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达

(贵州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一带一路”是中国致力于推进生成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倡议。它提出以来便受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在获得认可、赞誉及吸引他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也遭到西方别有用心的政客、学者、媒体的蓄意抹黑、恶意贬损，而多数易受舆论影响民众则处于“左右摇摆”的“非固定”认知状态。鉴于此，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创新从“文化硬实力”到文化软实力的传播逻辑、凝聚国家正面形象的软实力便极为关键。立足既有特色又可分享的国家治理经验形成构建绿色品牌的“文化硬实力”基础，便是可探索的切实路径。

支撑“一带一路”绿色品牌构建的“文化硬实力”内核，不仅应涉及生态环境领域的狭义绿色内涵，更包含不可或缺的持续、包容、协调、发展等广义绿色外延，同时融入文化元素以便利文化软实力构建。由此，本文着力探讨国内广义绿色治理理念和实践如何助力“一带一路”绿色品牌构建。其一，从横向治理范围上看，广义绿色治理具象化为持续、包容、协调、发展等绿色外延，不仅涉及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环境治理范畴，而且包含处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贫困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大数据治理等领域。其二，从纵向治理流程上看，符合如下广义绿色治理体系的实践均可被视为广义绿色治理，即包括治理主体“可开源”、治理过程“可持续”、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具体而言，治理主体“可开源”意指要建构包括政府、民众在内的协同主体；治理过程“可持续”即是治理方式在兼顾环保的同时还要符合区域禀赋条件以确保治理方略具备政策连续性；治理手段“可多元”意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融媒体等前沿手段创新治理模式；治理客体“可共生”即是实现治理对象(特别是大自然)与人类的“共荣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意指发展成果带来共赢效应。[1]184其三，从整体治理意义上看，可融入文化要素以形成“文化+”的广义绿色治理实践，尝试创新从“文化硬实力”基础到文化软实力传播的治理经验分享逻辑。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文化硬软实力转化的理论框架

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约瑟夫·奈于1990年提出，他将软实力与经济水平、军事实力、科学技术等“硬实力”相比较，认为其集中体现国家的吸引力、影响力、凝聚力。[2]与此相关，本文拟界定的“文化硬实力”，不仅涉及具体的文化样态，还包括治理路径、制度体系、行为逻辑、发展模式等衍生内容。本文希望探讨如何从具体文化内容、治理方式、发展模式等“文化硬实力”，传导至文化发挥吸引力、影响力、凝聚力的文化软实力。循此逻辑，立足国内广义绿色治理经验来探索构建“一带一路”绿色品牌的路径之所以重要且可行，在于持续、包容、协调、发展等广义绿色理念具象生成的着眼生态领域内涵、经济等多元领域外延的广义绿色治理实践，不仅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关键诠释，而且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综合涉及，更是协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逻辑下中国国家治理完善与全球治理创新的探索载体。因此，本文提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建立从“文化硬实力”到文化软实力转化以助推“一带一路”绿色品牌构建的理论框架。

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绿色之路分论坛，呈现“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携手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主题，明确中国致力打造绿色命运共同体。[3]在此，深度发掘“绿色”所具有的持续、包容、协调、发展等重要内涵，将绿色命运共同体关涉方位从生态领域拓展到多元范畴，更有助于绿色“一带一路”的行稳致远，而这尤其需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的生态环境维度便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集中展现。回溯纵向历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凸显了中国对于生态文明理念及实践的日益重视并已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高度。[4]党的十八大使用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新提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要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彻系列理念要求，生态环境、发展建设、技术创新等多元领域实践均已融入绿色元素，如生态红线已设定为地方政府发展时不可逾越边界，“河长制”落定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治水的制度化更新，大数据、遥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手段提升治理效能，“产业的生态化+生态的产业化”助推后发赶超的独特路径，环保法庭创新生态领域的严格法律保障[1]186。概览横向联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在“建设美丽中国”篇章，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五个方面形成系统性内容呈现，而且从生态拓展开来的广义绿色元素更拓展到多个领域。在“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篇章中，强调易地扶贫、生态补偿等脱贫工程；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篇章中，强调包含生态、生物等诸多领域在内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篇章中，强调坚持绿色低碳以建立清洁美丽世界。[5]

