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也形成一些重要的观点、观念和模式。不过，至今它还不能令人满意，也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困境和瓶颈问题。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应主要从观念入手思考问题，以改变当前散文研究的状况。

一、从狭窄视域走向全景式开放格局

与小说、诗歌研究的开阔视野相比，中国当代散文研究涉猎的作家作品极为有限，基本聚焦在经典散文家的经典作品，这不仅表现在文学史书写，也包括许多个人的散文研究中。这就形成高度的重复性、类同化、模式化倾向，也使得散文研究进入固化、僵化、形式化误区。这与极其丰富多彩的散文创作很不相称，也形成难以理解的偏执。像在百花园中撷取几朵耀眼的鲜花，以此代表整个散文创作面貌，这既不合适也有失公允。今后的散文研究既要重视经典散文家的经典作品，更要反映整体的散文创作全貌。

一是经典散文家除了经典散文，还有大量非经典散文，这需要进行全面深入探讨。目前，我们一直比较重视经典散文家的经典散文研究，从五四时期朱自清的《背影》，到当代散文三大家杨朔、刘白羽、秦牧的代表作，再到新时期王剑冰的《周庄》、鲍尔吉·原野的《针》、伟岸的《大地上的事情》等，都是如此。至于经典散文家的其他散文特别是更多非经典散文，则较少进入研究者视野，更不要说得到高度重视和研究。如朱自清的散文创作非常丰富，一些外国游记也很有代表性，但更多散文被《背影》等名篇遮蔽，并未得到很好的研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当代散文也是如此，一些散文名家的大量散文创作往往被研究者以名篇代替，作为“分母”和“绿叶”的大量散文不仅失去价值，有时连“陪衬”和“烘托”作用也没有。同理，新时期经典散文家更多的散文作品也在被忽略和遮蔽中，这不仅影响了对当代散文原貌的正确理解，也影响了科学判断和全面概括其成败得失的可能。如台湾张晓风的散文创作成果丰厚，但研究者多关注《行道树》《玉想》《米泉》等名篇，她的更多作品没得到足够重视。冯秋子写了很多散文，多为研究者注意的是她的《我跳舞，因为我悲伤》，其实，她还有很多散文（如《蒙古人》）也值得给予高度重视。在此，可以设想：一个经典散文家的经典散文可能只有几篇甚至一两篇，更多散文不具代表性;但这并不说明后者不重要，更不能撇开后者奢谈经典，更何况所谓经典又不是固定不变，有时还会有所变化。因此，当代散文研究如果只注重和重复经典散文家的那几篇有限的经典散文，这是令人遗憾也是不可思议的。突破经典散文家的经典散文书写局限，进入更多散文作品，研究者就会获得新的体悟、理解和创新。

二是普通散文家也有经典散文，这是研究者需要加以注意的。当年杨义先生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个突出特点，那就是打破“经典小说家”的叙述框架，将更多不太有名甚至鲜为人知的小说家作为研究对象，并给予应有的重视。这就一下子打破了原有小说史研究格局，不仅让研究更加丰富多彩，还改变了小说史的“贵族化”价值取向。具體到当代散文研究，经典散文家毕竟有限，更多的是一般甚至是并不突出的散文家，而有些非经典散文家的创作又很有特色，有的也能写出经典散文，这就需要研究者给予更多研讨。以近几年引人注意的穆蕾蕾为例，她现在虽不能称为经典散文家，但其散文以温暖、慧心与境界见长，有不少散文如《清扫归来忆初心》具有经典性。事实上，在更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散文作者那里，我们也会常读到佳作，甚至令人感叹：许多经典散文家的散文越写越差，而一些普通散文家却能写出上乘散文。因此，我认为：一个真正优秀的散文研究者，最令人佩服的不是只盯住经典散文家的经典散文不放，而是能从一般作者中看到散文佳作，这比重复经典散文家的经典散文重要得多。

