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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媒体环境下信息贫困问题的成因分析与反思

2020-07-30吴朔

企业文化 2020年18期
关键词:鸿沟媒介受众

吴朔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学者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以表彰他们在解决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

其中《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是班纳吉和迪弗洛的研究成果之一。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处在贫困状态中的人和普通人在欲望、弱点以及理性的层面上,差距并不大。而关键的区别在于,贫困的境遇,导致穷人接受信息的渠道受限,造成许多小错误,并产生恶性循环。比如没有收入来源自然就没有退休计划,不识字自然无法看懂拗口的健康保险产品,普通人所忽略的小错误、小问题,往往在穷人的生活中成为关键问题。

这一现象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领域同样存在。

一、数字鸿沟的存在加剧了“信息贫困”

数字鸿沟最早源于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于《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是指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区、个人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趋势。数字鸿沟是信息时代的全球问题。经济社会地位高的人基于他的社会地位、拥有資源、知识水平等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好地整合、运用、处理各种信息技术,相反,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由于上述原因却不能很好地接收和处理信息,这就意味着他们很少有机遇参与到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当中,也很少有机遇参与到在线的教育、培训、娱乐和交往当中,二者之间的信息差距进一步拉大,造成了社会经济地位低者的信息贫困。

二、对“信息贫困”问题的反思

两位诺奖得主谈到,“要帮助穷人摆脱贫困并不容易,需要抱着“万事皆有可能”的态度和一点儿援助,一条重要的信息,一点推动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当前全球信息化传播的大背景下,基于数字鸿沟所产生的“信息贫困”,传媒从业者、渠道供应商、受众、政府都应对这一问题予以重视并积极应对。

从传媒从业者层面来看,从“把关”到“看门”,地位发生变化,但作用发挥不能变,媒介履行社会责任和坚持行业自律应该更强。信息技术的发展,公民舆论赋权的加大,让大众传媒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过去议程设置、建立新闻事实框架的“把关人”,转变为被大众反议程设置,在海量信息中“划重点”的“看门人”,传统媒体地位的变化和大量素质良莠不齐的自媒体兴起,让许多传媒在利益、眼球经济的驱使下,弱化了传媒自身应履行的社会责任,一味地对公众“投其所好”,满足其猎奇心理,造成了传播内容的庸俗化、娱乐化,使大众沉迷于表层信息、娱乐信息的接收与满足当中,逐渐丧失了主动思考能力,并且没有意识到这些毫无营养的信息对其社会生活并没有任何的帮助。这种基于传媒的原因而造成信息富者和信息穷人之间在接收信息质量上的差异,使数字鸿沟被逐渐拉大。彭兰教授在《2018年中国新媒体市场发展报告》中指出,优质内容仍是传媒市场的刚需,“五环外人群”、中老年新媒体用户市场还存在被专业媒体忽略的现象,作为负责任的媒体,应该回应每一个社会阶层的痛点与诉求,为不同群体生产优质内容。传播先驱拉斯韦尔为大众传播定下的三项传播功能:环境守望、社会协调、文化传承在当下的信息时代同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适用性,不管是大众传媒和还是自媒体,都应该对此做深刻思考,切实履行起媒介的社会责任。

从渠道供应商层面来看,传播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要在经济收益与社会效益的权衡中找寻好新的支点。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流程,以社交功能为主的信息平台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首要渠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加持,让传播手段锦上添花,用户画像更为清楚,用户需求更容易得到满足。精准的用户画像可以带来可观的流量和广告变现,但由此带来的信息窄化、信息茧房等问题,作为在新媒体环境下真正起到信息把关作用,采用算法推荐来左右用户信息获取的“渠道供应商”,应在经济收益与社会责任的权衡中多深入思考,真正建设起负责任的大数据信息平台。

从普通受众层面来看,个人媒介素养的提升是缩小“知沟”差距的关键。媒介素养是受众充分有效地理解和使用大众媒介的能力,指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反应能力。在被海量信息充斥的当下媒介环境中,这种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受众对于信息不能一味地盲信盲从,要多问问为什么,要多运用理性思维去思考,不要一味地诉诸情感,要保持与信息媒体的连接频度和深度,避免在互联网强互动下产生倦怠和压迫感,线上过度连接对线下连接的挤占等问题,当前,“反连接”增长可以看作是受众群体在媒介素养提升方面的一种自我反思。

从政府监管层面来看,激发产业活力与加强行业监管应“双管齐下”。传媒系统内嵌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当以数字经济为主要驱动力的信息社会进一步向3.0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从规则制定、行业准则等宏观层面进一步加强对媒体内容和数据的监管,相关的政策应更加细致完备,特别是对个人信息保护与跨境数据流的监管将是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此外,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应大力扶持传媒公益事业的发展,为受众提供内容优质的、形式多样的、贴近生活实际的信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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