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协同福利体制与应急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跨界危机中的制度衔接
2020-07-13郑彬睿韩克庆
公共行政评论 2020年3期
关键词:疫情
郑彬睿 韩克庆
一、问题的提出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更对人类发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传统的风险管理、危机管理和应急管理,已经难以完全适应此次疫情带来的跨界危机,因而仅用传统或单一的视角,难以处理这场日益复杂的跨界危机。
与2003年“非典”相比,我国抗击此次疫情的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都有了极大提高。我国疫情发生后,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一是疫情适应期。新冠肺炎是一个全新病毒,其主要危害性和传播途径等,需要一定时间观察和研究。在这一时期,我国一边寻求治疗方案,一边对新冠疫情进行控制。其二是快速防控期。随着对病毒特性的逐渐掌握,我国快速反应,利用强行政动员手段,充分发挥体制优势和制度优势,通过封锁武汉、修建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等措施,快速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此次疫情中所采用的行政动员和其他非医学手段,对最终取得抗击疫情的决定性成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体而言,跨界危机治理特征的举措包括:首先,通过建立中央新冠肺炎领导小组,全面加强中央对全局的指挥和把控能力,从而组织起一场国家层面的疫情阻击战。其次,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便于各行政职能部门之间协调配合,应对不断上升的疫情防控和其他相关次生灾害所造成的需求,同时保持与公众的有效沟通,及时发布疫情最新数据和防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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