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

摘 要：叶适是南宋有名的学者，史学造诣很高。在历史发展学说方面，他主张教化定风俗、人决定国家存亡、人性皆有善恶、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在历史编纂方面，他坚持“为文关事教”的史学目的论、五经皆史的史学性质论、提倡“古史法”的写作论。

关键词：叶适;历史发展学说;历史编纂理论;教化定风俗;人性有善恶;为文关教事;五经皆史;书法;史法

关于叶适的生平和著述，前贤颇多论述，兹不赘述。他是南宋永嘉事功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宋史》本传赞他“为文藻饰英发”;《宋元学案水心学案》赞他“异识超矿，不假梯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他“所论喜为新奇，不屑扯拾陈语”，评价非常高;《黎刻水心文集序》赞他“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于求贤、审官、训兵、理财，一切施诸政事之间，可以隆国体，济时艰”。关于他的史学成就，《水心文集序》说他“本之圣哲而参之史，先生之文也，所谓大成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一、 历史发展学说

（一）存在与意识关系论

1. 风俗论：教化定风俗

就道德而言，叶适是古史黄金期论者，认为“三代之后，世远俗坏”，同时又提出，“治变而世变，世变而俗成”，教化可致风俗变化，时间长了又会冲淡，因为各地习俗不同，风俗很难达到一齐，“风俗之难同也，以其陋而远，虽道德大备之世，莫或齐焉。”江汉蛮荆杂乱，从虞夏时代开始，治理与中原略同，从周以后增加仁义，施行教化，使他们有所服从，但由于遥远而难以成就忠哲志义之士，“至能使江沱之媵躬无怨之劳，汉广之女息游者之思，歌于《正风》，号登太平，然而国别土断，卒无卓然以忠哲志义之材自成者。”及楚国治民，纵横吞灭，君臣暴诈，孙卿、屈原以“议论风旨为天下师”，荆楚之风盛行，“兰芷芳洁，宝璐照耀，而楚之文辞尝盛矣。”从前和平专一，合于《风》《雅》，“或不知其善”，而悲愤刻约，而《风》《雅》为丽淫，千年之后，成为楚风，“亦不自悟其失也，隨习迁改，千载之后，总为楚之材”。虽周礼全备，江汉之民最后沉溺于荆楚之习不能自拔，“周道之备也，江汉之民，虽观感其善性而未能成材。逮王泽之衰也，反沉溺于荆楚之习而不克自振。”宋都南迁，教化南移，“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以辅人主取贵仕，而江汉盖鲜称焉。”汉阳以遗音考察，正是《召南》汉广之地;而岸南鄂州为今之大镇，王师屯驻，通阓大衢;而汉阳因其民风淳朴，士大夫多来居住，汉阳“独力渔勤稼不以走集逐利相夸诩，士大夫以其俗静而朴，往往舍鄂来居焉。”

2. 唯物主义

叶适反对天命论，指出“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后者指人心所求。

人决定国家存亡，“存亡之数，天也;使国之存亡者，亦天也。”“天下之祸无大于莫之使而自亡;自亡者，非天也，其人而已矣。”“其遂至于亡者，岂非莫之使而自亡，非天之命而其人之罪者。”

批判灾祥福瑞。转记秦始皇时期四次彗星现，“秦始皇7年、9年、13年、33年，彗星纵横竟天，不独告六国灭，亦告秦亡也。”这可能是巧合，叶适没有明说。

“斥汉人言《洪范》五行灾异之非”，批判刘向为王莽考灾异著《五行传》，并引《洪范》中大禹与箕子的原话驳斥灾异论，“禹之言略，箕子之言详，然则天之所赐，非有甚异而不可知者，盖求易惑而道难明，以情为悖者多。”“箕子劝武王修禹旧法，正充别条叙，粲然如指掌，学者失其指，方以为奇计秘传，流转迷妄，沦于下俚，而非圣贤之所尝言，使私智臆测开凿于后，既相与串习，而别于其间自为中庸，此大道之所为隐而非有隐之者也。”

晋正始8年日食，皇帝问群臣得失，蒋济乱言灾异，叶适批判道，“就如济言，则天曾不为弑逆不臣者（司马氏父子）示变，何也？”

