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方 马光威

(1.深圳大学，广东 深圳 518060；2.东莞理工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2019年4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助力《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实施，再次将人口户籍城镇化问题推至社会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并长期生活，他们购买了城镇社会保险，但出于自身条件制约或者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风险的防范，他们不能或不愿将户籍迁入城镇，同时保留农村户籍以及附带的耕地承包权，作为自己生存状态恶化时的退路。对这一转移群体的妥善处理与安排，事关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败，相关研究则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问题提出

鉴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冯兰瑞等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划分为不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土、离土又离乡等四种模式，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中国式道路进行探索。[1]Brauw et al.对“融入型迁移”及“流动型迁移”进行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就业部门的转移本身就意味着“迁移”的发生，这种迁移更显著的表现为地理位置由农村到城市，而在迁移模式上，“流动型迁移”代表着劳动力存在城乡间的流动；而“融入型迁移”则表现为农村劳动力一旦实现了向城镇的迁移，则不再向农村回流与反向迁移，就业与生活均局限在城市。[2]蔡昉等使用“候鸟式”来描述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但最终回归农村的过程特征，认为这种迁移是户籍约束与福利保障缺乏下的一种理性选择。[3]程名望采用Probit计量分析模型，研究了农民工流动性转移和永久性迁移的影响因素及差异，认为生活状况、工作本身和精神生活是影响农民工流动性转移意愿的三大核心因素。[4]然而从转移期限维度来看，现有文献只是对农村劳动力暂时性转移与永久性转移进行区分；显然，这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情况并不相符。本文通过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进行分析(1)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城镇户籍人口60518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发现不能简单的将农村户籍迁移视为城镇化的标志，在所谓“流动性转移”人口中，大量的农村劳动人口通过在城镇就业，长期生活在城镇，不想也不会再返回农村，但是他们依然保留了农村户籍。基于此，本文认为从时间维度来看，“流动性转移”可以细化为暂时性与半永久性两种模式，而半永久性转移已经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可忽视的类型。

具体来看，半永久性转移群体与韩长赋在《关于“90后”农民工》一文中所描述的“新生代农民工”颇为类似。文章提出：“上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当然模糊一点也包含80年代末出生的，可统称为‘90后’，他们算是第三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他们进城打工，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而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把打工作为寻求进城的机遇和途径。简而言之，他们出来打工，根本就不打算再回农村。这批人都念过书，具有初中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具有高中文化。因为有文化，再加上他们是在电视机、手机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比较了解外部世界，知道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农村好，是他们比较坚定的信念。”[5]沿着这一思路，并结合中国社会人口转移现实状况，本文对农村劳动力半永久性转移群体的特征归纳如下：一是转移主体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拥有一定的现代工业或服务业工作技能，基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二是这部分人长期生活就业在城镇，他们没有务农的技能与诉求，对土地没有感情，也没有农业劳动收入；三是转移主体购买了城镇社会保险，但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以便给自己留一份保障。可见，中国农村劳动力半永久性转移群体有别于半工半农的暂时性转移群体，也有别于迁移户籍的永久性转移群体，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

遗憾的是这一转移模式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仅有少数学者对类似问题进行了关注，其核心研究话题是：(1)农村劳动力半永久性转移对社会的影响。(2)半永久性转移存在哪些驱动因素？(3)为什么农村劳动力选择半永久性转移而不进行永久性转移？贾晓华对农村劳动力非永久性转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问题进行研究，指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永久性迁移是适应了市场经济要求，目前这种迁移行为只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畸形状态，最终仍然要促进农村劳动力实现永久性迁移。[6]张学英认为中国农村移民的非永久性迁移行为的致因是多重的，户籍制度只是强化了这种行为选择，并不是唯一致因。仅从取消户籍制度入手来解决非永久性迁移的现实意义不大，并指出稳定的职业是农民在城市生存的经济基础，是实现农民迁移到城市并融入城市且最终定居在城市的根本。[7]朱晓霞认为中国的农地家庭承包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一种生存保障，假如迁移者无法持续工作，在缺乏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福利的情况下，我国农地家庭承包制度可以为其回到农村提供便利性和生活保障，这也是半永久性迁移更具有吸引力或普遍性的原因。[8]张学英认为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使城市和农村户口各自附带的福利项目和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导致农村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农村移民难以真正迁入城市并永久定居下来，最终选择在保留农村户籍附带的土地福利的同时，接受城市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非正规就业。[9]