三是加强两栖或多栖作家的散文研究，这是今后散文研究的新的增长点。严格意义上说，纯粹的散文家很少，两栖或多栖者多，如现代作家鲁迅、冰心、林语堂、丰子恺、孙伏熙、巴金、臧克家、孙犁等就很有代表性。作为小说家的巴金不仅在现代写了不少散文，在当代特别是新时期还有《随想录》问世。小说家孙犁和臧克家在新时期也以经典散文家著称。还有汪曾祺、冯骥才、张抗抗、张承志、贾平凹、张炜、铁凝、史铁生、韩少功、阿来、迟子建等都以小说和散文并称，以往研究往往更重其小说，散文之名为小说遮掩，这是需要改变的。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作家在小说、散文上各自成就和贡献;另一方面，更要研讨在“双栖”甚至多栖之下作家的结构关系和内在图景，以及散文之于作家的特殊性和更重要的价值意义。比如，在不少研究者看来，史铁生、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的文学成就主要在小说;但站在“双栖”观点看，就会得出“二者同样重要和缺一不可”的结论。但一定要做出选择判断，其散文成就并不低于小说，因为不论是其小说还是散文，散文的因子与魅力都不可忽略，这也是为什么其小说有着“散文化”的特点。关于这一点，目前的汪曾祺研究具有辩证性，即充分肯定“散文”之于他小说的重要价值，以及在两栖和多栖中汪曾祺文学创作所具有的独特价值魅力。还有学者散文、军旅散文、官员散文、艺术家散文、编辑家散文，研究者多就其“散文”研究散文，忽略了其身份差异以及在不同身份下散文创作的特性，这就难将其散文与一般的散文家相区别。如能突破这一局限，就会对散文有新的理解认知。比如，学者散文除了知识性，学识、史识、卓见、智慧往往更突出;艺术家散文往往更为灵动自由，容易贴近天地自然，在天地情怀和生命体悟上高人一筹;官员散文更重格局与格调，多以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注与时代感见长，当然有时也显得比较圆融、圆通和圆滑。学者散文的特点在费孝通、季羡林、张中行、黄裳、余秋雨、林非、谢冕、王充闾、周国平、赵鑫珊、孙郁等人的散文都有所体现。如果说，散文是一面小镜子;那么，两栖或者多栖作家还有另外的镜子，他们或以小说、诗歌、戏剧，或以学者、艺术、军人、编辑，或以天地自然为镜，照亮世界人生，当然也照亮散文。有了这样的理念和维度，散文研究就会进入新境地，获得巨大的潜力动能。

四是以区域、地域、疆域甚至国别为统合的散文研究方式，这将获得更大的时空和突破。目前，中国当代散文研究还形如散子，基本停留在互不相干的个体性研究，缺乏一种更具统合意义的归属，这就给人支离破碎的感觉。第一，尽管各省、市、地、县乃至于全国也有不同的散文组织，但统合性并不强，特别是缺乏内在的关联性研究。有人指出，四川的当代散文家甚多，仅“活跃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四川当代散文创作园苑的作家，不仅有李致、流沙河、阿来、裘山山、伍松乔、钟鸣、陈明云等这样的中坚力量，也有陈之光、王尔碑、意西泽仁、林文询、陈焕仁、程宝林、聂作平等一群以小说或诗歌创作为主又兼营散文的老中青作家，更有像廉正祥、戴善奎、张放、徐康、林文询、金平、洁尘、郁小平、卢子贵、赵英、朱丹枫、李加建、晓荷、邓高如、邓洪平、高虹、张怀理、汪建中、岱峻等这些成熟的中青年散文作家。”[1]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单，只可惜对其中的大多数散文家还缺乏深入研究，更谈不上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进行系统思考。另如，新中国成立后山东散文创作是一个厚重的研究课题，除了本土散文家，还有身居北京等全国各地的名家，对于这样一个群体至今还没有展开很好的研讨。还有，新中国成立后，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毕业从事散文创作者有20多人，这包括金翠华、戴永夏、郭保林、王景科、刘烨园、蒋新、丁建元、李登建、张清华、王兆胜、南方、李一鸣、张国钟、王川、孟中文、黛安（刘金凤）、张金凤等[2];然而，对于这一现象至今尚无一篇全面研究文章，反映了散文的关联性研究明显不足。第二，除了大陆散文研究，港台澳的散文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散文研究基本处于各自为政局面，很难达到较好的整合、融通、创新。在大陆方面，海外散文很难进入研究者视野，即使有也是对有代表性作家作品的重复性罗列;在海外方面，研究大陆的散文专家更是寥若晨星，且政治偏见和文学歧义比较明显。今后，应在大陆和港澳台之间形成一种合力，整合散文资源与板块，形成有机融合的机制和态势，这对于散文研究至为关键。以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为例，它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刘烨园等人的散文观影响较大，如能在此形成贯通性和连缀式研究，就可获得新颖的看法，这无疑会开启散文研究的一扇天窗。第三，华人散文是一个更大的天地，它分布于全世界各地，与中国散文有着血肉关联。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有林语堂这样的海外华人散文家，他以双语写作散文成为中华文化与世界交流的使者;改革开放后，这样的散文家更多。如台湾散文家王鼎钧后移居加拿大，至今对于他的研究还十分薄弱，这与他巨大的散文成就极不相称。华人散文以及中国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散文研究，就可以将王鼎钧这样的散文家整合起来，使研究具有极大的张力效果，也有了可不断挖掘的潜能。

