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军

谈论“科学”不是“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才有的时尚，实则自晚清中西交通以来，“科学”即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时人的口中笔下，早期称“格致”，有时也与“实学”“西学”“新学”等混用，大概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与science对应的“科学”一词开始出现在近代中国人的著作里，如康有为《日本书目志》（1897）、程起鹏译《台湾植物之盛》（《实学报》第9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等，都与日语中“科学”一词的使用有着密切关系。进入20世纪以后，以“科学”命名的杂志如《科学世界》（1903）、《科学一斑》（1907）、《科学》（1915）等也出现了，当然，“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科学”更是所向披靡。“科学”这一概念及其所表征的现代知识体系如何来到中国、在中国人接受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复杂的变相等等，这些问题，熊月之、金观涛、汪晖、阿梅龙（德国）、章清等学者都有很深入的讨论，并非我要说的重点，我想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略述近代文学如何表现“科学”，以及，“科学”给近代文学带来怎样的影响。

如果从现代知识体系这个角度理解“科学”的内涵，那我们万不可忽视承载着这些现代知识的器物，可能恰恰是器物先于知识，在近代中国的初始，触动并引起文人的瞩目，从而将它们写入诗文之中，诞生了大量“新事物”诗歌。在这一点上，上海文人大概走在全国前列。借助开埠之后上海的快速发展，上海文人率先目睹了洋场的辉煌景观和来自西洋的各种“奇技淫巧”，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申报》所发表的众多洋场竹枝词中，便记录下令中国人印象深刻的诸多新鲜器物，火车、轮船、电灯、煤气灯、温度计、电线、电报等等，一时奔集。如咏火车之作，那时叫“火轮车”：“轮随铁路与周旋，飞往吴淞客亦仙。他省不知机器巧，艳传陆地可行船。”（古梅庵主《咏火轮车》）咏电线：“海上涛头一线通，机谋逾巧技逾工。霎时得借雷霆力，片刻能收造化功。击节宵应惊蛰蜃，传书今不藉飞鸿。寄言当局防边者，胜算先筹帷幄中。”（《龙湫旧隐《洋场咏物诗》）洋溢着一种面对奇观的赞美和慕悦，虽然描写只是集中于器物的样貌和功能，言其“巧”而于“巧”在何处可能也未必了然，但这无疑显示了此时期沪上文人面对西方科技的一种开放姿态，大概也反映了普通大众面对如此便利先进事物（现代速度和效率）时的一种朴素情感。

这一类作品，最有名的当然是有海外出使经历的黄遵宪在光绪十六年（1890）所作《今别离》四首，四诗分咏轮船火车、电报、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全诗以一片汉乐府之韵味，写现代器物与知识，被时人赞为“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陈三立语），更被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推为20世纪诗界大家黄遵宪的代表作之一，成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标杆作品。但与竹枝词中所表露的单纯的欣喜艳羡不同，黄遵宪《今别离》表现了一种古典情感与现代器物之间的矛盾与分裂，作者不但没有体验到现代舟车带来的迅捷便利，反倒是愁郁滿怀：舟车“去矣一何速”，“不许稍绸缪”;电报“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相片“对面不解语”，“密意何由通”;昼夜不同使得“眠起不同时”，“彼此难相闻”，“魂梦难相依”。（《人境庐诗草笺注》）竹枝里的艳羡与黄氏的愁郁，大概可以视作普通大众与精英士人面对现代科技所表现出的情感差异。而后者，似乎更深刻地映照出彼时中国士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中国传统生活意境（状态）将被打破。

