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芳山 靳永翥

(1.南昌大学，江西 南昌 330041；2.贵州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拥有璀璨农耕文明的大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一直流淌于整个历史的河流之中，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它为中国人所享用，亦出于中国人之所创造，复转而陶铸中国人。[1]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文件中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化振兴是关键，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2]作为中国漫长农业社会的产物，民间信仰在中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始终被委以重任，呈现出祖先崇拜和神灵敬仰两大信仰系统，有学者指出这两大系统大多数并非“内卷化”的传衍，而是如同春草秋虫般的随遇而安，生生灭灭，并与中国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共生共长。[3]由此，窥探祖先和神灵形成的民间信仰对于乡村秩序和乡村振兴的价值与意义，成为本文的关注点所在。

乡村研究有一条亘古不变的普适法则，那就是任何一项关于乡村的研究都需厚植于坚实的土地之上，只有让理论扎根于沃土，才能使其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释放出自身的张力与价值。结合实践来看，在长期的田野调研实践中，有一个现象一直困惑着笔者：乡村里经常可见一些平时不务正业甚至欺压村民的乡村“混混”在修缮祠堂或者庙堂的时候慷慨解囊，一掷千金。他们平时粗暴无礼，凶恶蛮横，但逢庙或者见神的时候多能规规矩矩地烧香磕头、作揖参拜。本文带着这个问题出发，通过重新审视这些庞杂而又冗乱的现象碎片，厘清这些现象间的内在关联与细微脉络，努力揭示这类民间信仰与乡村秩序演绎推进的深层逻辑，以期架构出一个新时期乡村秩序研究的内生性视野与范式。

二、文献回溯：村落秩序和谱系格局的形成机理及演绎逻辑

关于乡村社会秩序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形态，即演进主义的内生秩序和建构主义的外生秩序。[4]内生秩序端赖于乡村内部人与人之间联系，以及由这种联系所形成的行动能力，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外生秩序源于行政强权的嵌入和制度性的保障安排，是一种人造的秩序。[5]明晰了内生秩序与外生秩序的区别之后，就可以交代本文行文的三件事了：其一，由于本文主题之限，故将研究目光投射于内生秩序之上，对外生秩序不做过多探讨；其二，本文所指的文化是狭义范畴的概念，主要指仪式、象征、神话、信仰、风俗等非正式制度或形式；其三，村落秩序和谱系格局虽具有近乎相同的含义，但本文并没有合并处理，原因在于各自的表现形态有所不同，即秩序强调内在与柔性约束，格局强调外在与刚性制约，只是在探讨过程中一并论述而已。

通过文献回溯，可以看到，日臻完善的乡村内生秩序研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特殊生态图景，各个学者都从各自的学科视角理性地审视乡村内生秩序的形成机理和演绎逻辑，探索其内在本质。综合各个学者的观点，本文于错综复杂的研究中，抽丝剥茧，离析出乡村内生秩序形成及演绎的三条分野与路径：第一，聚焦乡村内生秩序原生动力与本源基础的研究。费孝通以“差序格局”来说明中国乡村社会的形态特征，即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是一种以“自己”为中心，按照亲属关系的远近向外扩展的亲属关系网络。[6]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将乡村社会秩序赖以维持归纳为三个要点：教化、礼俗、自力。[7]贺雪峰指出乡村内生秩序得益于相对自主的地方性规范以及地方性自治组织的强有力存在；[8]第二，围绕乡村内生秩序功能与价值的研究。陈毅指出我国的乡村民主经历了勃兴、衰退和再出发三个阶段，内生秩序与外生秩序共同营造将有助于乡村民主的再出发。[9]丁胜认为乡村内生秩序是一种柔性约束机制，也是秩序格局形成的有力补充，能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乡村的治理危机；[10]第三，结合文化重建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的研究。尹广文着眼于乡村内生秩序的演变和乡村社会的治理困境，将乡村振兴的“三治交融”“协同治理”等治理实践嵌入于乡村内生秩序的研究之中，建构出新时代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11]刘守英和熊雪锋指出在农村发展新阶段，需提高制度安排效能，完善制度供给结构，进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力量平衡，从而形成更有序的乡村秩序治理格局。[12]