如将中国当代散文研究比成一幅地图，目前基本处于这一状况：引人注目的往往是一个个像大城市一样的点，而江河般的线较难看到，众多中小型城市以及为数更多的乡村则被遮蔽，至于更大的向海外和世界敞开的面更没突显出来。这是需要改变的，需要从观念上实行突破，就如同从室内向窗外的一孔之见，一变而成为进入天地间的广阔与博大。

二、从被动盲目变成主体性的理性自觉

毋庸讳言，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如今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这主要表现在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日渐式微，研究成果不多且有分量者更少，研究者缺乏主体性和创造性，这势必导致整体研究的乏力和无奈。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状况的形成既与惯性有关，也与研究者的被动盲目脱不了干系，更离不开长期以来对散文文体的误解和误读。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从观念和做法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首先，确立散文的文化自信和文体自信，这是散文研究能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当下，不要说小说和诗歌研究者，就是散文研究者也往往表现出对散文文体的不自信：在不少研究者看来，散文文体十分斑杂，是无法归类的，许多作品都是写小感觉、小情调、小趣味，没什么意思，因此，他们宁可研究那些成就不大的诗人和小说家，对散文研究也无兴趣;也有不少散文研究者确有避开拥挤的诗歌和小说研究的想法，到散文研究领域辛苦耕耘，但骨子里仍是无奈，对散文并不喜欢更不自信。其实，散文文体自有其独特魅力和价值，这是诗歌和小说难以代替的，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古代以诗文大国著称，千百年来一贯如此，不要说先秦散文、唐宋八大家，就是明清小品以及现当代散文都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一本《古文观止》影响了多少国人的精神与心灵？这与较晚才受到重视的小说比，散文的价值不可小觑。因此，不重视散文实际上也就是忽略和割断了传统血脉，更谈不上守住民族文化之魂。第二，不要说中国古代，即使是现当代散文的价值也不可低估。在数量极为可观的中国现当代散文中，不少作品虽然一般化，但必须承认，很多作品有较高的境界品位，是与人的生活、人生、人性、生命息息相关的，是能震撼世道人心的。这与许多先锋小说和异化的“梨花诗”形成鲜明对照。比如，周涛的《阳光容器》和《二十四片铧犁》充满诗意的温暖，也有美好的感受与深刻的感动;杜怀超笔下的植物，被赋予灯盏的形象，成为照亮广大人生的大光;朱以撒对于宣纸、毛笔、水墨的描写则带着生命与智慧的灵光，在心灵的柔软处慢慢浸润，以至于让幸福感不断升华。鲁迅曾充分肯定，五四小品文的价值并不在诗歌和小说之下;季羡林则表示，与诗歌和小说的简单向西方学习，还没找到自己的文体和灵魂，成就也不是太高相比，散文则是“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最为成熟也是成就最高的文体。[3]这样的认识大大改变了既成认识和观念，从根本上提升了散文文体的地位和价值。散文以真善美为根基，以丰富多彩、灵活多变、自由自然、情真意切为特长，并通过心灵的对语和絮语打通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自有其不可代替的价值意义。第三，散文的实用性一直为人诟病，其实这也是散文与小说和诗歌的明显区别。小说与诗歌也是有用的，但主要是“无用之用”，是熏、染、刺的功用;散文则以书信、演说、日记、报告、总结、笔记、辞呈，还有记人、记事、抒情、议论等形式发挥作用，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和人生几乎一刻也离不开散文，其话语表达和人生智慧更是深入国人的灵魂。散文仿佛是空气和水，它一直哺育和滋养我们，但却不被重视和尊敬，像风骨、性灵、趣味等散文概念不是一直渗透中华民族的基因吗？所以，确立了这样的散文文化自信和文体自信，我们就会获得新的研究价值观和信念，再也不会被小说和诗歌这样的文体研究边缘化了。

