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锋

摘   要： 杜丽娘作为《牡丹亭》的第一主人公，长期以来被贴上反封建的标签。然而，从戏剧文学作为一种大众传播艺术形式的解读以及从剧本中人物的言行举止来分析，杜丽娘身上表现的却是对封建社会的种种依附。杜丽娘在思想上依附于封建道德文化，在经济上依附于封建家庭，在爱情上依附于封建政治。杜丽娘的命运与个性的诸多层面反映出的是其对封建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的深层次依附，恰恰是当时文化土壤下的产物。《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形象深入人心，在于故事情节的设置中能够抓住观众对脱离自身现实生活的传奇故事的好奇，而非所谓反封建性引起的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反抗。

关键词： 杜丽娘    反封建    依附

自《牡丹亭》问世以来，杜丽娘以不同寻常的梦中恋、人鬼恋、世间恋的传奇故事征服了后世的读者与观众，即便是“文人学士，案头无不置一本”。然而对该剧中杜丽娘的认识与评价中几乎一致认为杜丽娘身上体现着对爱情的生死追求与对封建礼教婚姻的叛逆。如果从现代意义来看，杜丽娘其言其行在“反封建”这个主题上很难成立，对封建社会更多的是依附，而且是三重依附。

一、关于杜丽娘毁誉评价之回顾

《牡丹亭》的传播中一直有毁誉两种声音的纠缠和斗争。毁之者以为汤显祖以杜丽娘之故事“点燃风流，唯恐一女子不消魂，一才人不失节，此尤蛊惑人心之大者”[1]（303）。誉之者则以为“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性，歌颂了广大青年男女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主的顽强意志”。毁誉双方的焦点都在说明杜丽娘形象的深入影响上，但核心却关涉该剧中杜丽娘对当时伦理道德的不同认识。

毁之者以为汤显祖对杜丽娘的故事设计，尤其是《惊梦》《幽媾》等偷情情节的过分渲染，对慕色而亡和慕色而生等“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的歌颂于礼教是极大的冲击与破坏。这是有案例可以援引的，如朱彝尊所著《静志居诗话》载：“娄江女子俞二娘，酷嗜《牡丹亭》曲，断肠而死。”[1]（292）俞二娘之事情或可为真，其后的“内江一女子，自矜才色，不轻许人。读《还魂记》而悦之”，径往西湖寻汤显祖，见其老丑、投湖自尽的故事。以上两例说明该剧的影响对少女的灵魂与生命是一种戕害。至于作品内容更有学者予以全面否定，如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以为“戏的内容，实不足取，人死还魂，更属荒唐。戏之结局，仍是团圆旧套，亦无新意”[2]（520）。

誉之者，尤其是近代以来诸多学者对《牡丹亭》的评价是歌颂追求爱情，反对封建礼教的抗争。仅以近年来高校使用的《中国文学史》为例，游国恩等主编的教材以为“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热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爱情和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3]（75）。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总结为“以情反理，反对处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4]（147）。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提出“（对杜丽娘的描绘）对于封建礼教的冲击，包含的人性解放精神，无疑比一般歌颂爱情来得激烈”[5]（349）。此三种教材影响面基本覆盖整个高校系统，是对《牡丹亭》中杜丽娘形象的全面肯定。

二、杜丽娘对封建社会的三重依附

关于《牡丹亭》的故事体现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就这点来说需要具体分析。通读全剧，几乎随处可见汤显祖在用调侃嘲讽的话语描写自己对整个社会的诸多层面的认识。如丫头春香对杜宝为女儿杜丽娘延请的老师陈最良，给以“村老牛，痴老狗，一些趣也不知”的评价;如甄氏夫人“怪他（杜丽娘）裙裾上，花鸟绣双双”的担忧;杜丽娘还魂后对柳梦梅“今生成配偶”的诉求，给以“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回答。凡此，可以拿来作为汤显祖用具体的细节描写展现对当时社会文化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应该说是一种隐性的文化批判。因为很多时候很难把作者在戏剧创作中用于增加语言情趣和吸引观众的调侃嬉笑类语言直接理解为对某一种文化的否定与批判，如春香对陈最良以“村老牛，痴老狗”的称谓就不能解释为反封建，恰恰体现的是春香年幼无知和对上学的叛逆。就杜丽娘的个体而言却有诸多对封建家庭与整个社会文化的依附，这种依附使我们看不到杜丽娘自身为反抗礼教与封建文化做出的努力。具体而言，杜丽娘对封建社会与文化的依附体现在以下几点：