以上研究成果主要从半永久性转移的存在性和驱动因素等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有学者提出户籍制度不是非永久性转移的唯一致因，另有学者认为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缺失导致转移者对土地的依恋，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路；但相关结论一方面缺少基于现实数据的数量检验，另一方面对半永久性转移未转化为永久性转移归因于城镇社会保障过于简单。为更好地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对前述研究话题进行深化与回应，本文通过构建转移主体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半永久性转移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同时，以中国社会现实调查数据对转移主体的转移决策机理进行实证检验。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进行了如下创新：(1)构建转移主体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半永久性转移的驱动与制约机理进行研究；(2)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决策受城镇工作机会获取难易的影响，在城镇获得相对满意的工作机会越容易，其半永久性转移的意愿就越强。(3)土地资产价值是农村劳动力半永久性转移的乡土情结羁绊，土地财富的合理价值变现可以加速农村劳动力由半永久性转移向永久性转移过渡。

二、理论模型分析

本部分论文建立了一个基于农村劳动力半永久性转移的效用最大化理论分析模型，对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理论分析。通过一般均衡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存在两个动态平衡状态，即暂时性转移与半永久性转移的无差异状态，半永久性转移与永久性转移的无差异状态。本部分主要围绕两个均衡状态讨论模型均衡特征及模型求解。

(一)模型设置

论文借鉴关于农村劳动力终身贴现收入最大化相关分析思路，基于个体生命周期理论构建动态效用分析模型，模型中考虑一个寿命足够长的农村劳动力，在其生命期间至城镇就业赚取收入为w，用x表示其收入分布，x是以稳态分布函数F()描述的非负随机变量，即：F(w)=p(xw)；假定时间是连续的，每一期的长度都是相等的h，则每期的城镇工作实际收入xh。为简化分析，将该劳动者务农收入并入其暂时性转移收入，假定收入现值为常数W，则其暂时性转移总效用可表示为常数U(W)。

考虑到其所拥有的农村土地价值，令其资产存量为k，出租回报率为近似于0的r(0r1)，则其半永久性转移后的流量收入可表示为xh+rk。令其消费流为c，该劳动者的效用函数表示为U=ln(c)。那么，该农村劳动者转移至城镇工作生活的预期终身效用现值可表示为：

式(1)

其中，β(h)为贴现因子，是时间h的函数e-ρh，ρ表示劳动者效用折现率。

如果将转移成本视为城镇舒适生活条件的一种消费，不予以单独考虑，于是其转移决策可以通过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函数来决定：

V(x)=max[A(x)，U(W)]

式(2)

在模型中，劳动者是理性的，终身效用最大化选择是其决策的主要依据。结合前文文献分析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为了使理论分析更加贴近现实，模型同时面临以下假设条件：

第一、不存在资本积累

农村劳动者转移至城镇工作生活，主要受城镇高收入与优越生活条件吸引；但以就业层次来讲，通常其收入仅能满足家庭日常生活资料消费，他们要么将钱寄回农村老家赡养老人亦或抚养子女，要么在农村盖房子将流动资金转化为价值很低的固定资产。同时，少部分有能力在城镇置办产业的，也基本会选择将户籍迁移至城镇，实现了永久性转移。鉴于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为半永久性转移行为，为简化分析，假设转移者不存在资本积累。

第二、劳动者收入符合稳态分布

不论农村劳动者选择待在农村务农还是选择至城镇务工，其收入均能随社会发展呈现出稳态增长的趋势。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暂时性转移者半工半农状态可以持续到其油尽灯枯，半永久性转移者与永久性转移者一样享受到城镇社会保障。因此，模型假设转移者收入符合稳态分布，便于构建半永久性转移者至城镇工作的收入函数。

第三、不能进行农村土地买卖

如前文所述，半永久性转移者之所以不愿意进行永久性转移，主要为了保留农村土地作为自己生存状态恶化时的退路，他们虽然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但不排除他们对土地价值的依恋。为便于分析，本文将转移者对土地价值及其收益的这种特殊情感称为乡土羁绊。如果享有的土地价值可以变现，那么，转移者存在出售土地的可能，这样就彻底切断了其与农村的利益关联。为了确保理论分析更贴近中国社会现实，模型将农村劳动力所属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视为一项财产权利，不能进行买卖。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用最大化推理