其次，以反思性和批判性进行深度探寻，这是散文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不得不说，时下的散文研究多跟在研究对象后面亦步亦趋，缺乏自己的主体性和反思性，更缺乏批评意识和批判精神，致使研究变成无关痛痒甚至可有可无的解释和注释。研究一个散文家的散文，人们就不断地跟在作家作品后面说好话，有的将研究对象捧上天，于是散文研究很难令人信服和进入深度的思考。比如，对张中行、余光中、史铁生、李存葆、李国文、苇岸等人的散文缺乏反思和批评，对生态散文、民工散文、乡土散文、小女人散文、新散文更缺乏辨析，对梭罗《瓦尔登湖》给中国散文及其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亦少有人注意。其实，无论是对于乡村文明的过于留恋，对都市文明的恐惧，对动物的过于溺爱或者残忍，对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对时代、社会与政治的无视，对于未来的悲观主义，对于自我欲望的放任，都是当前散文的短板和弊端，需要给予批评和警示。以不少意在创新的所谓“新散文”为例，由于作家失去了对于散文文体和世界人生的敬畏，从而导致作品的境界与品位不高，叙述容易猎奇求新，语言追求尖锐刺耳，极容易走向创新的反面。还有的历史文化散文硬伤百出，随意褒贬，汪洋恣肆，缺乏基本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价值选择标准，致使不少创作多有危害。然而，对此，少有真正有价值的反思和批判性研究，这也是历史文化散文泛滥成灾而不自知的原因之一。反思意识和批判意识需有历史感，更需要现代意识，还要有胆识风骨，当然也不可忽略高尚的審美趣味，这是今后散文研究的高台阶，也是必经之路。

再次，建立独特的理论资源和话语体系，这是散文研究的难点也是目标所在。平心而论，不少人已经意识到散文研究是个富矿，也有雄心进行研究和探索;但苦于找不到门径，没有合适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无散文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作支撑，于是收效甚微。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研究者借助小说、诗歌、戏剧的理论方法，特别是西方的文学理论话语，切入散文研究。应该说，某种程度上这也有助于推进散文研究走向开阔和深入，像用叙事学、陌生化理论都可为散文研究打开天地，得出有益的结论。不过，这种向西方尤其是从其他文体借鉴甚至征用理论和方法的做法，最大的盲点和困局是对不上号，有时甚至出现张冠李戴、滑稽可笑的情况。比如，用陌生化理论研究小说可以，但对于散文这种作家与读者促膝谈心的文体来说，就会显得有些“隔”。又如，用叙事学研究小说，能通过叙述人、叙述视点、叙述方法显示小说的变化与张力;然而，将它用在自然、平淡、真诚这一散文文体，再好的叙述往往也不如真诚的抒怀。因此，借鉴西方特别是其他文体的理论和方法时，一定要考虑散文这个特殊的研究对象，看在哪些方面有用，哪些没用，哪些地方可以改进，哪些可以转换。我认为，建构属于散文文体的理论话语，对于今后散文研究更为重要。要做到这一点，既需要向中国古代以及西方学习，也需要以跨文体的姿态进行借鉴，更需要结合散文文体的自身特点进行理论话语建构，这是一个极有难度的挑战，也是有价值的创造性活动。比如，我曾提出这样的看法：散文之“散”，不像以往人们所说的形散、神散，而是“心散”，是心灵的自由、浪漫、散淡、自然、超然;然而，在“形”和“神”上都不能散，都是需要凝聚的。[4]这样的探索或许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创建散文理论话语的努力和自觉是非常明显的。当然，散文理论话语建构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今后付出更多的辛勤与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散文研究与其他文体的研究一样，要避免理论与方法至上的误区，更要避免在不读作品的情况下进行理论阐述，这在今天的散文研究中大有人在。如果说，对诗歌和小说等文体的研究在理论操练上还有一定的可信度，不读散文作品的理论探讨一定是空中楼阁。因此，理想的散文研究要在细读和精读作品的同时，用化解和富有智慧的理论话语进行研讨，而这又恰恰离不开研究者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