在此基础上，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有关国家完善对内、对外治理路径的要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绿色“一带一路”的行稳致远更相得益彰。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凸显中国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逻辑下的全球治理维度贡献中，强调以“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来助力建设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在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多方位探索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行稳致远，恰恰能形成从中国内部治理实践到全球治理贡献再到同步促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治理推进螺旋”，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总结的系统理念、中国广义绿色治理形成的多元实践，便又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可圈可点。“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有待形成更强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而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之下，扭转国际传播失语状态为有效构建中国话语从而塑造有利且有力的文化软实力语境，便是“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关键保障。鉴于此，透视中国内部治理经验的“文化硬实力”基础，呈现以较好平衡发展和生态二元关系为内核的广义绿色治理典型经验，强调“一带一路”将为沿线后发国家带去不同于西方传统路径的更可持续性治理理念设计和实践路径，可形成“一带一路”绿色品牌构建的重要支撑。

正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落实的有效广义绿色治理实践，塑造了可资传播的“文化硬实力”，使得文化软实力中更易构建被外界认可的“一带一路”绿色品牌。按此逻辑，本文融合传播学与地缘政治学的视角来深化治理问题的研究，尝试建构“传播基础-传播过程-传播效果”的从“文化硬实力”到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分析框架。

首先，传播学领域的核心关涉便是文化。知名专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曾对传播的整个过程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开创性地提出谁(Who)、说什么(What)、对谁(Whom)、通过何种渠道(What channel)、取得何种效果(What effect)的“5W”模式，并进一步对传播主体、内容、媒介、受众、效果五个维度进行研究后，得出控制分析(control analysis)、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媒介分析(media analysis)、受众分析(audience analysis)、效果分析(effect analysis)五大传播学研究课题。[6]哈罗德的系统理论构架对学界影响深远，特别从传播学视角出发，更多将软实力能否较好塑造的关键界定为文化传播的有效与否。但追本溯源，传播过程的塑造更依赖于作为传播基础内容的“书写”。由此，哈罗德界定的五大传播学研究课题中，内容分析最为关键，同时其还不应是传播过程中可能加上美化“滤镜”的结果再现，而更需着眼传播以前的原初内容塑造，由此呈现的“文化硬实力”也更具说服力。

国际关系学的地缘政治分析逻辑同样关联文化要素。地缘政治学主要考察国家所处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禀赋对国家的发展、对外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一分析进路可同样深入到国家内部的次级单元，呈现地缘文化研究逻辑：地理区位禀赋形成地缘文化特质，其紧密关联于国家、国家内部各次级行为单元如何打造以独特经济发展模式等为代表的“文化硬实力”、以形象构建等为代表的文化软实力，由此从文化层面形成国家对外政策实施的综合考虑因素。若主要聚焦文化传播过程或者文化传播手段，软实力的塑造可能在某个节点遭遇传播瓶颈；而着眼原生动力的“文化硬实力”思考，即基于文化特质衍生出良善治理路径以带来区位发展的全新面貌，便可形成针对传播瓶颈打造以不变应万变的“硬核”故事。

其次，“传播基础-传播过程-传播效果”分析框架是突破传统认知的创新性尝试。学界一般倾向于认为提升文化软实力以增强国家或地区影响的关键在于传播过程，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更有赖于“文化硬实力”的集聚，由此形成“文化软硬实力”彼此促进的良性发展螺旋。具体而言，可构建“传播基础-传播过程-传播效果”闭环，传播基础涉及打造“内容为王”的“文化硬实力”，传播过程涉及依靠融媒体等前沿多元手段将内容推广至外界，传播效果涉及落实正面形象及文化软实力塑造后的吸引力提升。