整体来看，各个学者都在对乡村秩序进行有益的探讨，其学术研究和应用探讨的热情从未衰弱，并谋划出乡村社会秩序均衡演绎推进的美好愿景。但结合三条分野与路径来看，这块研究图谱仍有诸多罅漏之处，如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演替中，虽有跌宕起伏，但是乡村秩序的形成与历史的发展时刻保持着高度的关联性，遗憾的是，诸多既有研究并未将乡村秩序与历史嬗进历程相结合，致使在论述乡村秩序的过程中忽略了对历史的考量与湮没了对乡土的关怀。鉴于此，这块乡村秩序版图还需持续修补与跟踪研究，这为本文开展下一步研究拓展了充足空间，也为本文牵引出历史检视提供了一个立足点。

三、祖先与神灵：来自历史的检视

历史仿佛有着延绵不断的流转岁月和赓续不辍的前世今生，因此常常被认为是过去事件在事实上的延续，通过对历史的检视，有助于捕捉到历史中那些细微但甚为关键的脉动，揭示其深层次的嬗变逻辑。

(一)对祖先的崇拜

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整个社会是一个以乡土为根基的社会，“落叶归根”“回归乡里”，无论人们走多远，位多高，其“根”在乡村，“魂”在家乡。[13]同时，“光宗耀祖”“认祖归宗”的理念一直延续至今，可以看到，对祖先的崇拜便是这些“根”和“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探析“祖先”对于秩序重构的内在效力，本文将其拆解为如下三个面向。

一是横向的具象化：宗族。班固《白虎通德论》卷八解释宗族：“宗，尊也，为先祖主也。族者，凑也，聚也”，宗族中的“宗”字为祖先之意。宗族网络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先秦至隋唐时期基层乡里制度与上层宗法制度分立时期。西周的宗法制度，为了确定宗族与宗族间的等级关系，将同姓家族组织区分为大宗和小宗，并规定各自的权力、义务、立庙数目、服饰等。北魏初年，孝文帝实行“宗主都护制”，建立了以《周礼》邻、里、族、党制为蓝本的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欲通过宗族力量来加强对地方的管制；其次是宋至明清乡里职役制与庶民化宗族制度兴起时期。宋代中后期实行保甲制，国家权力退缩到县，乡不再是基层行政区域，北宋张载《宗法》提出一系列如“收宗族”“明谱系”“立宗族”等改革措施，都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利用宗族制度来“管摄天下人心”的目的十分明显；最后是近代国家乡村政治与宗族网络融合时期，如光绪帝的“城镇乡地方自治”变法和辛亥革命取消省、县两级，实现区、村自治的改革。[14]在这一具象化向度之下，也衍生了诸如祠堂、族田、族谱、族长、族规、族训等更加微观的具象物，并拥有着一定的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稳定性、联结性等特征。

二是纵向的具象化：家谱。家谱是记录家族世系繁衍发展或功德事迹的特殊文献形式，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产物，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载：“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15]古代的家谱在选官、袭爵、婚姻、社交、财产继承、睦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回顾家谱的演进轨迹，商周甲骨、青铜家谱仅录世系，出现了记录血缘关系和血统世系的谱牒。先秦时期，家谱的作用为证明血统，仅为袭爵和财产继承服务。到了魏晋时期，由于选官、婚姻等活动均看门第，家谱的作用得以增强。宋代之后，家谱在政治生活中不再发挥作用，编修家谱成为家族内部的事情，家谱的作用转移到尊祖、敬祖、睦族上，家谱记录的重点转移到有关祖先、世系、恩荣、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方面。到了明清两代，家谱的内容和结构基本定型，格式大致为谱序、题辞、凡例、谱论、恩荣、图、节孝、像赞、志、杂记、世系录、五服图、领谱字号等。[16]具体而言，如《洪氏宗谱》记载的祖训：“毋以强凌弱，毋以众暴寡，毋以富欺贫，毋以少陵长，毋用诈伪以弄忠厚，毋事诡谲以坏公正”、《辋川里姚氏宗谱》的宗规：“圣谕当尊、宗族当睦、闺门当肃、蒙养当豫、职业当勤、姻里当厚、祠墓当展、谱牒当重”和《戴氏宗谱》中记载的严厉宗规：“罪犯重条，不必送官，或捆埋土中，或捆沉河内”。