三、从平面思维进入立体的多元化思维

整体而言，中国当代散文研究多停留在点、线、面，致使思维方式有简单化、固化、异化之嫌，很难向广度、深度、厚度推进。这也是长期以来它一直滞后于丰富鲜活的散文创作，难与诗歌、小说研究比肩的重要原因。应在思维方式上打破困局，由平面思维进入立体思维，以多元的理念研讨日益变化的散文复调性质。

以立体思维拓展物理时空的边界，力求展现散文的多声部特色。古人云：“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这是极言物理时空的博大与浩瀚。如站在平面研究散文，人们极易局限于点、线、面，被一座山、一堵墙、一棵树、一朵花、一粒沙遮住视线。这也是为什么不少研究者对于散文缺乏历史感、时代感、未来意识，缺乏天地情怀和宇宙意识，更多的是现在意识、现实观照和当下性。以史铁生《我与地坛》为例，更多研究者往往从现实性、历史感、个人叙事肯定其超越性价值，但忽略了其间所包含的天地之宽、时间悠久的“宇宙”意识，也缺乏对于“来”（未来前瞻性）之迷茫的反思与批评。换言之，史铁生《我与地坛》的经典意义在于：有着立体时空的宇宙意识，这与许多平面散文有所不同。不过，由于“未来性”维度不明，也限制了史铁生这一散文的价值。另外，由于“人的文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导致包括散文在内的整个新文学创作和研究有些平面化，因为过于强调“人”就容易忽略“天地宇宙”和包含于其间的万事万物。就散文来说，以现代性和“人的文学”观进行审视，就会忽视甚至无视非现代性、非人的万事万物的价值意义，许多飞禽走兽、草木虫鱼、沙土水石就不会被理解，也就变得可有可无甚至多余。这也是为什么不少写风物的散文一直被贬为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写人特别是写现代性的散文大受追捧，以至于很多散文对物的描写被拟人化，鲁迅的两棵枣树甚至被简单意识形态化。其实，与“人”相比，“物”既有与人相通的一面，又有其独特本性，这是需要站在天地宇宙而不只是以“人的文学”观所能理解和阐释的。这也是为什么，对于贾平凹散文的石头，研究者需站在天地宇宙角度，理解和体会其间所包含的对于人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内在价值。他曾在散文中表示：“到底我不能囫囵囵道出个山来，只觉得它是个谜，几分说得出，几分意会了则不可说，几分压迫根儿就说不出。天地自然之中，一定是有无穷的神秘。……我坐在一堆乱石之中，聚神凝想，夜露就潮起来了，山风森森，竟几次不知了这山中的石头就是我呢，还是我就是这山中的一块石头？”[5]很显然，作者是用宁静、淡然、素朴、神秘、超然的山中之石反思包括“我”在内的世俗人的浮躁、焦虑、功利和虚妄的。一般而言，习惯于平面思维的人很难进入和理解立体空间，而诸多隐晦的复杂问题在立体思维烛照下就会变得一目了然。因此，今后的散文研究应进入立体思维，充分发挥透视镜、多棱镜、显微镜甚至哈哈镜的功能，以便更好显示散文的多面性和无数奇观。