批判魏收序拓跋氏先世为天女之子，“又十三世而至洁汾，以天女之子为子，是为力微……乃复有此事……不知收何所考信而云然也。”

隋文帝篡周，昌言福瑞，叶适批判道，“（文帝）恐群情未惬，多说福瑞以耀之;造作而进者，不可胜计。”至于《唐书》多记灾异，叶适仅仅录之而已。

中国古人认为自然或人为的灾害以及天文异常、社会异象等是灾异。在古人看来，灾异包含天意，是天对人事不善的谴告，或预兆人间的凶祸。叶适不相信灾异，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也不可能给予科学的解释。

（二）历史发展主体论

叶适主张人性有善恶，而且事关教化，“孟子性‘善，荀卿性‘恶，皆切物理，皆关事教，未易轻重也。”认为“有己则有私，有私则有欲”。人都会极耳目之欲、是人之常情，“随耳目之愿于无穷，人之常尔。”认为颜回“人欲之累尽矣”;认为普遍情况是“闻人之非己也必以为惧，闻人之是己也必以为喜”。主张“人情欲永逸”“人情见美则必好”“积安之久，素所不习，耳闻目见，素所生疏。”“义勇而先，利怯而后，君子也;小人反是。”臣子需要“忘己体国，不私一身，以自循而与公家相为先后”。士一定要有贤德而不必至公卿，“士患不贤与无德;贤有德矣，进而至公卿之位，则为其事而不至者也以为有命焉”。流俗认为贫贱不如富贵，贤而贱不如贤而贵，有德而富远远超过有德而贫，流俗为害至大。豪杰特起之士，必须正其性命之性，中和“常制气血之偏使”，理义“常行利欲之交习”。

（三）历史发展模式论

1. 联系的观点，“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即于古人之心矣……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矣”。古今人心相同，这是无异议的;至于历史发展的一些普世法则，则古今是可以借鉴的。

2. 辩证法，“抑久必纵，纵久必抑，二者相盛衰”。“仇者，亲之对也;逆者，顺之资也”。“暑，阳之盛也;寒，阴之极也。阳之复也，不能为暑而能听于寒。”总结宋王朝收兵权抑制割据时说，“有大利必有大害”，宋因此地方无军队导致空虚，北方民族入侵。

另外，在历史发展动力论方面，叶适看到人才的重要性，“臣闻欲占国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离合为验”。“图此大事，莫先人材”。

二、 历史编纂理论

（一）史学目的论：“为文关教事”

叶适忧国忧民，治学“务实而不务虚”，反对空谈性命之学，“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永嘉之学，弥纶通事变，因此，叶适非常留意现实问题，“昼诵夜思，审观天意，稽考人事”。“臣窃尝悲当世之故，而其义不得以尽言，请泛论前世帝王得失成败可考之迹，以见其意”。“至于经国之规，御世之要，切近而不为陋，宏阔而不为迂，盛衰之相因，治乱之相易，若此者臣皆有以发之”。

因此，叶适治史，十分留意典章制度。他批评王通不能将一代典制详其本末而为后世借鉴;批评《史记》记载商鞅变法太过简略，讥讽《史记》传写司马相如附录《子虚赋》;认为《春秋》可以为当世提供借鉴，“其用于当世以为援据折衷者，《春秋》而已”。推崇《左传》选材，“左氏于晋楚称霸，立法定制，皆明著其故，及其他诸侯小小变政易令，亦以载之。此史家大事，记注者之所事也。”“左氏之所承者，将以翼扶《春秋》以待后世之择也。”

