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张脸的神话

2020-09-10陈若谷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2020年2期

陈若谷

一

也许这样的观点不会被驳斥：中国人和中国人的美学一直执着于体验静虚，因此中国人反复以高山流水、阳春白雪为观照对象展开天与人的精神融合。有意思的是，随着科学探索的疆域越来越远，“月亮”这一千百年来中国人最重要的审美意象改变了性质，变成了一种宇宙球体，一个地外生物的栖息地，本质上与地球别无二致。早在100多年前，荒江钓叟就想象月球上存在着更为发达的生命和智慧。在他的《月球殖民地小说》里，主人公藤田玉太郎甚至为此陷入忧虑：“若是金、木、水、火、土的五星，和那些天王星、海王星，到处都有人物，到处的文明种类强似我们千倍万倍，甚至加到无算的倍数，渐渐地又和我们交通，这便怎处？”[1]在这个瞬间，月亮从古典中国人的胸臆中率直跃出，焕然一新变成了冰凉的客体。从此，张若虚、李白等诗人笔下令人如痴如醉举杯对饮的主观审美对象，变成了一种充满紧迫感和威胁性的科学物质。其中涵盖的正是人类知识演进过程里文学的变迁。

提起早期科幻，大家都首先想到雪莱夫人玛丽所写的《弗兰肯斯坦》，她在小说中构想了一个可怕的未来，即人造人将对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和颠覆。殊不知，在比她更早的200年前，天文学家开普勒已写下被博尔赫斯认定为第一部科幻小说的《梦，或月球天文学》（A Dream，or Lunar Astronomy）。开普勒举头望月之时，心里想要探寻的是银辉背后的真实月球。而在那之后，随着人类行动的半径逐渐扩张，那些神秘的事物，断断续续随着人类突破一道道鸿蒙的迷障而逐渐清晰。

波德莱尔用“震惊”来概括都市人的现代体验。漫游者在某个疏离的瞬间，脱离了永恒的凝滞而感知到了变化。荒江钓叟和藤田玉太郎这两个站在20世纪当口的亚洲人，面对宇宙幽渺的畏怯也是在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后体会到震颤，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因为这种悬浮状态与牛顿之后的现代科学带给人类失重的不安感相关。尤其“进入20世纪以来，量子物理学对物质微观状态之不确定性的描述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现实观，这使得文学创作乃至文学理论转向强调建立在文学语言及文本意义不确定性之上的‘文学性’”[2]。当然无可否认，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示过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贬损了文学艺术的“膜拜价值”，但推动了其“展示价值”，这个结果的正面价值是，科技进步间接使文学成了易于得到的“商品”，客观也推动了时代民主的发展。

眼下这个高科技时代的审美新样态是沉浸式体验，科幻文学以宏阔的银河系秩序描摹高等文明社会，科幻影视以精美震撼的图像颠覆感官，都充分地将人们对未知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调动起来。这种全新的官能体验是一种虚拟现实，却又显得无比真实。因为与文字相比，图像和其他3D、4D乃至5D技术的分辨率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人文学者感到焦虑，但也不得不正视这一波消费主义浪潮和数字化时代审美标准变迁的必然性。

总而言之，“文学与科技的关系是一个‘破坏和补偿’同时进行的过程，一方面高科技使传统文学的内容、结构和表达方式遭到瓦解，另一方面又为文学打开了新的窗口。高科技不仅刷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而且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和想象，催生了新的文学样式和结构方式，并由此构成对文学观念的重构”[3]。以上唯物主义立场的分析可以说能够成为文学和科技之间互动关联和共存命运的必要解释条件，但还远非充分条件。

