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森陈小晰

（1.广东财经大学，广州510320；2.暨南大学，广州510632）

一、前言

自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来，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尽管民进党的重新执政并没有让两岸重回封闭状态，不过却也带来了很大程度的负面影响。随着两岸关系形势的变化，祖国大陆在台湾民众当中的形象也随之有着相应的转变，其间媒体对大陆形象建构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近三十年间，报纸和电视是台湾民众获取大陆及两岸关系信息的渠道，两者拥有最高的可信度。”［1］虽然今天的新媒体在年轻人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不过相较受众的广度和权威性而言，新媒体目前仍无法马上取代报纸、电视这两大传统媒介。对此，本文主要聚焦于台湾的报纸媒介，选取蔡英文上台以来，以 《联合报》和 《自由时报》为例，探讨台湾地区报纸媒介中的大陆形象修辞建构。之所以会选取这个时间段，是因为本文着眼于蔡英文上台民进党重新执政以后，两岸关系日趋紧张的状态下，观察台湾两大报是如何在其新闻报道中建构大陆形象的。

二、台湾地区报纸中的中国大陆形象报道

（一）《联合报》的中立与《自由时报》的偏颇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了解大都来自岛内的报纸和电视等新闻媒介，因此台湾民众所接受的大陆形象很大程度也是由台湾媒体进行建构而成的。与此同时，台湾人口构成较为复杂、多元，“断层式的历史背景造成的复杂人口构成，使得在台湾省内并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2］。因此多元的意识形态对台湾媒体的报道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不同立场的媒体对于大陆形象也有着不同的建构方式。

《联合报》与 《自由时报》作为台湾岛内影响较大的两份时政类报纸①，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性。本文通过慧科 （新闻）检索数据库分别以 “大陆”“中国”为关键词 （《自由时报》在对大陆进行报道时的称呼都是 “中国”，而 《联合报》则依然沿用了大陆的称呼），对两份报纸2016年5月20日至2020年5月20日相关大陆的报道进行统计，可以发现：一是 《联合报》与 《自由时报》对于大陆的“政治军事”最为关注，不过相较之下 《联合报》对大陆 “经济贸易”的关注比 《自由时报》要高很多。二是 《联合报》在各方面对大陆的报道多为中立与正面，负面的比例最低。相较之下 《自由时报》的负面比例则要高出许多，尤其是在 “政治军事”方面的负面报道比例要远远高于 《联合报》，当中正面报道的比例也是最低的 （见图1、图2）。

图1 《联合报》报道内容态度分布

图2 《自由时报》报道内容态度分布②

根据数据分析，《联合报》对大陆的报道客观与正面较多，当中更多的是集中在经济方面，构建出了一个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经济实体形象；《自由时报》更多的是从负面的政治军事方面报道大陆，不断以 “大陆威胁论”的方式构建大陆形象。首先，从报道用语看，《联合报》的感情色彩词汇相对较少，多为中立报道，偶尔出现的关键词一般与经济有关，包括 “增长”“共享经济”“一带一路”等；《自由时报》则使用了大量极具感情色彩的用词，包括 “恐吓”“对抗”“防堵”“威胁”“打压”等，用语非常具有煽动性。其次，从报道方式看，《联合报》多数采用叙述报道的方式；《自由时报》则偏好于使用评论的方式，以较为夸张的政治修辞进行炒作。

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的报道为例，两份报纸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报道风格。《联合报》在报道大陆阅兵时，更多是以较为中立的话语进行报道，文中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进行阅兵时的讲话，以及强调 “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自由时报》则多次出现了 “威胁”“挑衅”“针对”“反感”等用语，挑起两岸对立情绪，展现给台湾民众一个 “咄咄逼人”的大陆形象。这一报道策略与议程设置方式高度吻合。“议程设置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体是从事 ‘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 ‘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 ‘选择’出它们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然后以 ‘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3］可以看到在议程设置方法底下，媒介在进行传播时候并不是完全客观中立的，而是在进行取舍后进行报道，选取了希望让受众看到的信息进行播报。这样的报道虽然不一定能左右读者怎么想，但是通过议程设置的方式可以决定读者想什么，《自由时报》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影响读者对大陆的观感。

（二）媒介框架的运用对中国大陆形象建构的影响

不管是 《联合报》还是 《自由时报》，在对大陆进行报道时实质都是一种媒介框架 （media flame）的展现。新闻媒介框架理论认为，社会真实并不是客观的独立存在，新闻报导是在环境中选择某些素材加以重组而建构社会真实，这一个过程即为框架。重组和选择是媒体运行的重要工具，因此新闻本身就是在选择后进行拼合的产物，这也是这一媒介观察事物与立场的体现，即框架表现。因此 《联合报》与 《自由时报》在报道大陆阅兵这个同一则新闻时，就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媒介框架。正如上文提及的两报在进行报道时选择的字词不同，这些字词的选择与组合并不是随意而成，而是有着特定的意涵。《自由时报》多选用负面词汇，并且在句法结构上多采用口气较为强硬的反问句或是疑问句，这样的语言使用策略也直接影响了读者对大陆阅兵这一议题的认知，并进而深刻影响了台湾民众对大陆形象的感观与接受。

