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帅

摘要：《战国策》《史记》两部著作皆记载了秦国宣太后、赵国赵太后、齐国君王后三位执政太后的相关事迹，但是针对同一执政太后，两书作者所写的事迹有一定差异，执政太后展现出了不同的形象，体现了两书作者对执政女性的不同态度。造成这样差异的原因是《战国策》《史记》两书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的思想观念不同。

关键词：《史记》;《战国策》;女性观

太后，这一称号始于秦昭王时期。帝王的权利本来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太后作为帝王的母亲，帝王在太后面前有为人子的责任，太后可以说是古代女性中权利最高的。先秦两汉虽然已经是父系社会，但有的太后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父权社会中拿过权杖，执掌国政。

在《战国策》的太后中，有过执政经历的太后为秦国宣太后、赵国赵威后、齐国君王后、宋国宋太后。《史记》中有过执政经历的太后为秦国宣太后、帝太后，赵国赵威后，齐国君王后，汉代吕后。在普遍认为“女性是弱者”“重男轻女”的中国古代社会，执政太后们不仅是参政，更获得了本来牢牢掌握在男性手中的权利，她们的女性身份给她们的执政带上了一层特殊性。本文拟通过对《战国策》《史记》共同记载的三位执政太后，即秦国宣太后、赵国赵威后、齐国君王后的事迹比较，探讨《战国策》《史记》作者对同一执政太后形象刻画的差异及其成因。

一、《史记》中执政太后形象

（一）专权私通的宣太后

《史记》对于宣太后的记载主要集中在《秦本纪》《穰侯列传》《范睢蔡泽列传》《匈奴列传》，全部为第三人称记叙，没有任何关于宣太后的直接描写。由于昭王继位时年幼，因此宣太后代为执政，但昭王成年后，宣太后也没有将权力完全交还给昭王。昭王三十六年，魏国的范雎到秦国游说秦昭王加强王权，之后宣太后被废。

《匈奴列传》记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1]6541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并且生有二子，然而在秦昭王三十五年，宣太后却将情夫义渠王骗到甘泉宫杀之，趁机讨伐义渠，得到了大片土地。在此司马迁似乎只是客观地陈述事实，没有表现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但是可以注意到，司马迁在描述宣太后和义渠王关系时用的是“乱字。《左传》关于女性的非正当性关系都是用“淫”“乱”“嬖”等词来形容的，目的就是强调这样的行为是卑贱的，不符合礼法的。由此可以推测司马迁对宣太后私通义渠王从而获取利益的行为似乎并不赞赏。

（二）袒护幼子的赵太后

赵威后是赵惠文王的王后，赵孝成王的母后。赵孝成王继位时尚且年幼，由威后代为执政。秦国看赵国现在是孤儿寡母在执政，趁机出兵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一定要赵国的长安君到齐国做质子才肯出兵。长安君是威后最疼爱的小儿子，威后坚决不同意，大臣轮番劝谏也劝不动。大臣触龙对威后循循善诱，“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威后现在给长安君肥沃的土地和财宝，可是威后百年之后，没有任何功劳的长安君如何在赵国立足，不如趁现在让长安君为国立功。最终威后同意了这件事。

这个故事与《战国策》的记载基本一致。故事的主题是赞扬触龙高超的游说技巧，司马迁赞同的是其中蕴含“无功不受禄”的平权思想，而故事中的威后并没有展现一个女政治家应有的果断和才干，反而展现的是一种容易为人诟病的女政治家的妇人之仁，为了宠爱的小儿子忽视国家的利益，采取对抗大臣的方式也是一种非常幼稚的做法——吐口水（“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三）贤惠孝顺的君王后

君王后是齐襄王的王后。《史记》对于君王后的评价可概括为一个字“贤”。君王后虽然从普通女子成为了王后，但是由于她“不取媒因自嫁”，父亲太史敫认为她有辱门楣，终身不再见她。但君王后不因此记恨父亲，仍旧尽自己做女儿的孝道，受到众人称赞。第二，“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1]3715这句《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原文与《战国策·齐策六》“君王后事秦谨，与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余年不受兵”[2]274对比，开头的“君王后贤”和“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於秦”是《史记》加的，说明作者司马迁认为君王后小心侍奉秦国，对其他五国被秦国攻打置之不理的政策使得齐国得到了四十年的安稳是“贤”的表现。

总的来看，《史记》对于这三位执政太后的记载更偏向负面，宣太后的专政淫乱，赵威后的妇人之仁，对君王后的赞赏其中一部分也是出于对女性的一般评价“孝顺贤惠”，而关于三位执政女性的具体政治才干没有任何展现。但她们作为执政太后，真的一点体现其政治才干的事迹都没有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战国策》对三位太后的记载。

