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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摊贩合理性及问题分析

2020-08-14张文斌

现代营销·经营版 2020年6期
关键词:负面影响合理性

摘 要:流动摊贩的低门槛、灵活性等特点吸引了大批农村转移性劳动力,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却也带来噪音扰民、交通堵塞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在管理过程中,弱势群体生存权益与公共空间秩序的平衡,违法问题与民生问题的冲突,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本文旨在通过结合SC街道流动摊贩治理实际工作经验,论述流动摊贩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为流动摊贩治理提供可靠且坚实的理论基础,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关键词:流动摊贩;合理性;负面影响

古语有云:“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从此就可知道流动摊贩在中国大地上自古有之,《清明上河圖》上清晰地描绘了宋时流动摊贩们沿街叫卖的场景。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高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通过农民“上楼”等方式,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解放了出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下岗潮释放出大量劳动力,部分人员源于各不相同的原因,进入正规从业行业较为困难,流动摊贩这一非正式职业就成了很多人的首选。同时温州本身作为民营经济的开拓者,“鸡毛换糖”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流动摊贩的形式。在这得天独厚的土壤上,大量的流动摊贩行走在大街小巷中,游走于市场监管的边缘地带,一方面解决了部分就业,给民众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也存在食品安全,侵占公共空间等问题,给城市管理与秩序带来巨大挑战。如何在弱势群体生存权益与公共空间秩序、民生问题与违法问题之间找到平衡,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

本文旨在通过结合温州SC街道流动摊贩治理实际工作经验,深入基层,走访调研,了解流动摊贩的实际情况与想法以及对周边群众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论述流动摊贩存在的合理性以及负面因素,辩证思考,让城市管理变得有的放矢,减少管理矛盾,提升治理水平。

通过实地走访与日常管理统计,SC街道辖区内存在流动摊贩140余家,其中以经营时间可分为:早市40余家,夜市120余家(部分有重复,早夜市皆做,且具有流动性故数字无法太过精确);以经营类别可分为:水果类20余家,蔬菜类50余家,餐饮类50余家,日用品类10余家;以年龄段可分为:30岁以下的20余家,30至40岁的20余家,40至50岁的50余家,50岁以上的40余家。辖区内流动摊贩主力军为40岁至50之间,以餐饮类为主,50岁以上的几乎都是在农贸市场周边贩卖自种蔬菜,量少,且几乎无贩卖其他类型物品。

一、流动摊贩群体形成的合理性

(一)基本国情的宏观因素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城乡差距大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农民“上楼”之后失去了之前赖以生存的土地,同时由于机械化程度低、生产规模小等原因,虽然我国一直着力解决“三农问题”不断完善农村设施,出台惠农政策,提高农民收入,但传统农业种植的相对收入依旧过低,不足以满足群众的生活需求迫使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部分内陆地区甚至选择背井离乡来到经济更为发达的沿海城市谋生以求获得更为可观的经济收入。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077万人,比上年增长0.8%。其中,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增长0.9%;本地农民工11652万人,增长0.7%。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城市却很难提供如此相当的就业岗位。而且大部分进城农民工存在文化水平低、无劳动技术等问题,因此农民工的庞大数量就成为了流动摊贩产生的厚实土壤。

(二)流动摊贩产生的经济优势

门槛低、风险小、成本少都是流动摊贩在经营过程中实实在在的经济优势。以SC街道为例,主要道路上店面一年租金多在8万以上,非主要道路一年也要6万以上,再加上装修等投入前期投入资金需要十几万,一旦出现营业业绩不理想,资金回笼困难,运转停滞,一旦强行抽身对于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就是雪上加霜,是毁灭性打击。而流动摊贩的前期投资只需要一辆三轮车,一个人,一套灶具,几张桌椅就能开始运营,不需要店面租金以及装修费用,前期资金投入多在几千块就足够。人力需求也少,一般夫妻两人就已足够。一旦出现经营问题瞬间就可脱身,损失小,风险在可承受范围内。而一旦产生利润却又是相当可观,特别是从事餐饮行业一旦有起色后收入相当不错。由于无店面租金与装修等其他投入,不需要缴纳税款,净利润率高。SC街道辖区内部分烧烤摊贩年收入能达三四十万,收入相当可观。

(三)需求产生供给

市场供求规律影响价格波动,同时也影响流动摊贩的形成与发展。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在供求变化与价格变动的相互作用下,供求变化引起价格变动,价格变动引起供求变化,最后形成均衡价格,这一规律就是市场供求规律。城市的市场需求的空间广泛,时间连续,正规商业的供给无法全面覆盖,这部分空缺也就促成了流动摊贩的产生。以SC街道为例,在工业区内由于存在大量工厂、企业,由于部分企业无食堂,而且周边多为厂房无商业设施,出现巨大需求缺口,导致大量快餐类流动摊贩自行聚集,屡禁不止,管理效果差。流动摊贩的产生以非正式经营方式成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补充,满足部分人员的需求,也解决了很大一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

(四)其他原因

SC街道的流动摊贩存在一个特殊现象,整个辖区内存在大量50岁本地老年人从事自中蔬菜销售,且成聚集状,从不间断,无论刮风下雨。即使在疫情期间,全体居家隔离,路面无人员活动的情况下,依旧能见到一堆老人围在一起卖菜。通过与老人的沟通交流发现大部分老人在家无事,闲不下来,却又缺乏与人交流和消磨时间的方式。对于这部分老人成为流动摊贩销售蔬菜不是一种营生方式而是对之前农耕生活的一种延续,是与其他老人一种社交方式。卖菜成为了一种沟通交流方式,是对业余文化生活的一种填补方式。