1.杜丽娘思想上依附封建文化。杜丽娘在梦中被丰姿俊妍的书生柳梦梅“搂抱去牡丹亭畔，芍药阑边，共成云雨之欢。两情和合，真个是千般爱惜，万种温存”。自此后，杜丽娘“要再见那书生”而寻梦，而伤怀写真，而诊祟，然终于因慕色而亡，其情之至令人感叹。然我们注意到在《冥判》一出中，当判官决定对杜丽娘耽饶，“放你（杜丽娘）出了枉死城，随风游戏，跟随此人（柳梦梅）”后，杜丽娘提出的诉求则是“俺那爹娘在扬州，可能够一见”。当花神引领她登上望乡台望向扬州时哭道“那是俺爹爹奶奶呵，待飞将去”。此处胡判官放生杜丽娘，杜丽娘关注的还是现实中的父母而非夢魂中的情郎。杜丽娘因情而亡毋庸置疑，但当她面对胡判官和花神时，却表现出对父母的关心，根本原因在于“孝”的观念支配，更重要的是她的死而复生是得其父亲荫德所致。

杜丽娘的死而复生是得其父荫德所致，而非自我争取，更非胡判官对其生死爱情的同情。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处。《冥判》中胡判官对杜丽娘判决过程如下。“这女囚慕色而亡，也贬在燕莺队里去罢。（末）禀老判，此女犯乃梦中之罪，如晓风残月。且他父亲为官清正，单生一女，可以耽饶。（净）父亲是何人？（旦）父亲杜宝知府，今升淮扬总制之职。（净）千金小姐哩。也罢，杜老先生分上，当奏过天庭，再行议处”。胡判官对杜丽娘由贬在燕莺队转变为“放你出了枉死城，随风游戏，跟寻此人（柳梦梅）”的重要原因是受其父杜宝“为官清正”的官声和淮扬总制之职的身份所影响。杜宝是阳间的官员，在阴间亦享受很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直接影响胡判官的判断。杜宝以自己官员的身份为阴间的女儿重生提供最强有力的政治保障。第八出《劝农》是杜宝爱民的具体表现，从《冥判》往回看来，汤显祖对杜宝劝农的设计正是为了塑造其“为官清正”的艺术形象而做的铺垫，这种前期铺垫恰恰在胡判官解脱杜丽娘的审判中得到了回应。正因为有这样的父亲，胡判官才会为杜丽娘查断肠簿和婚姻簿。同时指明杜丽娘有此伤感之事的姻缘在她的婚姻簿中已经注明了其“前系幽欢，后成明配”的姻缘注定，这种宿命的解释无疑又削弱了杜丽娘的斗争与反抗性，她的从生而死打上了深深的宿命论的烙印。

2.杜丽娘在经济上依附于封建家庭。杜丽娘生前的生活是其作为杜宝女儿的存在，生存依附于家庭无可厚非。然其还魂与柳梦梅结合后，杜柳夫妻的生活用度依旧依靠的是三年前杜丽娘父亲为其下葬的陪葬品。《回生》中杜丽娘还魂后第一件事是让柳梦梅把“棺中宝玩收存，诸余抛散池塘里去”。杜丽娘这种处理是对封建家庭经济财产的继承和顺理成章的接受，这些陪葬金银在杜丽娘及柳梦梅以后的生活中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淮泊》一出中柳梦梅自言“客路贫难，诸凡路费之资，尽出圹中之物”。在剧中，我们看不到柳杜二人有任何谋生的能力，也看不到他们有自主谋求生存的欲望。在经济上他们是这个社会，或说杜宝这大官僚的寄生物般的存在。反封建，最关键的是在经济上谋求生存的能力，这是易卜生和鲁迅针对娜拉出走提出的共同问题，杜丽娘的为情而死本身就有一种离家出走的暗喻，显然汤显祖没有认识到经济问题和杜丽娘与柳梦梅个人经济独立的问题，这是非常遗憾的。在杜丽娘的住宿条件上依旧可以得出杜丽娘是封建家庭的依附的结论。如杜丽娘生于杜家的闺阁，死在父亲设置的棺椁，安置在杜家后花园梅花庵，看守相护的石姑姑也是其父亲请来的师傅。柳梦梅与杜丽娘人鬼恋的地方梅花庵也是杜宝的遗产，假设没有梅花庵，柳梦梅是被冻死街头无处安身的。杜丽娘柳梦梅世间的婚姻生活杭州租房赁屋、买菜置酒的生活用度也无不仰仗于陪葬品。杜丽娘的角色追求和贾宝玉的追求有着相似的地方，即二者均是真情的渴望者和这个社会经济的依附者。她们的生存与死亡都是在这个封建家庭所铺就的天地中活动，很难有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叛逆和反叛。