媒介框架的本质是一个选择的原则，不同的媒介都有其所偏好或刻意强调、着重的符码，因此在报道内容上两报也有着一定的区别。新闻内容具有软硬之分，硬新闻主要指较为严肃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外交类新闻，软新闻则主要指较为轻松活泼的社会、民生新闻。尽管 《联合报》与 《自由时报》在对大陆进行报道时都偏重于硬新闻，不过相较之下《联合报》仍会不时地选取一些关于大陆的软新闻进行报道，对于大陆的社会民生、民间的逸闻趣事以较为轻松诙谐的配图方式进行报道。这有利于台湾民众更加深入地了解当下的大陆社会，而不仅仅局限于宏观的国家政治层面，在无形中建构了大陆的 “软形象”。这也是一种更加柔软、温和的形象，有利于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文化、人文、民间生活方式有着更为直观的认知，从而增进对大陆的亲近感。反观 《自由时报》则几乎完全侧重于大陆的硬新闻报道，停留在国家政治层面，并且正如上文所分析的，以带有负面舆论导向的报道为主，建构了大陆的 “硬形象”。媒体所塑造出的这种 “刚硬”“粗暴”的形象，导致了部分台湾民众对大陆产生了认知偏差，进而对大陆产生了疏离感，严重破坏了两岸关系。两报在报道大陆时所选用的配图也可看到当中的视觉修辞效果的展现：《联合报》在报道大陆新闻时较多选配大陆经济高速增长的图片，例如新开通的高铁线路，微信、支付宝的便捷支付，大陆知名企业家马云、刘强东、李彦宏等人，从而展现了大陆近些年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相较之下《自由时报》所选用的图片则非常严肃，较多是大陆军事武器的图片，配图内容也多是大陆绕台飞行所带来的争议，或是大陆领导人发表对台讲话的图片等，内容也比较具有政治性意味。这样的配图背后也潜藏了一种视觉劝服 （Visual Persuasion）。“社会话题／争议的激活、渲染与制造而言，图像符号具有语言／文字所不可比拟的话语构造力量，这是因为视觉信息完全赋予了争议生产的另一个维度：戏剧性和作用力。换言之，图像在与受众的心理互动中更具 ‘意义生产者’（Meaning makers）的劝服力量。”［4］可以看到，视觉符号可以制造更强的话题争议性，因为视觉符号较之于文字具有独特的视觉效果与情感力量，而这样一种视觉符号又与人们的情感诉求、价值取向、历史记忆产生了内在的象征性关联，因此可以更有力地挑起人们的情绪，从而达到视觉修辞的劝服作用。

三、台湾地区报纸中的中国大陆形象修辞建构解析

（一）《联合报》的客观正面与 《自由时报》的主观抹黑

数据分析显示，尽管 《联合报》对大陆报道比较集中在军事政治层面，不过这一年多来 《联合报》对大陆的经济发展也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因此在经济层面的报道也相应增多。尤其是对 “一带一路”议题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而这背后也潜藏了台湾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于大陆，并担心被世界抛弃的忧虑。这在 《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国大陆走向世界》的报道中就可看出，文中提出“世界走入中国大陆，台湾被抛世界之外”的疑惑，通过对大陆 “一带一路”“金砖会议”等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活动的报道，展现了一个天翻地覆大变动的中国大陆形象，也向读者呈现了今天的中国大陆在全球舞台上极具影响力的一面。

同时，《联合报》也借由大陆的发展，反观当下台湾经济滞后的现状。正如报道写道：“不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政策，两岸交流和经贸发展严重停滞，‘新南向政策’如果未能与 ‘一带一路’合作，或抢搭 ‘一带一路’顺风船、车，而仍被台独意识形态绑架，拒绝经由中国大陆，将更难走向世界。这与历史上的中国大陆闭关自守 ‘内向型’道路无异，台湾将被远抛在世界之外而边缘化，受到伤害的将是全体台湾人民。”［5］此外，对于大陆颁布的种种惠台政策，《联合报》也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尤其是对台湾人才外流大陆的情况也作了多次相关专题报道。从中可见，《联合报》通过强调大陆的经济高速增长，反衬台湾在民进党带领下经济萎靡不振，同时借助强调蔡英文拒绝承认 “九二共识”，从而带来两岸的局势不稳，暗指民进党上台造成了两岸关系紧张。总体而言，《联合报》一贯秉持了反对 “台独”立场，在对大陆形象建构上也较为客观正面，有利于台湾人民了解相对真实的中国大陆，增进两岸同胞亲情。