于是，融合交叉学科视角、依循创新分析框架，按照从“文化硬实力”到文化软实力的演进，以国内治理经验促进“一带一路”绿色品牌构建的系统逻辑可界定为三个维度：其一，从“文化硬实力”的内容呈现出发，在次国家单元的省级层面，透视何种绿色治理内容可形成“一带一路”呈现于世界的宣传素材；其二，从“文化硬实力”的运作经验出发，透视何种绿色治理方式可充当“一带一路”全球绿色治理可借用手段；其三，从“文化硬实力”到文化软实力的演进流程出发，透视基于治理提升形成的何种省份形象构建逻辑可助推“一带一路”的绿色品牌塑造进路。其中，绿色“一带一路”的文化品牌构建，便可着眼国家内部不同区域呈现的绿色治理路径来思考如何凝聚“文化硬实力”。其一，与“一带一路”内含的多元绿色理念相同，中国的绿色治理也应涉及广义层面，即不仅局限于生态环境，还可基于“绿色”承载的持续、包容、协调、发展等意向，着眼政治、经济等可展现国家较成功绿色治理经验的多元领域。其二，需探索接续中国协调开放、包容并蓄等传统文化，凸显“绿色”意蕴的广义绿色治理理念体系，即治理主体“可开源”、治理过程“可持续”、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其三，承载广义绿色理念，需探索广义绿色治理实践体系，形成支撑“文化硬实力”的“硬核”注脚。作为上述理念的客观具象，近年来实现飞速发展的贵州省，便是值得深入透视的典型案例。

二、贵州以“文化硬实力”支撑文化软实力传播的案例剖析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代表团讨论时明确指出，贵州取得的成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一个缩影。地处中国西南腹地的贵州，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成功实现绿色后发赶超，同时结合广义绿色治理路径支撑的对外形象传播，实现全省品牌塑造的“量变”到“质变”。贵州文化软实力传播的“文化硬实力”支撑经验，可依据从特殊到一般的推广逻辑，按照“传播基础-传播过程-传播效果”的理论进路，形成软实力建设的“中国叙事”，助力“一带一路”的绿色品牌构建。

作为“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三“不沿”贫困地区，贵州历来存在对外联通成本较高的地理空间劣势，随之而来的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闭塞、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贫穷人口较多等地缘状态，又造成上个世纪外部普遍认知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形象写照。同时，历史上“黔驴技穷”、“夜郎自大”等文化负面标签，在对贵州既有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刻板印象基础上，形成贵州“文化不自信”甚至“文化自卑”的内部长期“群体共识”。

进入新世纪以来，贵州依托独具地理空间特色的喀斯特景观和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结合以“遵义会议精神”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文化，打造“多彩贵州”品牌。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文化硬实力”的凝聚方式进一步深化，即不仅从生态景观、民族风情、历史建筑等承载的独特地缘文化形成对外吸引，更呈现较成功的广义绿色治理路径，形成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丰富，对国家全球治理方式的助力。作为后发赶超省份，贵州尤其强调不能先污染、后治理，恪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致力于“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在此过程中，贵州在贫困治理方式上的多元探索，对于大数据理念的率先承载以及大数据治理方式的积极运用，均在近年逐步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热度。于是，2017年贵州出台的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对前期发展路径、治理路径的历史总结和未来坚守，也便可看作形成助力国家“一带一路”绿色品牌构建的广义绿色治理实践体系，从而形成以国内经验助力“一带一路”绿色品牌构建的逻辑图(见下图)。贵州经验产生助力的具体逻辑在于：其一，贵州基于三大战略行动生成“大生态、大扶贫、大数据”的广义绿色治理实践体系，便是“一带一路”可分享给沿线的中国绿色治理典型“图景”，其承载着治理主体“可开源”、治理过程“可持续”、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的广义绿色治理理念体系；其二，贵州广义绿色治理路径，是“一带一路”创新全球绿色治理进程中可综合运用的中国方案，这一“文化硬实力”的关键塑造可成为中国展现给世界的重要传播基础；其三，贵州近年来正面形象的迅速构建经验，形成“一带一路”打造绿色品牌的可借鉴逻辑。在此，作为传播基础的广义绿色治理路径的探索，便是需深入透视点位。