二、流动摊贩负面影响

(一)食品安全问题

由于流动摊贩的经营者往往文化水平不高,卫生意识不够,为了降低原材料成本,进货渠道往往不规范,甚至使用“问题食材”,以及加工空间小导致半成品、成品与调理等混合放在一个台面上导致的交叉感染。这一切都导致流动摊贩上的食品安全质量堪忧。同时由于流动摊贩往往存在于学校等人流量较大的场所,一旦出现问题后果都很严重。同时由于流动摊贩的流动性,一旦发生问题也很难再找到当事人进行赔偿以及追究责任。2009年苏州吴中区光福镇就出现一起伤寒爆发流行,共计98例,后查证是由于流动摊贩生产的受感染的卤菜引起的。

(二)市容环境问题

流动摊贩出于经营考虑选址往往在人流量较大的场所,在经营过程中由于人员的聚集往往会造成交通拥堵,破坏市容秩序,甚至造成交通事故,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由于经营产生的油烟以及噪音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特别是夏季的烧烤摊更是让人苦不堪言;加之无店面的原因导致的垃圾乱扔以及污水外流也造成了市容环卫压力,损害市容市貌,特别是餐饮类制作过程中烟熏火燎以及污水堆积往往产生异味,破坏整体市容市貌,长此以往也很难恢复原貌。

(三)社会稳定问题

综合执法人员与流动摊贩的关系颇为微妙,执法人员由于工作职责对流动摊贩进行劝导、管理以及驱逐,流动摊贩由于生存需求往往难以放弃此项谋生手段,往往采取游击战术,逐渐演变成了一场“猫鼠游戏”,管理效果不佳,一旦出现上级部门管理要求提升,执法压力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就容易出现流动摊贩暴力抗法。如果执法人员由于素质不够或经验不足无法妥善处置,极易出现执法冲突,演变成为暴力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群众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就会对执法人员产生不满,进而损害政府形象,甚至出现群体性事件,严重损害社会稳定,如2014年温州发生的“4.19”群体性事件。

(四)经营公平问题

流动摊贩往往一辆车,一个人就能从事經营活动,无须店面,无须水电,无须缴税,投入小,成本低。而正规经营者往往需要支付店面租金,水电费用等,在成本上无疑是比流动摊贩提高了许多,一旦流动摊贩经营场所与正规经营者店面距离相近,由于流动摊贩的成本优势价格相对店面会便宜很多,直接影响了守法店面经营者的经营收入。这种不正当竞争关系严重打击了店家的积极性,流动摊贩的无序发展也将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日常管理工作中,一旦店面附近出现流动摊贩,那么投诉也将随之而来。

三、流动摊贩治理对策

(一)转变管理理念,由强制性向人性化转变

2020年两会提出地摊经济概念,中央文明办已明确表示,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成都、许昌、杭州等地已经开始为“马路经济”“地摊经济”松绑。成都设置了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4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17891个。许昌开放一批背街小巷,让商家在道牙以上区域经营。

杭州开放了部分街道作为摊贩的经营场地。通过对流动摊贩的松绑,以此为杠杆,撬动就业与民生的巨大能量,加快经济复苏。通过流动摊贩的烟火气去抚慰人民的凡人心,去满足底层群众的需求,维护底层群众的生存权利。

(二)转变管理方式,由一刀切向精细化转变

流动摊贩的存在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影响城市秩序,商品质量得不到保障,深夜扰民,产生垃圾破坏城市环境等。因此城市管理者对其予以严厉禁止并非难以理解。但是民众反对的不是流动摊贩本身,而是其失序、混乱的状态。通过疏而不堵,管而不禁的方式,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禁了之,通过精细化管理对不同的流动摊贩进行区别对待。可以学习四川成都武侯区城管局的先进经验,相对于禁摊区,对于确实有需求的地点寻找合适地段设立临时疏导点,对于在禁摊区的予以坚决取缔,不服管理者从重处罚。

对于临时疏导点内的流动摊贩,城市管理部门联合卫生部门定期对摊贩经营者食品的质量以及环境影响进行检查评估,对商贩实施“红黄牌”制度,做到便民不扰民,放开不放任。

(三)学习优秀经验,由他治向自治转变

2008年11月,温州市重庆商会在温州市政府及城市行政执法部门的支持下,引入市场化机制,组建了全国第一家“摊贩公司”,即温州市民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通过此项方式让流动摊贩成为一个集体,拥有合理的诉求表达机制,减少与城市管理者的冲突与矛盾,增加双方的交流。同时也让流动摊贩实现自我管理,减少自身内部冲突与矛盾,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与周边群众得以和平共处。

(四)丰富文化生活,由种菜卖菜向听曲唱戏转变

SC街道部分老年菜农的流动摊贩行为更多是业余文化生活的缺失导致的,而且处于生计需求。这类情况在其他县市区同样屡见不鲜。由于老年人的身份特殊性,更易激起群众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对于老年菜农的取缔一方面难以改变老人根深蒂固的农耕思维方式,在管理过程中很难得到群众的支持,反而会损害群众对政府的形象。

所以应该从源头出发,丰富老年人老年文化生活需求,让老年人主动放弃流动摊贩销售行为,通过其他方式参与社会交流需求,从根源上解决老年人群体流动摊贩,减少社会冲突与不理解,提升政府管理形象。

参考文献:

[1]刘涛,张钧.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一起食源性伤寒暴发调查报告[J].疾病检测,2010(08).

作者简介:张文斌(1993-),男,汉族,浙江省永嘉人,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公共管理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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