如果我们忽略竹枝词和今别离类作品在情感上的差异，而单纯从文本表现（语词层面）来看的话，旧风格（包括体裁、用语、典故等）在一定程度上洗白了这些器物的科学质地，或者说，驯化了所写对象的异质性，书写者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融合中西的追求，通过语言策略，让我们几乎忘了它是来自异域的新物，使得陌生的东西变得熟悉起来，但同时也使新物变得模糊斑驳，甚至发生变形，这其实对于传播器物的科学特质是不利的。像《今别离》四首，黄遵宪以传统的乐府代言口吻、语词、典故和咏叹技法，营造出一种令人着迷的、几乎可以乱乐府之真的情境和情感，现代器物似乎变得轻飘起来，甚至可以遗忘，这在吟咏对象和效果之间造成了一种悖论。在这一点上，黄遵宪的《今别离》可能还不是特别典型，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誉为“风格、理想几追人境庐之《今别离》”的蒋万里《新游仙》二章，允称分析之典范。蒋氏二诗分咏“水底潜行艇”和“空中飞行艇”，但诗中充斥着大量中国古代海上、天上神话传说之地理、人物、典故，塑造出一种缥缈的神幻世界，所咏器物只是作为入诗的引子和收束的结尾，几无科学可言矣。

西来科学与本土言说资源之间的这种纠缠，在近代小说中表现得更为充分。王德威在分析《荡寇志》（1847）时，十分敏锐地指出，服役于宋江的欧罗巴人白瓦尔罕所制之奔雷车、沉螺舟等与大宋军队所仰仗的参仙、乾元境等之间的斗争与胜败，处理的实际上是来自西方的军事器械（器物科学，夷之技）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道家术数）之间的关系问题，而白瓦尔罕的身份反转，不过是在应和“西学中源”的中西文化源流说，从而，小说暴露了作者俞万春保守的文化立场;而从叙事层面来看，随着白瓦尔罕的出场与隐退，小说也从现代军事战争叙事转向了中国传统的神魔叙事。所以，从大的方面来说，《荡寇志》表现了西方科学器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归顺，奔雷车之类虽然新异可喜，威力无边，但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它是可控的。

这可能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反应：面对异域新奇（“奇技淫巧”），我们自发或自觉地通过“自己”的语言和叙述策略进行规驯，使之由生而熟，从而化解我们内心的文化紧张。“西学中源”如此，“中体西用”亦如此。这大概即是科学（器物）初入文学时的表现样态。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随着政治的开放、新政的施行、新教育的展开等，包括科学在内的现代“新学”潮涌而入，并且日益常识化，开始成为近代国人思想行事的基本支撑。在文学方面，梁启超倡导开启民智、文学革命，科学小说与政治小说、侦探小说一起，成为时人所认为的最应输入的、裨补民智的小说类型，于是涌现出一批翻译和创作的科学小说，这无疑是这一时期科学影响和渗透文学的最直接最显豁的表现。

这个时候，人们（如梁启超、鲁迅、成之等）普遍认为，科学小说乃是“借小说以输进科学智识”，提高民众的科学素养，所以这一时期的不少科学小说皆可视作各种科学知识和器物的展示台。像《月球殖民地》（1904）中赖以巡游的气球，《新石头记》（1908）里空中追鸟的飞车、海底捕鱼的猎艇，《生生袋》（1905）解释人体生理学，《空中战争未来记》（1908）推重空中飞行船，《黑暗世界》（1911）介绍星球吸力，《放炮》（1913）演示氢气提取实验，《元素大会》（1914）排列化学元素等。但20世纪初年的这些科学小说作家，其科学素养并不完备，故而常有不少反科学的知识混迹在科学小说里。《新法螺先生谭》（1905）中写水星造人术，直接在“背屈齿秃”之老人头顶“凿一大穴”，用勺取出旧脑汁，然后以玻管漏斗灌入神秘白色流质;《生生袋》写移血奇观，利刃刺胸，然后直接以皮管输入新鲜牛血，继之以羊血;《新石头记》写东方德将脑筋原质研成细末，加入药物和清轻之气，制成聪明散，像鼻烟一样去闻，“鼻窍通脑，这药通到脑上，借着脑中的热气，便成了脑筋，添补在上面，自然思想就富足了”。这些脑洞大开、法螺大吹的想法，已经进入魔幻世界，非复科学界中人也。但整体来看，这些科学小说创造出一种科学器物和活动的奇观，显示了科学的巨大力量，诚如《新石头记》中所云：“科学昌明之后，何事何物不可测验！”（第22回）这对20世纪以来科学信仰的塑成无疑具有推动作用。