从“多彩贵州”到广义绿色治理路径的探索，贵州一直在创新凝聚“文化硬实力”探索方位，形成助力文化软实力传播的核心支撑。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贵州邻省云南倾力打造“七彩云南、彩云之南”文化品牌，助力软实力传播中的旅游大省打造。而在自然资源禀赋丝毫不逊色的贵州，因缺乏对外宣传的“文化硬实力”内容，一直难以突破文化软实力的传播瓶颈，导致外界保持贵州贫穷落后认知的路径依赖。21世纪初，贵州着眼“文化硬实力”打造，依托独特秀丽的喀斯特自然景观，结合民族传统文化、本土历史文化以及红色革命文化，以旅游业和文化产业为核心，倾力打造“旅游胜地、文化之乡”的“多彩贵州”形象。于传播基础之维，“多彩贵州”依托本土文化优势，将自然地理景观与民族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区域历史文化有机结合，形成“文化硬实力”基础，并推动文化软实力传播；于传播过程之维，“多彩贵州”通过传统传播渠道(新闻、广告、报刊杂志等)，结合数字化新媒体传播途径，以“多元”为导向，多主体、多通道、多样式加以传播，构建“网络化、立体化”的传播矩阵，打造“精准传播”、“多元传播”范式；[7]于传播效果之维，“多彩贵州”使得“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这句极其形象的宣传语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利用本省文化优势打造文化传播龙头品牌产生聚合效应，取得“1+1>2”的文化传播效果，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做大做强”文化品牌，塑造新“贵州形象”，实现“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文化强省”目标。

国内治理经验助力“一带一路”绿色品牌构建逻辑图

党的十八大之后，贵州文化软实力的传播还不仅停留在单一宣传“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的“文化1.0”层面，更聚焦升级版的“文化2.0”领域，即依靠“文化+”新发展模式，结合贵州创新探索的广义绿色治理路径，增添文化软实力传播的“文化硬实力”新内容，于文化软实力的传播中重塑贵州形象。具体而言，基于广义绿色治理理念体系，贵州从“大生态、大扶贫、大数据”“三位一体”层面着力创新探索的广义绿色治理实践体系，并通过“文化+”的方式形成“文化硬实力”基础的全新筑牢。其中，“文化+大生态”维度聚焦绿色传统内涵，而“文化+大扶贫”、“文化+大数据”维度则透视绿色广义外延，贵州的广义绿色治理探索便成为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推进绿色治理创新的典型。

(一)“文化+大生态”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特殊的喀斯特地理环境在造就鬼斧神工、独特秀丽的自然风光之际，也带来诸如山高坡陡、土地贫瘠、水土流失等较严重生态问题。为对接生态环境整治，并更好解决不适宜形成规模经济的地形地貌带来的发展阻滞，贵州各级政府作为推进广义绿色治理的关键主体，在落实改善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也致力于不耽误全省经济增长以“补齐”自身在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盘棋中的“后发短板”。各级政府联动民间团体、社会大众形成的“可开源”治理主体，遵循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治理宗旨，特别着眼承载确保地方发展但不带来环境负外部性的治理过程“可持续”、大自然与人类共生的治理客体“可共生”等广义绿色治理理念，依托本省生态环境优势对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以“文化+大生态”的绿色治理实践走出“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新路。具体而言，除创新“双河长制”水治理等生态治理实践，还结合文化元素提升广义绿色治理的效果。