反观 《自由时报》对大陆形象建构的修辞目的，则充分暴露了其一贯的 “台独”立场。首先从板块设计就可看出端倪，《联合报》将对大陆的报道都放在了 “两岸”板块，而 《自由时报》则放在了 “国际版”，表现了其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此外，以 《自由时报》为主导的 “台独”媒体对于大陆形象的歪曲抹黑更是不遗余力，《自由时报》的创建者林荣三标榜 “本土优先”，报社以 “台独”政治立场吸引和培养特定立场的读者群。《自由时报》作为台湾本土意识言论的大本营，报纸封面自诩“台湾优先/自由第一”的本土价值，并在进行报道时有意将台湾/中国大陆进行了对立划分。在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与大陆建交一事上，《自由时报》利用其一贯的评论性手法，写作头版评论文章 《面对中国的外交侵略》，以此大做文章，采用了过往惯用的手法，使用了包括 “侵略、打压、欺蒙”等关键词，试图塑造一个 “霸道”“不友善”的大陆形象。

（二） 报纸媒介修辞背后的意识形态控制理论分析

《自由时报》进行丑化大陆形象的修辞目的，正是源于肯尼斯·伯克的 “同一理论”中的 “对立同一”（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原则，是指修辞者和受众拥有相同的敌人，目标是在对立中实现凝聚，从而达到双方态度和观点的一致。《自由时报》正是试图透过歪曲大陆形象，使用 “外交侵略”“打压”等对抗性话语，以此树立一个敌对的中国大陆政体形象，号召台湾群众与他们一起对抗中国大陆政权。正如学者佟文娟所说：“树立 ‘中国大陆’这个假想对手后，民进党将 ‘台独’作为与大陆产生对立冲突关系的联系点，以为台湾树立一个 ‘外部’压制力量的方式谋取自己的政治地位，利用 ‘外力’产生的 ‘内驱力’为自己吸纳选票。”［6］同时，《自由时报》也大量使用了 “模糊同一”（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原则，以一种在潜意识或无意识状态下实现的认同，使受众无意识或潜意识地认同修辞者。例如通过使用 “我们”“众人”“所有人”等将修辞者与受众模糊统一在一起的言语来实现认同，包括文章中经常出现的 “我们台湾”“台湾人民”等话语正是出于这样的意图。

此外，从 《自由时报》创刊之日起，就一直是台湾 “独派”进行 “台独”话语建构的工具，正如安德森在其著作 《想象的共同体》中对报纸的功用所写道：“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两种最初兴起于十八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的基本结构，就能够明白何以这种转型对于民族的想象共同体之诞生会是如此重要了。这两种形式为 ‘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报纸的读者们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也同样在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处被消费时，更是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就和 《社会之癌》的情形一样，虚构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而这就是现代民族的正字商标。”［7］一直以来，台独分子都在不遗余力地借助《自由时报》作为报刊这一特殊载体进行所谓的“民族”建构，试图将台湾民众纳入其 “想象的共同体”之中，因为根据传播的仪式观 （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当人们在阅读报纸的时候，人们不仅是在接受某种信息，而且是如同在参加一次弥撒仪式，人们所持有的特定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得到了描述和强化，这也正是大众传媒致力于达到的意识形态目的。

因此 《自由时报》作为民进党的喉舌，对大陆形象进行歪曲的目的，最终的本质仍然是不脱离其进行 “台独”的实质目的，这也使其丧失了报纸媒体应该具有的最基本客观、独立素养。正如陈飞宝教授所说：“《自由时报》声言 ‘本土化’，实际在不遗余力 ‘去中国化’，推崇独派，长期 ‘逢中必反’，中伤两岸关系。创办人林荣三支持李登辉、民进党政权政治色彩非常强烈，这一强势作风与立场反映在 《自由时报》的新闻和言论上。”［8］这对于两岸的发展与和平统一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真实的大陆形象在台湾无法得到最有效的传播，在这些“独派”媒体的话语建构下，将大陆形象 “妖魔化”，使得台湾民众对大陆形成了刻板僵硬的印象，而这种刻板成见 （stereotype）正如李普曼在其著作《舆论学》中所说：“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它们不仅描述看不见的世界，而且还用来判断它。因此许多刻板印象带有偏见，充满了喜欢与厌恶，附有恐惧、骄傲、希望等情感。即使随着时代变迁，某个群体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刻板印象的僵化模式依然使认知主体对客体的新变化 ‘视而不见’。”［9］报纸作为当下依然十分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体，是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重要工具，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考与行为方式。与此同时，报纸所起的作用并不仅是传播信息，作为权力的工具，在运作过程中受到了政治势力的操控，因此报纸媒介在进行报道时呈现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并进一步试图以此对民众产生控制。