但这一时期以科学小说为代表的传播科学知识与器物、表现科学力量的文学写作，仍然不时地陷于与传统的纠缠。堪称此时科学小说代表作的《新石头记》，在“文明境界”中游览各种新式制作之时，总是强调与中国传统文献、思想之间的关联和自己创制之高明，并不停地嘲讽西方制作之陋劣，更从整体上，将西方科技（物质文明）置于“东方文明”的笼罩之下：贾宝玉沿“孔道”（即孔子之道）进入“文明境界”已经满是隐喻意味;“文明境界”分区的标示符号，“礼乐文章”居中，东方是“仁义礼智”，南方是“友慈恭信”，西方是“刚强勇毅”，北方是“忠孝廉节”，均是传统儒家所主张之美德;“文明境界”的创立者乃是东方文明，已退隐于仁字第一区，其三子一女名东方英、东方法、东方德、东方美，主持日常事务，以父子关系，隐喻中西文明之间的关系，西方种种科学器物不但要以中国传统德性为根基，甚至，它本就根源于中国文明。从这一点看，《新石头记》的作者吴趼人与写《荡寇志》的俞万春虽然相隔半个世纪，但文化观念似乎没有进步，这应该与吴趼人“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才足以维持今日社会的观念（《上海游骖录》“附言”）有密切关系。

并且，20世纪初的中国作家在普及科学知识、展示科学力量之时，本就存了一个开启民智的想法，是应时而动的选择，所以，几乎没有一件作品是出于纯粹的科学乐趣，而都充满了感时忧国的热血。不要说篇幅较长的《新石头记》以后20回想象中的“文明境界”映衬前20回现实中国的野蛮黑暗，表达作者的悲愤、希冀和文明构想，《新纪元》中国代表黄种挫败欧洲诸国，签订城下之盟，乃是有感于中国败辱于列强的现实;就是那些短篇之作，也在透露出作者的家国情怀——《新法螺先生谭》中，“余”身坠入地心，黄种祖为化验当前国人性质，善根性存者仅万分之八九，其余皆为恶根性，因而社会“风俗颓落，社会腐败”，“风俗改良，社会进步”无望;《乌托邦游记》（1906）在飞艇第二层阅小说时批评《封神记》等小说毒污支那国人，第五层“小世界”剧目“是演那个地球上最有名的一个四千余年来的专制国”;《月球殖民地》所构拟的岛国中的朝拜、缠手等陋习等，都在表达对自己所身在的这个现实国家的深沉忧虑。

不过进入民国初年，科学小说与晚清时期有较大不同，据我的阅读经验，家国这样的宏大叙事少见，而多日常和琐碎，多表現科学的“恶”的一面，这大概与这一时期小说观念和写作实践的消闲娱乐的整体转向有密切关系。