第一，以“文化+大生态”落地广义绿色治理实践。贵州各级政府针对生态环境治理，除积极引入大数据等前沿手段，提升水、空气等领域的生态治理成效，还依产业的生态化治理逻辑，不断呈现全省产业结构调整的绿色化取向；循生态的产业化治理逻辑，持续探索依托地缘环境生态资源衍生的文旅融合绿色发展路径。同时，贵州通过在公共文化领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科研院校等多家机构一同举办“美丽中国·生态科考”系列活动，致力实现“生态优先、环保先行”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用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核心理念。[8]另外，贵州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作为支撑，调动诸多资源、汇集多方智慧，举全省之力打造“国家公园省”，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传播平台，通过传播过程的相关运作，不仅促进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当地百姓收入，而且让更多的人主动参与到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中来。由此，不仅于传播基础之域增添、夯实“文化硬实力”基础，而且于传播效果之域，在促进绿色产业转型发展的同时，逐步转变先前“以生态代价换取发展指数”的错误理念。

第二，汲取地缘传统文化精华以落实广义绿色治理。贵州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在与自然“身心相依”的相处过程中、在面对“穷山恶水”的生存困境中，逐渐形成带有黔地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生态文化，即在现代化“恶性”开发中，贵州作为一块“净土”实现“自然生态平衡”与“文化生态平衡”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传统文化内容、行为模式是“文化硬实力”的重要组成，其承载的丰富多彩民族文化，又蕴含生态价值观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模式，并因此构成“一套关于生态的核心文化价值观”[9]。毋庸置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生理念是传统生态文化的应有之义。崇拜、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同根同源”以及“万物有灵”等共生理念深深植根于贵州传统民族文化之中，为举全省之力建设好、发展好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提供独到的哲理智慧以及强有力的文化支撑。贵州各级政府有机结合传统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在绿色治理过程中特别注意传播新的生态文化，规范各主体行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实现在传播效果之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省范围的深入人心，“生态贵州、绿色发展”的新形象也得以成功塑造。

第三，在文化宣传领域营造绿色治理广泛共识以扩大治理效果。贵州各级政府积极运用融媒体渠道全方位宣传“生态优先、绿色环保”的新发展理念，把尊重自然、爱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过程“可持续”、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等广义绿色治理理念深深植根群众，使得群众深刻认识到只有像爱惜眼睛、爱惜生命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才能在坚守生态文明底线的同时求得自身发展，坚决不做“以生态代价换取发展指数”的“亏本生意”，坚信贵州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特别地，基于丰富的绿色治理实践，贵州重点打造“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立足这一全国最具影响力且唯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全球论坛，不仅呈现贵州绿色治理路径可供给的“中国方案”，而且在吸收外界实践经验中提升自我绿色治理逻辑，为贵州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借助论坛的高人气营造全省绿色理念的文化氛围。当然，在举办国际论坛期间，贵州也同步凸显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独特治理理念，为饱受生态问题困扰的相关国家提供借鉴。

(二)“文化+大扶贫”