基于前文假设，由于不存在资本积累，当转移主体选择到城镇工作生活后，其消费流等于其流量收入，即：

c=xh+rk

显然，c为时间h的函数；k为状态变量。于是式(1)可表述为：

式(3)

进一步可得：

式(4)

农村劳动者是理性的，则只有A(x)≥U(W)时，才会选择转移至城镇工作；存在一个动态均衡状态A(x*)，其选择城镇或乡村生活无差异性。即：

式(5)

求解得：

x*=[eU(W)(1-e-ρh)-rk]/h

式(6)

式(6)可解读为，存在一个城镇工作状态x*，农村劳动者至城镇就业后只要获得相对满意的收入，便由暂时性转移转化为半永久性转移，在城镇长期工作生活。假设该农村劳动者进城务工搜寻到相对满意工作的概率为λh，当h趋于0时，找到相对满意工作的概率服从泊松分布。则该劳动者预期终身效用现值U(W)可表示为：

U(W)=β(h){λhEmax[A(x)，U(W)]+(1-λh)U(W)}

即U(W)=β(h)[λhEV(x)+(1-λh)U(W)]，代入式(6)得：

x*={eλhβ(h)Emax[A(x)-U(W)，0]-rk}/h

根据期望值定义简化：

式(7)

代入式(4)与式(5)得：

为方便分析，上式可整理为：

式(8)

根据贴现因子β(h)=e-ρh。由洛必达法可知：

当h趋于零时，以上两式代入式(8)，得到：

式(9)

在式(9)中，左侧是农村劳动者选择转移与否的效用临界值，右侧是该劳动者在城镇工作期望终生效用现值。式中土地出租回报率r、获取相对满意工作概率λ和效用折现率ρ是系统内生的，土地出租回报率r越高，转移者的效用就越强。只要城镇工作的期望终生效用现值大于效用临界值，劳动者便倾向于转移至城镇长期工作生活，逐步实现暂时性转移、半永久性转移与永久性转移的过渡。

(三)理论模型分析及结论

1.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半永久性转移驱动分析

式(9)中效用与收入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为了进行静态比较分析，对变量进行置换，可将式U(x，r，k)=ln(xh+rk)代入，构建如下函数：

其中，U是关于x、r和k的函数，x、r和k在静态模型中视为既定的外生变量。

计算函数H(U*，λ，ρ)的偏导数，可得：

由于F'(U')=0，可计算：

结论一：中国农村劳动力受终生效用最大化驱使选择转移至城镇寻找工作，存在一个动态均衡状态A(x*)，在该状态下其选择暂时性转移或半永久性转移无差异；农村劳动者的转移决策同时受城镇工作机会获取难易的影响，在城镇获得相对满意的工作机会越容易，其半永久性转移的意愿就越强。

2.基于乡土羁绊的半永久性转移制约分析

假设农村劳动者已经处于半永久性转移状态，那么，其是否愿意获得城镇户籍永久转为城镇人口？部分已有研究文献认为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转移的主要障碍。但近年来随着我国中小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的逐渐宽松，人口城镇化并没有出现井喷。本文沿着效用最大化模型对这一问题继续深化分析。

计算函数H(x*，r，k)的偏导数，可得：

同理可知Hr>0。

结论二：中国农村劳动力受终生效用最大化驱使选择是否在城镇长期工作生活，存在一种动态均衡状态A(x*)，在该状态下其是否选择迁移户籍放弃农村土地收益无差异；在工作获取难易程度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劳动者永久性转移决策同时受乡土羁绊影响，羁绊越强其永久性转移的动力就越弱，保持半永久性转移状态的意愿则越强。

三、实证检验

为验证前文理论分析结论，本节论文采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简称CMDS)，基于多项Logistic模型回归方法对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半永久性转移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回归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国家卫生健康委自2009年起对全国性流动人口进行年度抽样调查，为论文提供了大量详实的基础数据，根据往年调查内容对比，论文选择2017年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去除存在相关变量残缺的部分样本，最终有效样本数量为116773，相关统计特性如表1所示，从性别来看，被调查群体男性占比为57.37%，女性占比为42.63%；从户籍来看，农村户籍占比为94.21%，城镇户籍占比为5.79%；从年龄来看，调查对象年龄最低为15岁，最高为84岁，平均年龄为35岁；从受教育程度来看，被调查群体“初中”与“高中”文化程度占比较高，分别为48.66%与21.29%，年龄在20-30岁的被调查者，学历层次略高于其他年龄段，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为6.88%。