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在太阳花学运中，“台独”媒体对这一事件走向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原本事件的争端只是由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所产生的经济层面争论，然而在部分 “台独”媒体尤其是 《自由时报》的有意操弄下，通过不断运用政治框架来对该事件进行集中报道，最终导致事件由经济层面逐渐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例如在进行报道时刻意强调马英九的独裁：“国民党某些人违背过去签署的承诺，用粗暴的方法……他们胆敢这样做，就是因为背后的马总统下令，服贸六月一定要过关。”［10］并不断指责马英九的所作所为是联合大陆 “出卖台湾”。服贸的签订原属于经济层面内容，不过 《自由时报》却别有用心地将其置入政治框架大做文章，通过塑造马英九作为独裁者破坏民主的形象，进而将支持服贸与出卖台湾划上等号，将服贸的签订这样一个本来有利于台湾经济发展的协议彻底“污名化”。此外，除了指控国民党进行黑箱操作以外，更是大力鼓吹如果通过服贸协议将只是有利于大陆经济，而极大损害台湾人的利益，将本来是双赢的协议变成了一个大陆与台湾产生恶性竞争的关系。通过不断营造一个让台湾民众 “恐惧”的大陆形象，尤其是让台湾部分年轻人对大陆产生抗拒排斥的心理，最终左右了台湾岛内的舆论导向，并深刻影响了 “反服贸”事件的进展。从最初的街头抗议演变成了暴力冲突，最终波及到了整个台湾社会，并极大地损害了两岸关系。透过反服贸事件可以充分看到新闻媒介对于民众的操控，多数民众并不真正清楚服贸的实质内容，也不了解太阳花学运的初衷是反对黑箱操作而不是反对服贸本身，可是在媒体的舆论宣传下，变成了反对服贸就是支持民主，因此最终变成了为反而反。正如霍克海默所说：“通过大众媒介以及其他影响方式来形成人们的思想和感情，通过对表达思想客体以及对客体的思想方式上对能够丰富信息的建议和操作进行有效的控制，来缩小个人思维的差别。”［11］这正是大众媒介对民众的操控，使得人们都陷入简单化的思维之中，而整个社会也变成了 “同一性社会”，这也是当下台湾社会和媒体的最大问题所在。

四、掌握对台话语权，构建大陆良好形象

本文通过对比 《联合报》与 《自由时报》对大陆形象的报道以及修辞建构，从中可以看到 《联合报》总体而言较为客观中立，相对真实地反映了大陆的发展境况，营造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国力日益强盛的大陆形象。同时，《联合报》通过塑造一个不断向上的大陆形象，与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观 《自由时报》作为“台独”的喉舌，其一贯的 “台独”立场使得对大陆的报道出现了严重的偏差，通过塑造一个 “蛮横”“粗暴”的大陆形象，妄图制造两岸对立，破坏两岸的和平统一稳定。

大陆的形象建构对于两岸和平统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大陆必须掌握对台话语权，通过多种途径、方式在台湾民众心中构建一个更为亲近、开放、强大的祖国大陆形象。在对台工作中更加注意使用相应的策略方法，例如对台话语中在坚定“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使用更为柔性、让台湾民众更易接受的宣传话语。通过运用 “同情同一”原则 （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接近对方的思想与观点，使两者最大程度达成共识，获取受众的认同，显现出受众较为认同的形象。在坚持原则的同时，更大程度地尊重台湾的文化传统，以平等、互信的方式获得台湾民众的支持，并且尽量避免使用恫吓式话语，以免给 《自由时报》这样的“台独”媒体有可乘之机。此外，在对台传播中应善用新媒体，通过网络以视频、图片等生动活泼的方式建构更为 “软性”的大陆形象，这也有利于台湾年轻人了解更加真实的大陆。例如出台的《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就可以用台湾最流行的 “懒人包”方式进行报道，让台湾民众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当中措施对台胞在大陆工作学习有着怎样的实质帮助。只有通过多种途径、方式开展对台工作，建构更为良好的祖国大陆形象，才能有利于台海局势稳定，从而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注释：

①早年台湾的报业主要是 《中央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三足鼎立，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和解除“报禁”等原因，《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党报逐渐衰落，目前仅存有电子版。随之而起的是《自由时报》的快速发展，并且随着民进党陈水扁的上台，台湾岛内“本土化”思潮日益加深。在陈水扁当局的操纵下，台湾媒体市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原本弱小的“独派”媒体迅速发展。《自由时报》以低价策略等方式抢占市场，1992年发生的《联合报》“退订事件”等，使得《自由时报》逐渐赶超了《联合报》与《中国时报》，成为目前台湾发行第二大的报纸，紧随以娱乐化为导向的 《苹果日报》，《联合报》与《中国时报》则分别位居第三、四名。

②资料来源：慧科 （新闻）检索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