贫困治理是广义绿色治理的延伸领域，特别从治理主体“可开源”、治理客体“可共生”等维度，带来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效果。通过“文化+大扶贫”的新治理模式，贵州各级政府将以往“政治搭台，经济唱戏”观念不断拓展为“文化搭台、政府引导、政策支持、经济唱戏”新思路，引导此前作为贫困治理客体的民众转变成治理主体。同时，贵州着眼文化扶贫的创新过程，增加贫困治理的手段运用，“授人以鱼且授人以渔”，保证“渔”之手段长期持续，带来发展红利的基层百姓精准分享，落实广义绿色治理理念。具体而言，依靠品牌化、产业化的运作方式，将文化优势资源与贫困治理紧密结合，助力群众脱贫致富，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本身也成为对外讲好贵州故事、中国故事的最有力案例，在传播文化软实力、塑造对外新形象的过程中再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品牌构建方面，“锦绣计划”代表性显著。贵州妇女特色手工“锦绣计划”的实施，着力培育贫困户的传统技艺，并将传统优秀民族刺绣手工艺品与网络销售等新渠道，与手工企业、合作社等新主体，与各类博览会、商贸会等新平台有机整合，带来市场知名度满意度较高、产品竞争力较强的本土刺绣品牌。按照产业化的发展思路，以绣娘协会、合作社等为代表的新主体与相关手工企业一并推动贵州民族刺绣产业的发展，在发挥产业效应的同时，不断提高本省刺绣品牌的美誉度，提升本省民族刺绣产业竞争力。在各种精美别致的刺绣手工艺品远销海内外多个国家的同时，贵州实现“传统手工艺+文化传播”的双赢，成功将“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10]“锦绣计划”在发掘、发扬本土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之际，又带动大批贫困户就业，并于文化产品的对外销售过程中传播贵州形象，致力打造蜚声中外的贵州“爱马仕”，从而以商品为载体提升贵州文化的全球影响。

产业发展方面，正安吉他产业值得聚焦。2018年年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世界屏”上赫然出现来自中国贵州正安律动乐器的吉他广告，在这块世界上最贵最大的广告屏上投放吉他广告不仅是贵州正安吉他产业的第一次，同时也是乐器行业广告投放史上的第一次。在“文化+大扶贫”的新治理模式带动下，在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引领下，贵州正安充分利用相关政策支持，倾力打造以吉他加工、制造为主的吉他文化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产业规模大、经济效益高的正安国际吉他产业园，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吉他生产加工基地。吉他演奏的优美旋律与正安群众依靠本土特色文化产业脱贫奔小康的“致富协奏曲”相得益彰，该地不仅为国际知名吉他品牌代工制造，而且按照品牌化的发展思路形成基于本土文化优势的自主吉他品牌，还通过举办“约翰内斯·莫勒吉他音乐会”、组织吉他艺术家街头演奏、举办吉他文化推广演唱会等宣传方式与相关运作，塑造正安“吉他文化之乡”的新形象，取得良好传播效果，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贵州正安依托“文化+大扶贫”的新治理模式，推动吉他工业、吉他文化、吉他旅游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的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吉他加工制造基地”向“吉他文化之乡”的巨大转变，依靠强大的吉他生产、制造工业的“文化硬实力”基础，促进“吉他文化之乡”的软实力传播，形成贵州“文化产业助力贫困地区脱贫”的典型治理范式。

(三)“文化+大数据”

大数据治理同样是广义绿色治理的延伸领域，特别从治理手段“可多元”等维度，带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效能提升。“谈贵州必谈及大数据，谈大数据必论及贵州”，大数据已成为贵州新的对外宣传名片和形象亮点。依靠在大数据领域的优势资源与独到经验，贵州各级政府充分创新前沿科技引入中的治理手段“可多元”等广义绿色治理理念，在“文化硬实力”打造中形成以大数据发展为核心的国家级博览会。除此之外，贵州省内各地区结合当地文化优势，以“文化+大数据”的新治理模式，打造大数据应用示范区、应用产业园(数字小镇)等新型产业园区，不仅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使得以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科技“落地生根”，与本土文化优势相互融合，于对外宣传中塑造“科技兴黔、数据先锋”新形象，让“智慧贵州”成为新的宣传亮点。

作为“老少边穷”贫困区位的典型代表，贵州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薄弱，伴随“工业弱省”、“科技落后”等外界评价而来的便是“封闭落后”负面形象。而大数据多元治理手段的引入，开启贵州新兴产业强省的机遇之窗，同时通过举办“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贵州为大数据行业交流、良性发展提供平台支持，突出自身在大数据产业建设的优势地位，形成全省在大数据领域的话语引领，为新兴行业的前瞻性、战略性发展传播经验、凝聚智慧、发出声音。同时，贵州还充分利用融媒体传播方式；于传播过程而言，呈现“先锋实践者”形象，着力推进“科技兴黔、数据先锋”的治理品牌。于传播效果而言，贵州以“文化+大数据”的新治理模式作为突破口，以本省大数据产业取得的丰硕成果作为宣传动力，逐步消除外界刻板印象、负面评价，形成“工业强省”、“科技大省”、“智慧贵州”的对外宣传新形象。