三是立体的具象化：习俗活动。《汉书·礼乐志》载：“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其大致之意为不重视丧祭之礼，对逝去的祖先都不祭祀的人，最终会遗忘先人的教诲，变得薄情寡义。可以看到，以祖先为基础的习俗活动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和厚实的生命力，它厚植于中国璀璨的农耕文明，复述和传承着中华文明的集体记忆。以清明扫墓为例，清明节作为一个礼敬祖先、慎终追远的中国文化传统节日，凝聚着中国人尊祖敬宗、不忘本原的乡土气息，而清明节扫墓便是对祖先的一种“思时之敬”。扫墓(亦被称为墓祭或上冢)成为一种习俗活动，可追溯于唐朝，《旧唐书·玄武纪》载：“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迨及宋代，寒食与清明逐渐融为一个节日，以此用来扫墓祭祖、缅怀祖先。[17]《清通礼》云：“岁，寒食及霜降节，拜扫圹茔，届期素服诣墓，具酒馔及芟剪草木之器，周胝封树，剪除荆草，故称扫墓”。此外，这类祭祖习俗还有诸多礼仪与程序，如烧纸钱、挂青、添坟、修坟茔、食祭余等，明代刘侗的《帝京景物略》也有记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

通过扼要的历史考察，对祖先的崇拜所蕴含的内生力量，激发了人们内心中的自我约束和调节功能，从而实现乡村社会成员意识形态和行为选择的规范与整合。具体而言，宗族使乡村秩序得以稳定，家谱使乡村气息得以延续，习俗活动使乡村文化得以传承，同时，这三种具象化形式使乡村社会形成一个“超稳定结构”，即一种基于血缘、亲缘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网络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中，共同体成员在长期互动中形成并强化了风俗习惯、人情世故等非正式制度，正是因为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存在，使得村社文化得以形成，民俗文化得以传承，最终促使着乡村秩序朝着均衡方向演绎发展。厚植于乡村治理场域，不难发现，这样的功能价值放在今天来看，拥有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近乎相同的功效，就这点而言，这意味着可以抽取历史的记忆来为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战略服务。

(二)对神灵的敬仰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载：“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神灵护一方人”，对于神灵的崇拜，在中国的原始信仰中，是最古老也是最直接的。“近山有山神，近水有水神”，传统的人们世代传承着“万物有灵”“万物有神”的信仰观念，天上的风云变幻、日月运行，地上的山石树木，飞禽走兽，都被视为神灵主宰，以至于传统的中国被人称之为“神州”，正如《礼记·祭法》中记载的一样：“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

基于微观视角，《白虎通·五祀》中记载：“五祀者，谓之门、户、井、灶、土”，人们信仰的神灵有驱邪挡煞的门神、守护家庭的户神、辟邪除灾的灶神以及负责井水管理的井神等。在信仰的指引下，人们延伸出诸多对神灵无限崇拜的祭祀方式，如清光绪《石门县志》记载“龙船装设旗帜，鸣金击鼓，齐集龙蚕庙前，谓之龙蚕会，亦击鼓祈蚕之意”的水上庙会形式和将祭、引神、初献礼、亚献礼、终献礼、撤馔礼、送神等祭祀议程。以祈雨为例，中国古代是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人们的生存主要依靠农作物，雨量直接关乎农作物的丰歉，由此衍生出祈雨活动。龙作为掌管雨水的神灵，唐代诗人岑参的《龙女祠》便有记载：“龙女何处来，来时乘风雨”。因此，在过去的农村，很多村落都修有龙王庙，每年六月十八日龙王爷生日这一天，各地都要举行盛大的龙王庙会，先是献上供品，然后烧香跪拜，祈求龙王爷及时行云布雨，普降甘霖，以解救百姓之苦。由此衍生出各类如抬着龙王神庙到各村巡回求雨、请龙王下凡、耍水龙表演等习俗仪式。除龙王爷之外，观音、关帝、土地爷等神灵也都是人们求雨祭祀的对象。[18]

在祭祀活动中，有坛、坎、神、龛、官庙等祭坛，有神马、神像、牌位等象征物，有香、蜡烛、旗幡、令牌等法器，以及有酒菜、纸钱、灵物等献祭物品。同时，祭祀活动有着严格的仪式过程，在一些民间祭祀活动中，祭祀前五天需挂牌、传单、造册、填榜、填祝版、进香、进帛，前三天需张榜、奉祝、戒誓、沐浴、斋宿，前两天要观礼、听乐，前一天要迎牺牲、迎粢祝、习议、省牲、给烛、陈设、视膳、验祭、点榜。[19]《论语·八佾篇》中要求：“祭神如神在”，即祭神的时候就像神真在面前一样。在祭祀仪式的整体性象征符号中，祭祀活动的结构性功能和符号含义逐渐显现，即通过祭祀行动来构建一个“人神共存”的精神世界。此外，神灵的祭祀仪式也衍生出诸多其他活动，如算八字、择吉日、占星、测风水、进香、积功德、相面、求签、烧纸、躲殃、打醋炭、调神、酒扫、献羊、野祭呼魂、烧神化马、神人沟通等。