科幻文学可以为科技与文学的议题提供丰富的考察尺度，但总是从文学本体出发来考察二者的关系，相当于遮盖了半张脸，无助于厘清问题。一般而言，科幻文学这种类型文学保有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并不将自身繁荣倚靠于对传统的操纵之上，[4]而是随着科技持续带来的颠覆性生活内容，不断产生新的文学形式与生产机制，反过来又拓展科技的想象边界。这种认知自有其真理性，但依然贴合着经典的物质与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阐释模式。因此，科幻文学可能并非考察此问题的绝佳视角，它虽不依赖于传统，但它所倚赖的新事物也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黏合到传统的外部圈层上——毕竟，现代小说最开始也只属于市民社会，而不属于由来已久的精英文化。更何况，文学史本身也是按照这种“进化”迭代的方式展开自身书写的。20世纪80年代，徐迟等人对文学现代派与社会现代化的简单并置，其逻辑正是依托于进步价值观，使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文学革新三者形成递推及循环关系。科幻文学确乎是表达恶托邦的良好载体，但它在实施自己乌托邦功能的时候，和传统现实叙事文学并无巨大分野。也许需要更进一步，对科幻文学本身也加以审视。科幻文学源流绵长，但基本上是现代性的产物，20世纪的科幻黄金期脱离不了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冷战对峙的背景。而在90年代之后的科幻文学又都嵌合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之下[5]。如果仅以这样的科幻作品为对象谈论问题，更容易陷入意识形态带来的思维禁锢之中。因此我们要暂时离开以上论述重新寻找进路。

二

今天的科幻文学界有一个共识，即热力学第二定律或熵是最受科幻作家与文学研究者青睐的阐释理论。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叫熵增定律，有好几种表述方式。一般指的是在一个不可逆的自然系统中，熵不断增至无限大，系统热能将最终耗尽，称为热寂。科普工作的开展和全民教育的进步，让这个概念越来越成为一定知识阶级的“常识”而已。但是半个世纪前，热力学第二定律还是一个普遍不为人文知识分子所知的科学概念。1959年，当时英国物理学家兼作家斯诺在剑桥大学演讲时说他曾质问聚会上那些对科学轻薄无知的文学家，有多少人能够清楚解释热力学第二定律？

斯诺的愠怒自然有其道理，他这样类比：既然科学家基本上都能够阅读甚至引用莎士比亚，为什么文学家却不能也不愿意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这类十分基础的科学原理？由此，他抛出一个将文、理二分的“两种文化”（literary culture & scientific culture）说，由此确立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裂和对立问题。相應的，这两个领域的从业者也就分别是文学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这两个群体（groups）秉持不同的身份认同。斯诺直言不讳地讽刺文学学者企图独占“知识分子”的名号。当时斯诺的立场是叹惋于“两类课题、两门学科、两种文化——就现有状况说也是两个星系——的冲突点，理当提供创造的机会”[6]，却因为截然割裂的制度而造成隔阂的后果。不过，谁都忽视不了他言语之中的姿态，实际上是在批评文学家继承了上一个时代的精英主义所遗留的倨傲。时过境迁，今天的知识风向早已改弦更张，人文学者若不懂得一点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天文学知识，不等他们张口结舌自惭形秽，就已经在这个数字化管理的社会体系里举步维艰了——没有人敢于趾高气扬地宣布自己是个科学盲。

虽然也会疑惑为何有达·芬奇、狄德罗那样的全才，但出于一种思维的惯性，当我们谈论科学和文学的时候，认为二者天经地义地分属于不同的大脑构造：一边是严密的计算和理性认知，一边是无功利的审美与思想活动。更重要的是，文学艺术一般被认为具有更高蹈的价值。与人生同构，它担负着超自然的使命，抵抗天地的规律而获得某种永恒的可能，这本来就是一个逆熵的活动。正如我们熟知苏轼的气魄“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再比如王小波版本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光有熵增现象不成。举例言之，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7]也就是说，在任何时代，文学都要与人的心灵站在一起，共同抵御自然（规律）施加的作用力，而科学活动本身是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并乐此不疲地将此规律树立为一种正确的标准。因此，对于科学的批判声音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不绝如缕。