在利用大数据技术形成“智慧治理”过程中，贵州于全省范围创建5个数字经济示范小镇、10个数字经济示范园区以及10个数字经济示范景区。[11]。

三、从特殊到一般：“一带一路”绿色品牌构建的国内经验助力

在“地缘文化”上并不占优的贵州，通过富有成效的对外文化宣传，从20世纪末开始凝聚“多彩贵州”内核，之后又创新绿色治理路径带来“文化硬实力”升级。贵州探索的广义绿色治理路径，便是“一带一路”可呈现于世界的“动人故事”，其以“贵州的-中国的-世界的”传导逻辑支撑“一带一路”行稳致远中的绿色品牌构建。特别地，贵州的绿色治理不仅局限于生态领域，其深度发掘“绿色”所具有的持续、包容、协调、发展等重要内涵，依托“大生态、大扶贫、大数据”广义绿色治理实践以呈现治理方式的系统提升，并通过“文化+”而实现“文化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良性互构，在落实绿色治理方式的同时完成自身形象转变。

“一带一路”绿色品牌的构建，除同样可从承载广义绿色治理理念的视角出发思考带给沿线后发国家何种中国治理方案，还需基于持续、包容、协调、发展等广义“绿色”内涵思考，同样从“传播基础-传播过程-传播效果”的系统逻辑，助力增强文化软实力传播能力。

第一，以“文化硬实力”的持续塑造筑牢传播基础。需进一步归纳借鉴包括贵州在内的不同省(市、区)承载的较成熟广义绿色治理经验，伴“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中方组织和当地政府、企业、民众都可成为治理主体，针对生态环境治理等狭义绿色领域，以及衍生的贫困治理、社会治理等广义绿色领域，结合大数据等前沿科技手段，在多元治理提升的客观事实中塑造“一带一路”的绿色品牌。

事实上，若从西方更易读懂的理论话语体系出发，世界正面临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和“伊斯特里悲剧”的全球治理困境，前者意指“世界领袖”衰落和新兴大国还未完全成长起来时全球公共物品供应不足，后者意指全球极度贫困人口占比数亿而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却收效甚微。对此，“一带一路”立足国内“文化硬实力”而可对沿线落实的广义绿色治理路径，恰恰能在中国治理方案创新中构建“一带一路”绿色品牌。

一方面，中国正以广义绿色治理应对“金德尔伯格陷阱”。在美国实施保护主义、传统西方大国贡献意愿缺失以及其他新兴大国“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治理背景下，“一带一路”平台正基于治理主体“可开源”逻辑让更多发展中国家成为治理主体，改变此前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而较难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的“参与赤字”，改变此前发展中国家提供和管理全球公共物品意愿及进路不足的“责任赤字”。以充分体现世界各地“代表性”的全球治理新模式，回应伴“金德尔伯格陷阱”而来的“半球治理”缺陷。另一方面，中国正以广义绿色治理应对“伊斯特里悲剧”。针对更为严峻、长年“解”而未“决”的世界贫困问题，中国基于广义绿色治理形成深度贫困问题的解决经验，梳理“精准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全球有代表性的绿色扶贫治理有效路径，借“一带一路”推广世界，努力使其成为转“伊斯特里悲剧”为喜剧的关键“鲶鱼”。