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科学小说，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去观察近代以来科学流衍对文学所发生的影响的话，我们可以发现，科学的传播对近代文学写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最显见的，可能是新名词的流行。西方科学新知在晚清的迅猛涌入，在语言层面，意味着一批新概念即新名词的出现，专门传播科学的科学小说就不用说了，即使是诗文，作为中国雅文学的代表文体，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了新名词的冲击。趋新者欢迎之，并将之作为诗文解放的一个途径，像梁启超于此时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前者即将“新语句”作为衡量革新的尺度之一，后者则要以锐达之笔写“欧西文思”。保守者则反对担忧，甚至通过官方文件的形式，对新名词的使用进行打压。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制定的《学务纲要》，对来自日本的新名词甚是不满，认为日本名词中颇多“与中国文辞不相宜者”，有碍“雅驯”“有乖文体”。从《学务纲要》的新名词举例来看，其所反对之新名词范围较广，且似乎集中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实，与西方自然科学新知直接关联的新名词也对中国旧有文体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五年前（1898）陈宝箴巡抚湖南主持新政活动时，王先谦、叶德辉就曾以类似的话，批评过一大批科学新名词。王先谦认为“自时务馆开，遂至文不成体，如脑筋，起点，压、爱、热、涨、抵、阻诸力，及支那、黄种、四万万人等字，纷纶满纸，尘起污人。”所以劝陈宝箴“厘正文体，讲求义法”，以免妨碍“立教劝学之道”。（《致陈右铭中丞》）叶德辉则云：“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诐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不得谓之词章。”（《〈长兴学记〉驳义》）二人所举颇有科学新名词。正统（或曰保守）之古文家眼中，这些名词流于鄙俚粗率，有悖古文之体制义法，应予拒斥，这显然与大写报章文的梁启超们大异其趣。梁启超说：“自报章兴，吾国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派家法，无复问者。”（《中国各报存佚表》），这个“汪洋恣肆，畅所欲言”里，当然包括自由地使用各种新名词。可见无论是趋新之人还是守旧之士，均觉察到了包括科学名词在内的新名词给传统诗文写作带来的冲击、变化，所以后来梁启超调整自己提出的诗界革命的标准，认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足矣，剔除了“三长”中的“新语句”，正因为“新语句”太多，于旧风格颇有违碍。但时代潮流，势不可挡，来自欧西和日本的新名词，最终改变了中国语言和文章的面貌。

近代文学中现代时间观念的确立无疑与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从大的方面说，随着严复《天演论》而风行近代中国的进化思想，重塑了近代国人的时间观，从前的历史循环观念、以古为美观念转而让位于一种线性的向前进步的现代时间观念，革新、未来、青春、少年成为人们的赞美与寄托。梁启超激起一代热情的《少年中国说》、陈独秀引领时代风潮的《新青年》自不必说，《新中国未来记》（1902）《新纪元》等尝试的未来叙事模式，正是义无反顾地以未来为指向，而且未来很美好，国家富强，人民安乐。从小的方面说，有几千年历史的纪年纪时方式被抛弃，而代之以西方的公元纪年，二十四小时纪时，人们开始生活在现代时间网络里。《新石头记》对纪时一事就特别郑重，宝玉历劫归来，第一次确认时间时，即对报纸上的“一千九百零一年”感觉“不可解”，一直到第五回，混迹上海有年的薛蟠才解开这个闷葫芦：“这是外国耶稣纪元的历法。他们的耶稣降生到今年，是一千九百零一年。”小说在前二十一回凡叙及具体时间，用的都是“十下钟”“三下多钟”“二下钟”“十下三刻钟”等这种西式钟表纪时。当然，作者吴趼人对现实中国的这种西式纪时方式很是不满，所以小说第二十二回宝玉初入“文明境界”，即借老少年之口，大批这种钟表纪时方式麻烦且易错，而《新石头记》后十九回理想中国（“文明境界”）的纪时，用的都是“辰正一刻三分”“午正二刻”“丑正二刻”等中国传统的十二时辰纪时法。《新石头记》反映了吴趼人时间观念上的保守，同时也表明西方纪年纪时方式已经对上海洋场生活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很自然的，这种影响会渗透到文学作品中。颇富西学观念的刘鹗，其《老残游记》（1903）明湖居听书一段的时间标记，已经颇引起论述晚清小说者的注意。确实，小说写老残“六点钟”起床，“九点钟”早饭，“十点钟”来到明湖居，“十一点钟”官员渐至，“十二点钟”前排空桌俱满，“十二点半钟”开场，“停了数分钟”黑妞演唱，然后白妞演唱，结束时“不过五点钟光景”，全用西式钟表纪时方式，将人物和事件镶嵌在精准的时间之网上。但这一段的纪时方式，堪称“异数”，在《老残游记》的其他篇章里难得一见，且很多时候刘鹗还是在用“辰时”“午牌”“一个时辰”等传统的纪时方式，似乎显示了传统纪时方式的改变之难。但毫无疑问的是，西式钟表纪时方式作为现代性的重要表现之一，随着西方殖民势力进入晚清中国，开始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随着中国现代工作方式、生产制度的确立，成为中国人规划日常生活的重要指针。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写作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渐渐确立以西式纪时方式来标记时间的叙事。如此看来，19世纪60年代上海法租界建起的“四面轮盘，高矗入云”的大自鸣钟，实可视为西方科技文明即将影响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象征;而七、八十年代涌现出的众多的沪上竹枝词里，多半会写到这座大自鸣钟：“大自鸣钟莫与京，半空晷刻示分明。到来争对腰间表，不觉人教缓缓行”（李默庵《申江杂咏》），已经道出了时间统一的现代性，而那种仰望和惊异，恰与近代国人初晤西方现代科技器物时的表现相互辉映。