卢梭可能是公开审判科学技术的第一人。可以说，这篇偶然的征文《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利于敦化风俗》，直接否定了人类多数智力劳动的结果，鞭笞了科学所促成的社会文明。卢梭如此反思人类的智慧发展——“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谎言;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一切，甚至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8]虽然他对一切的否定有空心化的嫌疑，但至少对科学和道德关系的阐释上，从卢梭始形成了一道浪漫主义的分水岭。毋庸置疑，科学和技术进步潜移默化地从精神结构上改变了人类社会。事实上，现代以来的世界变化几乎都可归功于科学，但我们依然津津乐道于科学的反人性状态，不得不说，這种人文主义忧思是极具感染力的。对于文学艺术创造力的呼唤是为了防止人类陷入科学主义霸权的迷局，但文学价值论本身建立在人本主义思想之上，它对人性淋漓尽致地赞美在解构主义的视野下不无空洞浮夸之色，近乎一种神话叙述。

对科学最一针见血的批判非西方马克思主义莫属。霍克海默指出：科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他对于意识形态的定义是，“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9]。也就是说，这里的科学已经能通过其呈现或制造的“真实”，在潜移默化中规约人的价值观，成为隐蔽的左右人是非正误判断的手段。马尔库塞进一步说：“技术理性这个概念本身也许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10]这本身是对于统治的批判。科学在释放解放潜能的时候，同时也对那些包括受益者在内的人们施加了控制的功能。说到底，对于科学理性和技术主义的批判根源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卢梭的“返归自然”自然不切实际，但西马的批判还是将遭遇那种窘境，无论是学说的提出还是解决构想，都完全依托于这个岿然不动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人根本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总结以上论述，在科学—文学的互动问题上，二者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无论是正向还是反向，推动还是压抑，解放还是操纵，同进同退还是此消彼长……以上视角虽然非常辩证，但既有的闭合阐释容易造成理论的贫困，然后就会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又回到呼唤自然和人性的循环上。我们是否能够绕过文学本体的表意，直视之所以提出科技—文学这个问题的逻辑结构呢？

三

很有必要钩沉一遍“科学”和“文学”词源的历史化过程。在中国古代，科学和文学都被紧紧捆缚在儒家经学体系中，科学和文学都要为统治阶级的“道统”服务，所以它们本身并不是古已有之、其来有自的。科学以天学的面目出现以证明皇权的天然性，而文学往往是经学、文章之学下的小小纹饰。西方世界里也一样，在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并且与其他知识体系组成并列的学科序列之前，科学一直是宗教哲学的组成部分，或被称为自然哲学。而文学的另一个名字是自由技艺，含义十分广泛。科学/文学和我们现代以来理解的专门化的知识分类有着极大的不同，从另一面说，科学和文学并非泾渭分明的独立概念。

当工业革命拉开了新世界的帷幕，科学逐渐磨利刀刃，劈开混沌的地理，勾画精密的地图和人类的秘密，终于演化成了一种源于对自然认识的独立文化。脱胎于一种哲学观念，科学本身就具有某种类似“体”或者“道”的真理性，比如工业革命饱含着人文思想，而进化论在19世纪中期横空出世，其所造就的发展和进步观念，一直支撑着拥趸者众的人文理想与信念。只不过科学在中国的第一次大规模出现，就带有来华传教士和船坚炮利的改造者、侵入者面目，因此才在紧张的20世纪里对许多思想，包括科学都采取功利化的认识方式，很容易就滑入技术主义的简单理解。比如在具有古典传统的西方，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两件事，但在中国，二者常常并列，虽然有细致区分，但总体而言代表的是作为生产力的客观物质。另一方面，“文学”首先意味着一种通过阅读和聆听而获得的知识（这种知识也是包含科学的），其次是指人传递审美的一种写作能力。工业革命和科技进展推动了知识的分类，在现代教育改革之后，文学与科学才逐渐分离。文学于是缩窄含义，较为单一地指称具有想象力和个人风格，并且具备某种现实意图的美文学。中国古代的文章之学在转型为现代新文学后，与西方近代文学一样，如今以人文学的学科/行业归类方法存在着。

