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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拔群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教育方法探析

2020-08-20吉铠东廖晨宏

文教资料 2020年16期
关键词:教育方法马克思主义

吉铠东 廖晨宏

摘   要: 韦拔群在推进广西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如:因地制宜,结合民族特色;环境熏陶,加强隐性教育;寓教于歌,亲民众接地气;以身作则,生活即是教育;知行合一,重视实践教育。韦拔群的教育方法,对当今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韦拔群    马克思主义    教育方法

韦拔群(1894—1932),广西东兰人,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教育者。在领导广西革命斗争的艰苦过程中,韦拔群不遗余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并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韦拔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对当今有哪些经验启示?

一、韋拔群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教育方法

正如列宁所说:“阶级意识不会自发地在工人中产生,只能从外部进行灌输。”[1](29)同样,阶级意识不会自发在农民群众中产生,需要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教育与宣传。韦拔群在推进广西马克思主义传播时,采取因地制宜、隐性教育、生活教育、实践引领等教育方法,使广西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因地制宜,顾及民族特色。

1925年,韦拔群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经过这次意义非凡的学习,韦拔群在思想上发生了一次重要飞跃,他开始从一位具有朴素思想的农民革命领袖逐渐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家。受廖仲恺的委任,韦拔群提前结束学习,返回广西开展革命工作。为快速开展工作,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广大人民群众,韦拔群利用桂西北山区溶洞多的特点,将一处天然溶洞改造为教学场所,创办了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启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程。在教学中,韦拔群发现学员们主要来自桂西北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地区,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而且不少学员仅能以方言沟通。为此,韦拔群根据实际情况,专门采取了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教学,从而解除了言语障碍,架构起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桥梁。此外,由于个别的学员文化水平较低,韦拔群又决定增设了识字班,扫盲教育与马列主义教育同时进行[2](124-128)。

(二)环境熏陶,加强隐性教育。

隐性教育法是指将“教育的目标、内容、教育者等要素隐性化,通过教育对象自我参与完成知行转化的方法”。韦拔群虽然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教育学理论,但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巧妙地运用了隐性教育的方法,使学员在潜移默化中认知、认同马克思主义。韦拔群运用隐性教育最大的特点是创造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环境,因为良好的学习环境,能促进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有效强化学习效果。虽然韦拔群以一个天然溶洞为教学场所,看似很简陋,但他非常细心地将其打造为具有马克思主义教育氛围的学习环境,进而推进隐性教育。当学员一走进洞口,迎面就可看见竖着的一块揭示牌,写着“快乐事业,莫如革命”,这八个字源自马克思和女儿的对话。在洞门两侧写有一副对联:“要革命的站拢来,不革命的走开去。”进岩洞后是课堂,在讲台上有一副对联:地主豪绅把劳动群众当盘中餐,劳动群众把地主豪绅当枪口靶。“讲台上方的墙上高挂这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孙总山的画像,讲台两侧挂着《国际歌》等革命歌曲”[3](94)。作为农讲所的负责人,韦拔群把满腔热情倾注于这份革命事业,他将“劳动、互助、奋斗、牺牲”八字作为校训,写在岩洞内的石壁上,成为全体师生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农讲所的办学条件固然简陋,但从教学场所的布置上看,反映出韦拔群极富内涵的办学理念,处处蕴含着隐性的马列主义教育,透出伟大的真理之光。

(三)寓教于歌,亲民众接地气。

广西是壮族同胞的聚居之地,无论男女自幼学唱山歌,因此美丽壮乡素有“歌海”之美称。不管是下地种田、上山砍柴,还是逢年过节、社交恋爱,唱歌都是不必不可少的环节,有时甚至吵架也以歌代言。正是得益于这种浓重的音乐环境,唱歌已经融入壮族儿女的血液,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韦拔群是壮族人,尤其擅长唱歌,在开办农讲所时,学员主要来自桂西北的壮乡地区,因此,韦拔群注重寓教于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山歌里面,既通俗易懂,又具有亲和力。如韦拔群自编自唱一首山歌:“列宁革命得成功,孙文去见才弄通。俄国革命他仿造,回来联络我工农。根底告诉给大家,俄国经验他学懂,列宁革命得成功,孙文去见才弄懂。孙文为人心地好,关心善良我民众。俄国革命他仿造,回来联络我工农。”[3](92)这首山歌通俗易懂,蕴含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学说。韦拔群还编过《组织自卫队》一歌:“组织自卫队、农会定得胜,壮家齐当兵,斗争一定赢……各同志齐心,革命为人民,壮家齐当兵,斗争一定赢。”[4](85)这首歌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人民群众观,为激励、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以身作则,生活即是教育。