随着19世纪西方列强的入侵、现代地理知识的传入、国人海外游历活动的展开及其游记类作品的出版等，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在六七十年代逐步转换成“万国观”，并在20世纪初完成民族国家观的转变。传统国家观念的蜕变和现代国家观念的建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现代科学知识和器物的传入，刺激并推动着中国近代文学，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在空间表现方面，发生了极大的拓展。《新中国未来记》《孽海花》（1903）《新纪元》《新野叟曝言》（1909）等已经把笔触伸到了欧洲，《新石头记》则飞到非洲，登上南极洲，《月球殖民地》遍游亚欧美非，《痴人说梦记》（1904）亦是遍历亚美欧，《电世界》（1909）建北极公园、海底世界，《新法螺先生谭》写地心之中国等，所谓广览地球、足遍五洲也，近代作家在空间构建方面已经具备了全球视野。不仅如此，《新法螺先生谭》写月世界、水星、金星，《月球殖民地》最终月球团聚，《新野叟曝言》描摹荒凉空寂的月球，黄金遍布的木星等，俨然已经冲出地球，冲向宇宙了。还有《乌托邦游记》《痴人说梦记》《新石头记》等的“乌托邦”“镇仙城”“文明境界”等寄托美好愿望的现代乌托邦世界，也大大超越了传统的“世外桃源”之构想。这些“新世界”的描写，自然以现代地理知识作为想象的依据和空间之架构，其间大多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科技器物，单看在地球上和宇宙里穿行的工具——飞车、猎艇（《新石头记》）、气球（《月球殖民地》《新纪元》）、空中电车（《电世界》）、飞空艇（《乌托邦游记》）、飞舰（《新野叟曝言》）、空中飞行船（《空中战争未来记》）、水上步行器（《新纪元》）等，都是配置高端、速度惊人的存在。然而在这样的“新世界”里，“旧中国”的身影却时常闪现：宝玉梦中之万国和平会，东方文明被举为会长（《新石头记》）;亚欧黄白人种大战，中国迫使欧洲各国签下十二条（《新纪元》）;黄震球打败西威国，实现天下大同（《电世界》）等，在在彰显了“天下一家，中国为大”的民族旧梦，以及在列强侵辱现实刺激下的美好愿望和救赎想象。

现代科学进入中国，以一种异质文化之面貌，给近代国人提供了重新观照和反思中国传统的契机和参照。而在近代文学的书写中，科学似乎从未表现为一种纯然西方之异物，它总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缠绕在一起，在地化为感时忧国的合唱。近代作者雖然大多都有传播科学知识的愿望，但更多时候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宣扬科学之力量，传达自己的科学信仰。这份近代文学书写科学的遗产，成为“五四”一代新青年发声的重要“资本”之一。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责任编辑：贺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