3.杜丽娘在爱情上依附于封建政治。杜丽娘的爱情故事是本剧的主线，杜丽娘在对爱情对象的选择上有着爱情与政治的双重标准。杜宝基于对杜丽娘出嫁前的文化素养的准备，即“古今贤淑，多晓诗书”，延师的目的在于“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从全剧看，杜宝的这种考虑是有效果的。如《惊梦》一出杜丽娘昼眠，梦“一生，年可弱冠，丰姿俊妍。于园中折得柳丝一枝，笑对奴家说：‘姐姐既淹通书史，何不将柳枝题赏一篇？”梦醒之后，杜丽娘还在思量“奴家口虽无言答应，心内思想夢中之事，何曾放怀”。其不放怀的正是题赏，故而延伸至《写真》一出便有“偶成一诗，暗藏春色”：“近睹分明似俨然，远观自在若飞仙。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可见，正是因为杜宝有先见之明，才有了杜丽娘能与柳梦梅情诗表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杜宝对女儿文化教育的重视恰恰是杜丽娘与柳梦梅沟通交流的前提。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杜宝对杜丽娘日后的夫婿是“书生”的期待，杜丽娘对日后的夫婿是“蟾宫客”的期许。蟾宫客，特指古代科举考试高中，其中有着功名身份的确立：书生则是对读书人的称谓，其意中没有功名的意思。其实早在第二出《言怀》中，当柳梦梅梦中见如送如迎的美人时，美人（杜丽娘）对柳梦梅只有一句话，即“柳生，柳生，遇俺方有姻缘之分，发迹之期”。柳春卿的问题恰恰在《诀谒》中一语道出，“我读书过了二十岁，并无发迹之期”;“因此，（柳春卿）改名梦梅，春卿为字”。从杜丽娘对柳梦梅的叮嘱中既有婚姻的约定，更有“发迹”的暗示，这句话的关键字在“方有”。明白告诉柳梦梅：如果遇不到俺杜丽娘，则你没有“姻缘之分，发迹之期”。这是多么恐怖的一种暗示，“俺”才是你婚姻的唯一，发迹（蟾宫折桂）的关键，柳春卿改名柳梦梅的原因想来不仅有婚姻的考量，更有对自己“发迹”期望下的屈服。回顾杜丽娘的心路历程，虽有寂寞后对“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的成秦晋”的羡慕渴望，但其郁闷的仍旧是“怎得蟾宫之客”的无助苦闷。当杜丽娘还魂之后，面对挖坟破棺还魂之事即将泄露，杜丽娘明知其父母在扬州，却和柳梦梅赶往杭州应考，可见还是蟾宫折桂的思想在起作用。正如《如杭》所唱“[（尾声）]盼今朝得傍你蟾宫客，你和俺倍精神金阶封策”。如果说得傍蟾宫客，以求金阶封策的愿望是杜丽娘内心深处对丈夫的期许的话，那么这不正是她对封建王权的一心攀附吗？从此意义来说杜丽娘在爱情上有着浓厚的对封建王权的依附属性是不容置疑的。

综上所论，杜丽娘在政治、经济和爱情上都对封建家庭与皇权有着深深的依附，这种天然的依附性使杜丽娘生生死死追逐的爱情打上大大的折扣，弱化了杜丽娘的爱情故事“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性，歌颂了广大青年男女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主的顽强意志”[7]（1）的主题。解读作品需要回归作品的本来意义，《牡丹亭》只是一部在当时和后世深得民众喜欢的戏剧作品。

参考文献：

[1]徐扶明，编著.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2]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3]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6][明]汤显祖.王思任批评本《牡丹亭》[M].[明]王思任，批评.李萍，校点.南京：凤凰出版传媒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