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念。韦拔群的办学实践,与陶行知提倡的生活教育理念有不少契合之处。如开办广西第一届农讲所时,有来自东兰、凤山、百色、都安、河池等各地的壮、瑶、汉族等二百七十余名农民积极分子和进步青年学生。这些有志于救国救民的年轻人在韦拔群的带领下,共同将荒凉的北帝岩布置一新,成为张云逸所称呼的“列宁岩”。为解决这些来自各地的学员的食宿问题,韦拔群干脆就近在岩洞里划出了一块地方,用竹笪席与课堂隔离后作为学生宿舍。在列宁岩里,韦拔群和学生们同吃同住,师生平等。每到晚上,韦拔群和大家躺在稻草铺上,像亲兄弟一样亲热。在日常生活中,韦拔群起到示范作用,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学员。当时有个犯了“睡觉瘾”的学员,有几次夜里起来,无意中发现韦拔群还在挑灯夜读,伏案工作。到了第二天,韦拔群依然一大早就起来工作了。于是,这位学员深受触动,要求其他学员早上时一定要把他喊醒,不再睡过头[3](95)。冬天时,学员们缺衣少被,韦拔群把仅有的一条大毛毯拿出来和大家轮流分享,每四人共盖一个晚上,没有毛毯盖时,韦拔群就睡在火堆旁。这就是“拔哥分暖”的动人故事[5](53)。这些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但韦拔群总能够以身作则,在日常生活中使其他人不知不觉地受到教育,非常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五)知行合一,重视实践教育。

韦拔群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毕竟不是单纯讲授书本中的理论知识而是结合实践活动,使学员们在认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上升到认同的阶段。最典型的方式是,韦拔群经常在圩日带学员们上街头演讲,一方面培养学员的语言表达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街头演讲,使学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于心、化外于行,成为革命的“火种”,由学习者的被动身份转变为宣传者的主动身份。除了演讲外,韦拔群每逢圩日还组织学员们到各圩人流集中之地,一路敲锣打鼓、吹号、唱革命山歌,每人手持一面小纸旗,写有“打倒土豪”“打倒列强”等口号。赶圩的群众见到演讲队伍,不知不觉被吸引过来围观听讲。韦拔群和学员们耐心向农民宣传:“田地也是我们农民的,我们成立了农民协会,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就分田分地。大家要积极参加农会,组织起来力量大,才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建设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6](53)当学员们讲到穷苦大众的苦难时,情感真挚,听众们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当讲到穷苦群众只有通过团结一致,进行革命才能翻身解放时,群众无不激起昂扬情绪,掌声雷动呼声震天[5](52)。通过实践教育,不仅使学员们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而且坚定了革命信念,成为投身革命的助推剂。

二、韦拔群教育方法对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启示

通过对韦拔群马克思主义教育方法的总结,为当今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注重建立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导师队伍。

韦拔群之所以能够在非常艰苦,甚至极其恶劣的环境,依然满怀一腔热血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关键在于自身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历史和實践证明,正是有了远大的理想和崇高追求,共产党人变得坚强有力,排除万难,越挫越勇。因此,要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建立一支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导师队伍,筑牢信仰之基,把稳思想之舵,真正深刻认识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奥义。

(二)注重因材施教差异化教育。

韦拔群在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时,特别注重对农民群众采取差异化教育,因为农民群众所处的环境更偏僻,信息闭塞,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必须采取一套符合农民群众的教育方法,弥补不足,激发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同样,在高校开展青年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同样面临学生不同家庭背景、不同专业知识水平的问题,教师要重视受教者的实际情况、个体差异,有的放矢地采取差别教学,发挥学生的长处,补足学生的短板,增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实效性。

(三)注重使用活泼鲜明的教学语言。

对于青年学生而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确实较为深奥,甚至是晦涩难懂。如何将理论性的知识使受教者,尤其是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众易于理解,这是韦拔群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因此,韦拔群在授课中,使用通俗易懂、活泼鲜明的教学语言,将理论知识深入浅出,特别是结合壮族人民善于唱山歌的特点,寓教于歌,亲民众接地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新时代青年学生思维活跃,善于使用新潮的网络语言,喜欢接触新鲜事物,因此,过于严肃生硬缺乏时代特色的教学语言,难以受到学生的欢迎。因此,教师应采取知识性与趣味性、理论性和通俗性结合,具有感染力的教学语言,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入耳入心。

(四)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韦拔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办法,不仅使学员掌握理论知识,而且在实践中体会理论的真正意义。如他和教员们经常组织学生到附近的村庄访问贫苦群众,进行社会调查,或带领学生走上街头进行革命宣传,甚至直接带领学生参加社会阶级斗争。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学生获得更多直观的感性认识,以此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快速提升思想觉悟,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对于当今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教师在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亦应适当增加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环节,使理论教学由知识传授深化为价值认同、坚定信仰的过程,达到知与行的统一。

三、结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韦拔群在广西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促进了农民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7](9)在他的领导下,东兰农民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就连毛泽东也赞誉有加,曾说:“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5](114)可见,韦拔群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所运用的教育方式是颇有成效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依然熠熠发光,对于如何培养新一代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高校教育工作者仍可以从韦拔群等革命先辈的教育理念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努力培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共编译局.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黄家周.论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与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5).

[3]蓝汉东,蓝启渲.韦拔群[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4]陆秀祥,编辑.韦拔群陈洪涛遗作和讲话选辑[M].中共东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4.

[5]庚新顺,龙丕泽,编.东兰出了个韦拔群[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

[6]叶季壮,编.回忆韦拔群[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

[7]中共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广西高校中青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民主革命时期知识分子与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2018KY0648)与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培育)“航天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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