以人之“一心”感悟和参透天地宇宙情怀，以获得散文的深度景观。刘勰有《文心雕龙》，王了一有《龙虫并雕斋琐语》，林语堂有“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讲的都是“心灵”对于天地宇宙情怀的观照。有时，理性与智力是有力的，但对于神秘的天地宇宙和世界人生来说，它又常常无能为力;倒是心灵具有神奇功效，几乎是无远弗届，没有它达不到的。与西方的知性散文相比，中国散文多情趣和智慧，这就需要跳出逻辑思维，获得心灵的感悟能力，这样许多当代散文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并获得新的意义。还有，梦境在散文中非常常见，像弗洛伊德那样诉诸理性，而不以心解，就很容易出现错误甚至闹出笑话，这也是他以“梦”解释文学作品时为什么容易陷入困境的原因。“以心释梦”则有会通之感，也常有奇思异想，颇多心会。以斯妤《旅行袋里的故事》为例，它叙述的是带有意识流的胡思乱想，作家说自己有家族遗传的特性，即喜欢异想天开。于是，她早晨起来，打扫完地面卫生，坐在床边让思绪逸飞，于是想到了旅行，想到床底下一直跟自己旅游的提包，而后就是提包里蹦蹦跳跳、呼之欲出的一个个故事，作家开始做了一番神游。对于这样的作品，研究者若用理性、逻辑、概念分析，一定无从下手;然而，当用“一心”、以梦境特别是白日梦来理解和阐释作品，就会获得更多意义，并形成极具增殖效果的复调叙事。因为这样的研究就会打破现实时空，进入多维时空甚至超时空，灵感、诗性、智慧与创新就会纷至沓来，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还有刘烨园的散文《自己的夜晚》，这是一篇现代主义性质较强的作品。如用传统观念和概念进行分析，一定是不得要领甚至南辕北辙的;然而，用“一心”进行参悟就会感受到作者情绪、意象、气息、生命的流动与升腾，一如白云在天空涌流。作者写道：“地气，像夜色一般的潮湿。这时，它和绿色植被的生命气息混融在一起了，凉凉地弥漫开来。周围的山野暗得清晰。坐久了，墓地里的人分辨出了哪是青草的清鲜，哪是柳树的苦味儿。这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夏夜。”[6]如果结合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同读，《自己的夜晚》就更容易进入“一心”的通达与豁然。

在不同时空体会世界宇宙的生命奇幻，有助于抵达散文的隐蔽和神秘之所。应该说，以“人的文学”观研究散文，往往很难听懂“人”之外的声音，甚至被人的喧嚣和杂音阻隔，这也是为什么老庄强调“大言希音”、闭目塞听，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天人合一”“万物齐一”“以无声胜有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飞白书”等。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散文研究局限于“人的文学”，天地、自然、宇宙更复杂多样的声音被屏蔽了，这就极大降低了当代散文的品质。比如，有散文写到天地万物：“我在屋内听到李花在说梦话——它说它开花，不是为了结果，而是对黑夜的承诺，对夜雨的守候，对一棵树的年华的记录;它说它的盛开，是异乡人的一个梦，是黑夜里的一缕香;它还说它的寂寞的开放，是为一个常年坐在树下的抽叶子烟的老人，和一个在春天的田野上割草的孩子;以及一个蹲在池塘边垂泪的洗衣裳的女人，和一只年年都在春夜里飞来盗取它的花香的小飞虫。”[7]这样的语言只有超越“人的文学”时空，进入天地情怀，才能得到正解。还有的散文写到，人与鲸鱼、鲸鱼与鲸鱼之间有着不同的分贝，所以才会出现神秘鲸鱼神出鬼没却没被人发现的奇观。另外，我们平时看到的星光，很可能与我们现在不在同一时空，而是宇宙中很久之前甚至千万年前的存在与燃烧，当我们现在看到时，它在宇宙的另一时空，其实早已灭亡不在。[8]这样的散文就需要多维时空和超时空观念引导，才能读懂天地自然和宇宙世界的密语。

天地宇宙博大精深甚至充满神秘感。我们人类发展虽日新月异，特别是有高科技的助力，对于内外世界的认识一定会不断深化。不过，也应该清醒，天地宇宙浩瀚无垠、复杂神秘，人类的理性与智慧毕竟有限，未知的世界远大于已知。这就要求我们在永不懈怠的探求中，始终保持敬畏，更要以心灵与天地宇宙通会，感悟其间的神奇美妙。散文研究也应如此，由平面思维进入立体思维，然后获得形而上的超越性，真正得到开悟并获得智慧。

[注释]

[1]冯源、孔明玉：《在流变中的进击和跃升——对改革开放40年来四川散文创作的观察》，内部资料。

[2]此现象和名单由丁建元、李登建等人发现和提供，在此特别声明。

[3]季羡林：《漫谈散文》，《季羡林散文精选》，海天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4]王兆胜：《“形不散—神不散—心散”——我的散文观及对当下散文的批评》，《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

[5]賈平凹：《自在独行》，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60页。

[6]刘烨园：《途中的根》，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

[7]吴佳骏：《此岸与彼岸》，《天涯》，2019年第5期。

[8]鱼禾：《界限》，《人民文学》，2018年第5期。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岸现代中国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18ZDA26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责任编辑：贺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