如果人们只是浮光掠影地看待各类祭祀活动，那样只会被祭祀活动中光怪陆离的祭祀形式和各式各样的祭祀礼仪所吸引，难以提升和抽象出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最终导致对于祭祀活动的认知迷失在迷信、浪费、荒唐等话语之中。诚然，祭祀反映的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信仰，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总体的文化形态和物质精神，祭祀所营造的想象中的世界与社会关系缔结的物资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些神魔交战、热火朝天、信众聚集、大吹大打、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浓妆艳抹”祭祀仪式并非是瞎胡闹和瞎折腾，而是传统结构的稳固和内生秩序的重建，其内在是一种“文化的再建构和再生产”，拥有一定的自发性、民俗性、乡土性、传承性、地方性等特征。[20]

四、案例素描：让田野调查说话

2017年10月至11月，笔者率领团队对江西省进贤县西湖李家村进行了以“新农村文化建设”为主题的田野调查，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在调研过程中，笔者深刻感受到“祖先与神灵”二者所形成的民间信仰对于乡村秩序的形塑作用，故尝试以此为切入口，去探寻乡村社会背后隐匿的大千世界。

(一)范本概览

江西省进贤县前坊镇太平村委会西湖李家村位于青岚湖畔，三面环水，与南昌县仅隔一渡水，是个有着600多年历史、500多户人家、以李姓为主的古村庄。总面积5950亩，上李、下李、涂家三村，常住人口2212人，全村现有耕地面积2900亩，湖泊面积1200亩，绿化面积1850亩，全村经济以农业种植为主。2010年，西湖李家村进行了一系列“祖先与神灵”相关的新农村建设改革，之后，西湖李家村先后获“中国幸福村”“全国文明村”“全国宜居村庄示范村”等荣誉称号。与其他地方建设有所不同，文化一直贯穿在西湖李家建设的主线之中，并着重突出“传承华夏文化，恢复古村精华”的特点。西湖李家的一系列改革为窥探“祖先与神灵”的价值功能提供了现实支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此成为本文研究对象。

(二)实践掠影

西湖李家村在文化方面的建设遵循两个“五个一”路线，古村文化“五个一”：“一部村史、一张村图、一篇村赋、一首村歌、一套村规民约”；节庆活动“五个一”：“一条龙船、一台采茶戏、一个艺术节、一桌年饭、一条龙灯”。西湖李家村建设首先是恢复孝悌文化、农耕文化、节庆文化、楹联文化等传统文化，比如为传承农耕文化，让年轻人知道祖先们用过的农耕工具和生活用具，了解以往农村作坊的各种生产工艺，村里专门兴建了3幢总面积为1000平方米的农博馆，陈列以前使用过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从2006年起，组织专人收集，本村如果有，作价收买，如果没有，就到省外、县外求购，实在买不到的，就请木工、蔑工等老艺人重新制作。通过农博馆的展览，使农耕文化得到了有效的传承。

在国家级生态村建设中，为了使民俗活动得以延续，确定了“龙灯舞、龙舟渡、采茶戏、陇西谱”四个恢复项目。为了恢复龙灯项目，村里派专人外出寻访扎龙头、龙颈、龙尾、灯笼的老艺人，终于打造出一条长达2华里的板灯龙，每逢大年初七和元宵节，村民玩龙灯、庆丰年。2011年，这条龙灯荣获了中华文化促进会授予的文化传承奖。同时，为了恢复龙舟项目，村里购买了4条龙船，从南昌市水上运动学校请教练，专门训练村民划龙船，每年端午节进行龙舟赛。用西湖李家村负责人的话说，“现在我们西湖李家，清明节集体祭祖，端午节划龙船，中秋节烧圣塔，过年玩龙灯、吃年饭、唱采茶戏，每个重要节日都有活动”。

“水有源，木有本，不溯其流则失其源，不序其谱则昧其祖”，西湖李家村在祖坟山前建造了祖坛，用于村民祭祀祖先，还建造了祠堂一幢、祖堂5幢，以教育后人不忘祖先的恩德。村里花了三年的时间寻根溯源，与甘肃省陇西县多次联系，终于把陇西谱联到本村。在《李氏宗谱》中，记载了西湖李家村的建立史与发展史，其中告诫后世子孙不忘本原、思乡念祖的祖训一直传承至今。每年正月初一，村里都要在醒目的地方悬挂陇西谱，以彰显祖上功德，激励后人奋发向上。由于李家村先祖源于甘肃省陇西县，所以为此兴建了陇西堂(又称村祠堂)，堂内张贴了村赋、村史、村歌、村规民约、上级领导和国内外贤达名仕来村视察观光的照片，成为村民聚会和进行传统教育、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此外，西湖李家村有着完善的村谱、村图、村规、村歌、村徽，在全村3条长达4500米的村围墙和265个红石门楼上，都刻有李氏祖先名人的图像及文字介绍。