表1 被调查者年龄与性别、户籍分布(N=116773)

借鉴一些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前文理论分析与实证数据，论文选择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因变量(rural labor force)，根据农村劳动力暂时性转移、半永久性转移和永久性转移者具有的特征，对户口在农村且没买城镇社会保险的被调查者，赋值为“0”；购买了城镇社会保险的农村户籍劳动者为半永久性转移，赋值为“1”；已转城镇户口的原农村劳动力赋值为“2”。根据数据统计可知，符合条件的暂时性转移者占比为49.97%，符合条件的半永久性转移者占比为44.24%。

同时，选择年龄、城镇工作收入、受教育程度、乡土情结(拥有耕地、宅基地)、城镇生活成本、融入意愿等作为控制性解释变量，对其影响进行显著性分析，具体指标描述如下：

一是年龄(age)。该变量主要考察转移主体年龄对转移决策的影响是否显著。针对该变量调查情况，20岁以下的被调查者，赋值为1；20-30岁的被调查者，赋值为2；30-40岁的被调查者，赋值为3；40-50的被调查者，赋值为4；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赋值为5。

二是城镇工作收入(income)。该变量主要考察城镇工作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驱动作用。针对该变量调查情况，被调查者平均每月收入3000元以内，赋值为1；平均每月收入3000-5000元，赋值为2；平均每月收入5000-8000元，赋值为3；平均每月收入8000-15000元或更高，赋值为4。

三是受教育程度(edu)。该变量主要考察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转移决策的影响。针对该变量调查情况，被调查者学历为小学文化程度以下，赋值为1；初中文化程度，赋值为2；高中文化(含中专文化)程度，赋值为3；大学文化(含大专)程度，赋值为4；研究生及以上，赋值为5。

四是乡土羁绊(land complex)。该变量主要考察农村耕地或宅基地所有权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针对该变量调查情况，选择“是否拥有耕地”(cultivated land)与“是否拥有宅基地”(Homestead)两个虚拟变量，对被调查者在农村拥有耕地或拥有宅基地，赋值为1；其他选项赋值为0。

五是城镇生活成本(cost)。该变量主要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所受城镇的推力影响。针对该变量调查情况，被调查者家庭月度生活支出3000元以内，赋值为1；月度生活支出3000-5000元，赋值为2；月度生活支出5000-8000元，赋值为3；8000元以上，赋值为4。

六是融入意愿(integrate)。该变量主要考察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转移意愿。针对该变量调查情况，选择“如果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者，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

(二)模型设置及描述

根据指标选择要求，考虑到农村劳动者是否选择转移属于多类别因变量，具有多项非连续分布的特性，本文构建多项Logistic模型(又称Mlogistic)估计方法对农村劳动力半永久性转移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多项Logistic模型是计量经济学非线性分析的重要工具，用途为研究某种现象发生或预测事件发生的概率，常用于劳动力转移相关研究之中。[10]

计量分析实证模型如下：

yi=μ+β1x1i+β2x2i+……+β6x6i+β7x7i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在回归方程中代表是否选择转移，下标i(i= 1，…，116773)代表第i份问卷调查数据；x1表示解释变量“年龄”，β1表示其影响效应；x2表示解释变量“城镇工作收入”，β2表示其影响效应；x3表示解释变量“受教育程度”，β3表示其影响效应；x4表示解释变量“耕地影响”，β4表示其影响效应；x5表示解释变量“宅基地影响”，β5表示其影响效应；x6表示解释变量“城镇生活成本”，β6表示其影响效应；x7表示解释变量“转移意愿”，β7表示其影响效应；μ是残差项。

根据检验需要对调查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由于logistic模型易受到解释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为避免这种影响导致参数估计值方差增大，参数估计量含义失真，通常对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测。论文对选取的7个自变量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见表3。可见，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5处于合理范围，7个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2 变量描述统计表