第二，以传播逻辑的创新深化传播过程。借助危机传播管理常用的“二分法”，可尝试在创新“一带一路”形象传播逻辑中引导外界形成客观认知。危机传播管理的“二分法”指出，需于事实之维还原真相、补救利益，于价值之维恢复信任、重构意义。[12]当然，上述逻辑可推广于各种传播领域。如贵州在塑造省份新形象进程中，便于事实之维，通过积极有效的对外宣传，彻底改变“穷山恶水、封闭落后”的外界长期刻板印象，透过文化软实力塑造，为公众呈现真实的贵州新形象；于价值之维，因地制宜利用“文化硬实力”基础，创新绿色治理路径依托，并通过“文化+”的新发展模式，重构作为文化软实力基础内容的非凡意义。相关传播逻辑可运用于“一带一路”回应外界负面解读，特别规避外界可能有关绿色丝绸之路的无知误解、蓄意曲解。

具体而言，一方面，于事实之维，中国需通过广义绿色治理手段的清晰呈现、国内较好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典型案例的客观表达，凸显“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运作能够造福沿线以实现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通过平等协商的多边合作机制，真正实现高水平、深层次、大范围的区域合作，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创新智慧，与各国人民一道共享发展红利、共创美好未来。由此，尽可能改变外界特别是部分西方国家认为的“中国阴谋论”、“中国霸权”等带有强烈偏见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刻板形象，还原“一带一路”倡议为各国谋发展、为人民谋福利、为世界谋和平的初衷，塑造中国负责任、敢担当、有远见的大国形象。另一方面，于价值之维，重构或强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正面意义，强调承载持续、包容、协调、发展等广义“绿色”内涵的中国创新方案，有利于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目标，真正实现“带路搭台、各方唱戏”的共赢效应，化解倡议实施阻力、障碍，消解怀疑、误会以及抵触情绪，借助倡议的实施，提交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第三，以反思研判后的风险应对提升传播效果。着眼最终传播目标，在反思、分析传播成效不足原因中形成风险应对机制。事实上，上个世纪未能充分挖掘、打造“文化硬实力”的贵州，曾陷入贫穷落后形象的传播效果困局，但正是通过对既有发展路径的不断革新，特别通过创新广义绿色治理路径，结合“文化+”形成“文化硬实力”塑造中的文化软实力传播。而贵州重塑对外形象的相关经验可运用到国家形象的外宣进路，特别结合宏观站位进一步打造风险应对机制。

着眼持续、包容、协调、发展等广义“绿色”目标的“一带一路”深入推进，近期尤其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美国特朗普政府为遏制中国而采用贸易战手段形成“极限施压”，特别利用强大国际影响力，通过各种主流传播媒介、自媒体等新兴渠道对中国发动舆论战，基于双重标准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的和平发展污蔑为“谋求地区乃至世界霸权地位”的所谓“中国阴谋论”。美国不断贬损中国的国际形象，将中国描绘为大搞“倾销、政府补贴、违反知识产权、操纵汇率”[13]的国家，基于所谓的“公平贸易”指责中国利用黑客“窃取知识产权、专利技术”，对“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带来负面影响。

对此，中国需形成传播风险应对机制，本着“清者自清”原则，利用国家海外宣传媒体(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环球时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各种世界主流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以及其他国际传媒途径，对美国故意贬损我国形象的做法进行有理、有据、有节的系统应对，于事实领域还原中美贸易战真相，使得美国“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积极宣传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和平发展坚守，强调“一带一路”承载的持续、包容、协调、发展等广义绿色目标旨在反制逆全球化行径。中国需以文化软实力传播作为突破点，重点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中国构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作出巨大努力的“中国力量”、为应对全球治理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国经验”以及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问题提出的“中国智慧”等中国贡献。特别地，中国还需立足传播基础层面的“文化硬实力”，构建传播的良性循环体系，对国家形象宣传过程中产生的良好传播案例进行复制、分享、“再传播”，发出“中国好声音”，重塑国家对外形象。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黄帅，为本文的写作作出了贡献，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