(三)秩序与格局的演绎

在“先村庄，后田庄，先村容，后文化，再产业”建设理念的引领下，西湖李家村的传统文化逐渐与新农村建设融为一体，成为乡村振兴建设的范本与缩影。在先后建成了陇西堂、古戏台、古门头、乡心亭、万家桥、俊明泳场、农博馆、油榨坊、会议室、陇西亭、沙凼农舍、楹联墙、楹联馆、农夫草堂、游泳场、游艇码头等一批旅游景点之外，还建立诸多配套措施，如纠纷调解机制、村民议事制度等。此外，村里还成立了妇女禁赌会、红白喜事理事会、民事调解会，不断革除旧的文化陋习。通过一系列的建设改革之后，在近几年间，全村无违法犯罪人员，无计划外生育人员，无群体性事件发生，无村民上访，文明村风越来越和畅。用建设负责人的话就是，“通过近几年大家的一起努力，民风越来越淳朴了，村里只有上大学的，没有蹲大牢的，只有互相帮助的，没有打架闹事的，只有尊老爱幼的，没有不认爹娘的”。

“来到这里之后我提出咱们应该走田园化、山水化、农耕文化路线，目标就是把古村神韵、田园稻香、塘中莲藕、山间鹭翔、农家饭菜、湖边泳场等都建设好。在文化这一块，我做了农耕文化、孝悌文化、节庆文化、楹联文化、谱牒文化等，家谱、村谱、村徽、村歌、村规也做了一定的完善，这些东西都很重要，让城里人有盼头，让村里人有想头，我当县长的时候就修县志，当市长的时候就修市志，而我今天来到这里就要修谱。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都要牢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其中，文化自信关乎国家的兴衰、关乎民族文化的传承，因此文化自信是最基层、最基础、最广泛、最深厚的”(访谈对象：南昌市前市长LDL，访谈地点：陇西堂，访谈时间：2017年10月17日)

“我1996年来的这里，当时这里好多都还是荒山，别说修马路了，修条沟沟都很难，自从李市长来到这里之后，就开始搞新农村建设，把我们西湖李家村建好了。在原来，我们这里好多家人户都是打渔而生的，现在我们有好多游客来这里消费，经济好了，我们还得到了分红......现在马路也修好了，好多出去年轻人又回来了，就比如......李市长搞得活动也挺好的，传统的那些节日活动又回来了，大家一起办嘛，热热闹闹，男女老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时候在城里面的人都还会回来一起参加活动”(访谈对象：西湖李家村原老年协会会长WT，访谈地点：红石广场，访谈时间：2017年10月15日)

在笔者调研过程中，对于西湖李家均衡的乡村秩序有三点直观感受：其一，在填写问卷过程中得知有许多当地村民并不识字，也不懂教义，但是在村里的庙堂之中，时常都有人在烧香磕头、诵经念佛和作揖参拜；其二，面对陌生人的突然到访，村民仍然显得十分热情，在访谈完起身走之时，村民给我们团队成员诸多瓜子、板栗、柚子和柿子等当地特产，让我们“兜着走”；其三，笔者在西湖李家挂面馆的走访过程中还注意到向笔者介绍的村民每到一间房间开了灯展示之后就立马关掉，很节约村里的电，保护集体财产。尽管这三点直观感受，难免染有主观臆断之嫌，但通过这种主观性的感受加上客观性的事实陈述往往有助于呈现出真实的乡村秩序全貌，藉此打开一个重叠的乡村世界。有媒体报道，在西湖李家的各个巷子之间，台阶之上都十分干净，却不见一人清扫，足见村民的自觉程度。结合表1所示，也可以从侧面对西湖李家村的乡村秩序加以指标化研判。