表3 自变量多重共线性检验表

(三)检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选用软件STATA15.1对数据进行回归，具体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可知，农村劳动力半永久性转移相关影响变量显著性主要表现如下：(1)从被调查者年龄来看，暂时性转移者与永久性转移者受年龄因素影响对半永久性转移者的相对优势比为0.8747与1.0516，且非常显著。说明年龄越大的被调查者选择半永久性转移和永久性转移的概率越高。(2)从被调查者城镇工作收入来看，暂时性转移对半永久性转移者的相对优势比为0.9405，说明被调查者收入越高越倾向于半永久性转移，且统计检验比较显著；永久性转移者受城镇工作收入影响对半永久性转移者的相对优势比为1.0139，但显著性较低。(3)从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来看，暂时性转移者与永久性转移者对半永久性转移者的相对优势比分别为0.6635与1.1997，可知受教育程度越高被调查者越倾向于半永久性转移与永久性转移，且统计检验非常显著。这也非常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4)从被调查者乡土羁绊来看，耕地相对于宅基地影响更为显著。对于耕地，暂时性转移者与永久性转移者对半永久性转移者的相对优势比分别为1.0592与0.8850，且统计检验非常显著，永久性转移者耕地拥有者显然较少；对于宅基地，暂时性转移者与永久性转移者对半永久性转移者的相对优势比分别为0.8797与0.9139，且统计检验非常显著，半永久性转移者拥有宅基地的可能性较大。可知符合半永久性转移条件的被调查者更加关注农村耕地与宅基地，即乡土羁绊越强农村劳动者越倾向于半永久性转移。(5)从被调查者受城镇生活成本影响来看，该因素的检验结果与被调查者受收入影响类似，农村劳动者在城镇的家庭支出越高转移倾向越明显，其半永久性转移与永久性转移的意愿就越强，说明生活支出更高的家庭个人在城镇生活幸福指数更高，转移驱动就更强。(6)从被调查者融入迁入地的意愿来看，暂时性转移者与永久性转移者对半永久性转移者的相对优势比分别为0.8878与1.1514，且统计检验非常显著，融入城镇意愿越强的被调查者越倾向于选择将户籍转移至城镇生活。

表4 关于半永久性转移影响的计量结果

结合前文理论分析，从实证检验结果不难发现：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暂时性转移对比，除了耕地影响因素，年龄、城镇工作收入、受教育水平、宅基地影响、融入意愿以及生活支出等因素均为农村劳动力由暂时性转移向半永久性转移过渡的驱动因素；由于耕地对于农村劳动的重要性，其影响作用较为显著，同为乡土羁绊的宅基地影响作用却未呈现，很好的回应了半永久性转移不涉及宅基地产权的变动；相关影响因素之中，年龄、城镇工作收入与受教育程度均表现得尤为显著。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转移对比，除了乡土羁绊，年龄、城镇工作收入、受教育水平、融入意愿以及生活支出等因素均为农村劳动力由半永久性转移向永久性转移过渡的驱动因素，且教育与融入意愿表现得尤为显著；乡土羁绊对永久性转移的制约作用则得到了验证，实证检验结论与前文理论分析基本一致。

于是，实证可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三：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暂时性、半永久性和永久性三种递进的模式，城镇工作收入驱动农村劳动力由暂时性转移向半永久性转移过渡，乡土羁绊则制约农村转移者由半永久性转移向永久性转移过渡，而转移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融入意愿则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效动力。

因此，正视农村劳动力半永久性转移的存在，有效解决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等潜在制约性问题，推动农村土地财富的合理价值变现，是解决中国人口城镇化问题的关键。

四、结论

本文通过转移主体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模型与多项Logistic模型，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半永久性转移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以期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贡献价值。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中国农村劳动力受终生效用最大化驱使选择转移至城镇寻找工作，存在一个动态均衡状态A(x*)，在该状态下其选择暂时性转移或半永久性转移无差异；农村劳动者的转移决策同时受城镇工作机会获取难易的影响，在城镇获得相对满意的工作机会越容易，其半永久性转移的意愿就越强。

(2)中国农村劳动力受终生效用最大化驱使选择是否在城镇长期工作生活，存在一种动态均衡状态A(x*)，在该状态下其是否选择迁移户籍放弃农村土地收益无差异；在工作获取难易程度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劳动者永久性转移决策同时受乡土羁绊影响，羁绊越强其永久性转移的动力就越弱，保持半永久性转移状态的意愿则越强。

(3)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暂时性、半永久性和永久性三种递进的模式，城镇工作收入驱动农村劳动力由暂时性转移向半永久性转移过渡，乡土羁绊则制约转移者由半永久性转移向永久性转移过渡，而转移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融入意愿则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效动力。

(4)有效解决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等制约性问题，是解决中国人口城镇化问题的关键，对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