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明远

昨天噩耗传来，老同学陶卫走了，不胜悲痛。七十年的老同学啊，又是一起在教育战线工作中的老战友啊，就这么走了！回想过去，不禁浮想联翩。

想起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在和平门外老师大校园里的生活。我在教育系，他在化学系学习。虽然不是同一个专业，但那时学校里学生很少，全校只有一千多名学生，而且几个文科系都在文化街二院上课，在和平门的同学就更少了，所以我们彼此非常熟悉。他毕业以后留校工作，我因去苏联留学，1956年回来也留在北师大工作，又同在一个屋檐下。

1958年5月，北师大党委派王焕勋教授到师大附中任校长兼支部书记，开展“教育大革命”。暑假，又派了陶卫等约40名师生去附中搞“教育大革命”。王焕勋邀我去帮助他设计教改方案，结果把我留下任教导处副主任。留下的还有陶卫任副主任和几位师大应届毕业生。当时教导处主任蒋伯惠同志因病休息。学校具体工作基本上由我和陶卫负责，陶卫负责教学和高中，我负责班主任工作和初中。从此我们又在一起，整整工作了四年。我们配合默契，合作愉快。我因为留苏耽误了入党，还是他和钱曼君介绍于1959年在附中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陶卫工作认真，深入课堂，狠抓教育质量。那时北京市三足鼎立，师大附中、女附中、四中是最有名的学校，轮流获高考第一名，竞争十分激烈。1960年师大附中在陶卫的带领下，竟然争得北京市高考第一名，大家都非常高兴。

我和陶卫不仅工作在一起，生活也在一起。那时师大附中只有一幢教学楼，学生基本上都在平房的教室里上课。学校没有暖气，冬天每天早上先要生火取暖。烧的是煤球，那时还没有蜂窝煤。我和陶卫同住在南面教师宿舍的一间平房里，每天要生炉子。我是南方人，开始不会生炉子，陶卫教我，总算学会了。但有时到晚上下班，炉子已熄火，懒得再生火，两人就在冰冷的屋子里睡起来。我们在那里同屋住了两年，等他夫人陈俊恬从苏联留学回来，我才把宿舍让给了他们。

1962年我被调回了北师大，他一直留在附中工作。“文革”中受到很大冲击。改革开放后，仍意气风发，担任附中校长，恢复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为附中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1984年，我任北师大副校长，负责附属学校的工作。为了加强附校及师大与中小学的联系，学校成立了教育处，我就邀请他来任教育处处长。他帮助我做了许多工作，减轻了我的负担。1985年，北京燕化公司希望北师大帮他们办一所中学，以稳定那里的技术干部。我和陶卫应时任燕化公司党委书记吴仪同志之邀，访问了燕化公司，当场就无条件地约定创办北京师范大学燕化附属中学，并决定由陶卫负责筹办。从此陶卫与公司领导选校址，盖校舍，招聘校长、教师。学校盖起来以后，燕化公司聘请他任名誉校长，他又帮助学校设计建设方案、学校规程、课程改革、教师培训等工作，可以说费尽心血。这是北师大第一所与企业合办的学校，现在北师大燕化附中已经是北京的示范高中。他为学校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我想北师大燕化附中的师生们一定会怀念他。

20世纪90年代初，师大撤销了教育处，陶卫转入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陶卫与所长闫金铎教授开展了“五四”学制的研究，与学科教学论的专家们共同编制了一套“五四”学制用的教材，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教材是当时提倡一纲多本时全国八套半教材中的一套，专供地方“五四”学制使用的教材。这套教材在山东诸城、湖北沙市、黑龙江等地使用了约十年，直到新課改开始才停止。在试用这套教材过程中，陶卫带领编书的老师们跑遍了试点的各个省市，向他们介绍教材的特点，帮助他们培训教师。当时还没有高铁，有一些乡村甚至没有公路，工作条件十分艰苦。陶卫那时已年逾花甲，但仍旧热情地奔跑在教育第一线。

21世纪初陶卫退休以后，退而不休，仍然担任北师大培训机构的专家顾问，为培训机构出谋划策、做讲座。他又受邀担任北京中加学校的首任党支部书记，为中加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了贡献。

陶卫是北京市名校中的名校长之一，为人正直，待人热情，做事真诚。他满怀教育热情，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北京市基础教育界有很高声誉。他的讲座既有理论又有实际，讲话生动，很受老师们的欢迎。可惜晚年患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淡出了教育界的视线。前年我去看他，他已经走路困难，无法出来活动，心情有点郁闷。我劝他好好休息，保养身体，没有想到他先我而去。悲伤之余，为了纪念，我就写一点这些琐事。

2020年6月9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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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卫

1930年5月4日—2020年6月6日。195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普教处处长。陶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燕化附中的创建者和名誉校长，也曾担任北京中加学校首任支部书记。

陶先生长期致力于基础教育“五四”学制及相关教材的编写和研究工作，为此付出毕生心血。陶先生的一生，体现了一位教育家的情怀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