因此从历史纵深来看，只要剥开了“分类”这层密不透风的外衣，就会看到，现代科学和文学分享着一种牢固的，到今天依然能够被人理解和进入的知识型。而文学自身的发展历程也与其认同科学的价值观，并且吸纳科学身上携带的正面价值有紧密关联。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新的创造活动和研究范畴，它所构建的美学范式，需要借助不断崛起的科学力量。新文学革命就充分利用了现代科学观念批判儒家文化里的核心命题——文以载道观，以显示现代文学对传统观念的全面突破。对此自然已有充分的论据。比如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胡适颇以科学家自居，他推崇的“实证主义”，其实在进化论之外，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中科学思潮的另一半扇面。可能少有人了解，在徐志摩于1921年正式成为诗人之前，他对于相对论和民约论的兴味几乎盖过一切。经张君劢介绍，徐志摩学习了爱因斯坦相对论并曾专门著文普及此学说。徐志摩这样在文学和科学的角度对相对论加以区分：“‘相对说’根本没有玄思的意味，因为他完全脱离人生的感情意气经验种种，是纯粹唯物的性质。寻常哲学多少总脱不了以人心解释自然。相对说是彻底彻面抛开人间世的理念。”徐志摩就此发出的号召是：“我们只要跟着科学走，总错不到那里去。”[11]由此可知，现代文学家所写的文章，从科学说理到文化类比再到时事议论，几乎都是一气呵成。我们很难在这些习以为常的文字里，严格区分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科学和文学共同拉开了一个完整的光谱。

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学知识分子个个都以加速社会现代化为己任，在当时的理解里，科学是现代化的题眼。因此他们对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热衷，以及在文学研究中对“三论”有些错位的借用，都传达出了一种分享科学、参与科学的宏大气魄。而且，科学作为社会和现实的中介物质，构造了一个可供发言的公共空间，“文学借助‘科学’参与了话语权力的重新分配”，[12]客观上可以说，科学扮演了扭转政治偏激的有力武器，也为文学发展出丰富的面貌蹚平了道路。再比如，最近30年来，霍金热、《人类简史》《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这些文化现象的出现，人文学者或者说文学知识分子居功至伟，他们努力将一些深奥的科学概念变得极具传播效力。我们也不能对诸如费米悖论、薛定谔的猫、暗物质、引力波、NASA这些词汇加入生活语言的事实视而不见。应该说，文学和科学在共同塑造大众的知识结构和精神信仰方面，依然展开着无间的合作，延续着它们千百年来的使命。而我们人类，无论是现代人还是古代人，还是愿意并且能够生活在一个可以知识相通、价值观相通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专门化并不能真正构成障碍。

早在斯诺“挑起”战争的时候，当时任职于剑桥的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在对其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声明了科学本身就是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在人文知识和艺术创造领域，科学并不站在一个与人文对立的狭隘立场之上，举个简单的例子，若语言阐释阙如又如何形得成科学的推论？不能否认现代性有“自我分裂”的倾向，科学技术、道德信仰以及艺术审美三个领域日益分化。在当今世界里，科技的矢量向前，人文的传统向后，看似南辕北辙，实际上不过是同一种知识型发展出的不同范式。如果因为文学家感受到了自身的寂寥（在世俗意义上），就要“清算”科学所应负有的责任，則会简化思想、历史、社会运动与人文艺术之间复杂的关系。眼下的状况是，任何事物都很难在“科学”之外开辟出其他知识组织形式的可能，文学艺术在内的人文思想也概莫能外，它的抒情、喟叹、细腻、奔腾，仍然将提示我们人的理想和情感不要屈服于科学主义的霸权，但将人文主义上升到一切方法论之上的想象都需要被质疑，那只是半张脸的神话。

[注释]

[1]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2页。

[2] 梁展：《制造“现实”——西方近代文学的科学系谱》，《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3] 胡亚敏：《高科技与文学创作的新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视域下的文学与科技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4] [美]詹姆斯·冈恩：《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姜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序言。

[5] 王瑶：《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寓言——当代中国科幻中的文化政治》，《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3期。

[6] [英]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6页。

[7] 王小波：《我为什么要写作·时代三部曲》，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总序。

[8] [法]让-雅克·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1页。

[9]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0]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页。

[11] 徐志摩：《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改造》，第3卷第8期，1921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