1版。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

[7][10][11][12][15][17][2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8][13][16][23][24]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

[9][18][19][20]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第867页、第866页、第847页、第854页。

[14][2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第64页。

本文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项目课题“习近平文艺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贺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