表1 西湖李家村考核指标完成情况表

五、索隐与平议：基于祖先与神灵的民间信仰功能探赜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尤其是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与多元文明的激烈碰撞，旧时代旧政权的胥吏阶层逐渐瓦解，乡绅势力也日趋没落，当下之乡村振兴亟需一种不同于传统德治和礼制的全新治理策略。在这种背景下，基于祖先和神灵的民间信仰所散发的功能与张力恰好能补苴罅漏，撬动整个乡村社会运转的内在原动力(如图1所示)。民间信仰也被称为“底层的信仰”“草根的信仰”。就其价值而言，民间信仰发挥作用的空间可能就存在于为现代文明所未触及、难以进入、遗失、漠视、割舍乃至否定的领域。[21]有学者指出民间信仰具有世俗性、兼容性等特征，可以提高民众道德水平，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和丰富节日庆典文化。[22]结合西湖李家村的实践来看，自从恢复了孝悌文化、节庆文化等传统文化，许多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回来了，乡村呈现出一种“逆城市化”的态势，当地经济也在不断提升。此外，结合家谱、村谱和村志等制定乡规民约、风俗习惯和礼俗规则，形成一种传统性非正式制度的柔性约束，与正式制度“谐序共生”，促使西湖李家村内生秩序均衡演绎并持续推进。

图1 基于祖先与神灵的民间信仰运行逻辑理路及功能解释模型

“村里有规定吗？”“有啊，十不准嘛，不准打架、不准小偷小摸、不准乱放牛、不准乱骂人……还有就是游客来了不要吵架，要经常打扫卫生，讲究卫生之类的。”“村里面的那些舞龙灯、划龙舟、百家宴活动您参加过吗？”“都参加过呀，村里面的人基本都参加了，大家都还挺满意的，马上就是重阳节了，村里面70岁以上的都要来搞活动。”“您觉得这些东西有用吗？”“对我自己啊，可能没什么用，但对于那些不好的人的话还是有点用，不管怎么说，村里面的素质还是提高了很多。”(访谈对象：西湖李家村村民WLX，访谈地点：农夫草堂，访谈时间：2017年10月15日)

“我在这里是负责安保的，就是到处看看，一般的话我们5点或者6点就下班了。如果是原来，村里面晚上乱的很，但是这几年的话，村里面都要遵守规定(村规)，不然要遭惩罚，大家都老老实实的，晚上也就安全了，所以我们晚上基本就不用再看了”(访谈对象：西湖李家村村民兼景区工作人员LLX，访谈地点：文化墙，访谈时间：2017年10月15日)

民间信仰是一种古老的信仰，是民间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它深植于民间，延续千年未曾衰竭，其涉及范围之广，根植社会生活之深，其它信仰体系或宗教体系无法比拟。[23]从民间信仰本源性功能来看，传统人们对祖先的崇拜，对神灵的敬仰，主要是基于祛病安康、家族兴旺、消灾辟邪、早生贵子、五谷丰登、逢凶化吉等目的，但没想到的是，这类民间信仰在磕磕绊绊的文明演进中并没有日暮途穷，反而在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背景之下，踉跄前行，反刍着乡村社会以及基层治理体系。但是如果仅把中国的民间信仰看做一种“建制工具”，停留在“功能的素描”层面，难免会失去民间信仰的整体性认知与考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民间信仰这类非正式信仰体系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去摸索，正如金泽等人指出的一样，民间信仰未来的发展和社会作用，不仅取决于文化传统本身，还取决于我们这一代的作为。[24]

六、余论：霓虹灯下农民朴实的灵魂何处安放？

历史悠久、高度成熟的民间信仰体系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是中华文明在中国广袤的疆域上数千年延续至今的具象化体现。本文聚焦于“祖先和神灵”，可以看到，它的产生、存在和演变，均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息息相关。对于文本之前所提的问题，应该看到乡村“混混”拜神、捐钱等行为仅仅是民间信仰的显性表现，其内在蕴藏着这类民间信仰对于乡村内生秩序均衡演绎的密码，作为一种“草根文化”或者“文化遗产”，将其进行合理引导与适度开发，使其为新农村建设服务，最终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不竭源动力。同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乡村秩序构成了村民生产生活的基础，缺乏秩序是村民不能忍受的痛。[5]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下，乡土文化式微，“落叶失去了根”，集市、寺庙、祠堂、戏台、牌楼等民间信仰活动空间日渐萎缩，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看戏剧等传统民间信仰文化活动也在“渐行渐远”，农民的灵魂该何去何从仍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难题。最后，尽管有关民间信仰的现实定位的讨论仍然充满着迷思，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民的灵魂在民间信仰的张力中可以得到解读，只有让农民灵魂有了落脚之处，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中华民族才会有历史深度和前程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