（二）史学性质论：五经皆史

孔子之前仅有“统记之学”，论述“古今”，也就是史。叶适说：“孔子之时，前世之图籍具在，诸侯史官世遵其职，其记载之际博矣，仲尼无不尽观而备考之。故《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五经都是史，只是体裁不同。比如，“《易》者，易也。夫物之推移，世之迁革，流行变化，不常其所，此天地至数也。”讲的是历史变化规律;《书》“录上古帝王，于其兴事造业，布政出令以经理天下之际，始于受禅，终于征伐。”记三代兴衰;“言周之最详者，莫如《诗》……故夫学者于周之治，有以考见其次第，虽远而不能忘者，徒以其诗也。”《诗》当周史看;《周礼》为“六卿之书”，“其于建国设官，井田、兵法、兴利、防患、器械、工巧之术咸在，凡成康之盛，所以能补上世之未备而后世之为不可复者，其先后可见，其本末可言也。”这是各种制度的史料汇编;至于《春秋》，叶适则明说为史，“《春秋》名经，而实史也。”“按《春秋》，诸侯之史，二百余年间，年时月日皆素具，非孔子特详之。”“《春秋》所以讥刺挹损，皆衰世之事也。”

（三）写作论，提倡“古史法”

1. 关于“书法”问题

叶适两书中5此提到“书法”问题，有二种书法。第一种是古书法“据事直书”，左氏所言书法“皆旧史文”，《左传》“凡悉本旧闻……亦当时书法也”，也就是直接录可信史料，如董狐书赵盾弑君、齐太史书崔杼弑君。第二种是孔子书法，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具体说就是“载事必有书法，有书法笔有是非……以善恶为是非者史官也……史有书法而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记、存旧章、录事变也。”孔子对于古书法的改造是“于其义有所不尽而发之，理有所害者更之……既已修订，则旧史之书法即孔子之书法。”古史法由仅能“劝善”轉变为“劝善而能惩恶”，由“章大烦直”转变为“微曲婉美”，因此赞美“孔子以诸侯为史，时比岁次，加以日月，最为详密。”同时也批评孔子“春秋笔法”，认为《春秋》叙事太过简略，特别对“为尊者讳耻，贤者讳过，亲者讳疾”颇不以为然。推崇《左传》保存的古史法，“简书具存，实事不没，大义有归”。其“载旧史之实……重举经文，贯通本末，自以为经纬”，亦经亦史。

2. 关于“史法”问题。

叶适两书12处提到“史法”问题。

叶适同时提出“经法史法”，“经法史法，孔子所加损焉者慎矣，经师之传，学者亦慎焉可也”，但是什么是“经法”，他没有明说。

古“史法”坏于司马迁，“史法之坏始于司马迁”，“司马迁创本纪、世家，史法变坏”，因为纪传体太过于重复，“然均之一事，表既谱之，纪复记之，世家列传又审明之，参互错综，十数见而犹未已。”

“古有史法”，第一步写历史就是编辑前人记载的史料。左氏具载赵盾弑君为古史法，“《春秋》法本旧史法”。孔子作《春秋》，旧史料具在，孔子可以参考，而司马迁作《史记》，尧舜以前、五帝三代遥远无可考，夏商残缺无可证，周享国最长，去汉未久，司马迁竭力搜罗诗书，而古史法止于此。“及孔子以诸侯之史，时比岁次，加以日月，以存世教，故最为详密。左氏因而作传，罗络诸国，备极巧妙，然未有变史法之意也。至迁窥见本末，勇不自制，于时无大人先哲为道古人所以然，史法遂大变，不复古人之旧。”至陈寿而史法不存，“陈寿虽著《魏书》，然有汉则无魏，而其事词错杂，使后世无别，史法不复存矣。”

古有史法第二步就是纪事本末体裁。“按尧舜三代史，今存者维《书》，其载事必具本末。《春秋》，诸侯史也，载事不能自通者，左氏必以传维之，亦所以具本末也;孤行无本末，以类例为义，始于《公羊》，董仲舒师之，于是经生空言主断，而古史法没为不见矣。若夫司马迁变史，则又不然。《纪》《世家》，君也;《传》，臣也。各因其人以著其事，非如上世史，因事以著其人”，进而批评欧阳修“三者不备考，杂而用之”。表扬司马迁设诸侯表，“存古史法”;表扬李焘《续通鉴》，“《春秋》之后，财有此书”。多所批评司马迁和魏收，虽不尽允当，可以看出叶适的批判精神。

另外，在史料论方面，叶适的怀疑精神也值得称赞，比如认为五经非孔子所作，左丘明不是《国语》的作者，考订子思生卒年月等非常精审。

参考文献：

[1]叶适.叶适集[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10.

[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