二、《战国策》中执政太后形象

《战国策》记载的关于三位太后与《史记》大致相同的事迹在此部分不再重复论述，主要讨论《史记》没有展现三位执政太后政治作为的部分。

（一）洞察时势的宣太后

《秦策三·五国罢成皋》记载，秦昭王想替成阳君向韩、魏两国谋求相位，韩、魏不肯听从。当初秦王将成阳君派往齐国，成阳君受到齐国田单挤兑，秦昭王没帮他一把。由此宣太后对秦昭王说：“成阳君以王之故，穷而居于齐，今王见其达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2]102秦昭王在成阳君落魄的时候没有给人家雪中送炭，如今却想给人家锦上添花。宣太后分析：“穷而不收，达而报之，恐不为王用;且收成阳君，失韩、魏之道也。”[2]102这样做不仅不能笼络成阳君，还会损害和韩国、魏国的关系，损人不利己。从这段言论可以看出，宣太后比起秦昭王，更深谙用人之道和权衡政治利弊。

（二）以民为本的赵威后

赵威后在《战国策》中除了被中学教材收录的《触龙说赵太后》故事，还有《齐策四》记载的赵威后问齐使的故事。齐王派使者到赵国，赵威后连齐王的书信都没拆，就对齐使连发三问：“岁亦无恙邪？民亦无恙邪？王亦无恙邪？”[2]242齐使没有回答，而是不满地表示为什么威后不先问候尊贵的齐王而是先问候贱民。威后答：“苟无岁，何以有民？茍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2]242这种鲜明的民本思想，体现出赵威后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开明态度。司马迁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本思想的史学家，却没有将赵威后问齐使这一段写进《史记》，原因值得深思。

（三）不畏强秦的君王后

秦王曾派人给君王后送去一副玉连环，并且特意说：“齐多知，而解此环不？”[2]274很明显带有挑衅羞辱齐国的意味。群臣都没人能解开玉连环，见此，君王后拿起锤子将玉连环一锤敲碎，告诉秦使：“已经解开了。”估计当时秦使和群臣都目瞪口呆，难以相信一个弱女子竟敢以这样果断的气势回击强秦。从敢于突破常规与落魄的齐襄王结合到执政时的气魄，君王后的勇气和胆量都超过一般的男子。

从《战国策》的记载来看，《战国策》作者毫不掩饰对执政女性在政治活动中所展现智慧的认同。

三、两书作者女性观不同的原因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注意到，对于《战国策》宣太后、赵威后、君王后三位女性执政期间的事迹作为，司马迁都没有将之收录进《史记》。《战国策》是《史记》重要的材料来源之一。若司马迁看到了《战国策》这部分的内容，那么显然是司马迁刻意不记载，他不愿承认女性执政上的能力。影响两书作者对执政女性看法的原因主要是作者所处时代的思想风气不同

战国时期，战火纷飞，社会动荡不安，礼崩乐坏，礼制的约束力下降。社会思想方面，百家争鸣，各家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主张，社会并没有统一的思想规范约束人民，社会思潮自由开放。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下，《战国策》能够采取宽容的态度看待女性执政这件事。

同时，《战国策》一书的作者多是纵横家，他们崇尚的是智谋名利，最鄙夷的就是礼义道德。《战国策》中作者描写的执掌国政的女性，有着异于常人的政治远见，对政治的处理和国家的治理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她们的政治头脑丝毫不逊色于男性。《战国策》体现了对女性个人价值的肯定和关注，表现出对女性智慧的敬佩和推崇。

司马迁生活在汉代，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此逐步加深了对女性的规范和约束。

司馬迁所处的是认同“男尊女卑”男权社会，赞扬的是做好贤妻良母的女性，婉顺有道，自视卑弱才是女性该有的样子。在君权神授的封建设会，天子是上天指定的，女性竟然要分享男性的政治权利，这样的女性往往被比喻成牝鸡司晨，大都是被丑化的形象。

综上可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司马迁对于女性执政这件事是否定的，他不愿意承认或突出女性也是具有执政才能的。在男性社会，话语权掌握在男性手中，司马迁没有收录《战国策》所记载的关于宣太后、赵威后、君王后三位执政太后政治作为的事迹。当然，我们讨论《史记》《战国策》对于女性执政这一问题的态度，并不是要以今天男女平等的思想来要求司马迁。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人物是时代的产物，他们的活动必然受到时代制约。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有人站在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与限制立场，否定女性同样具备政治才干，将女性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以史为鉴，作为一名当代女性，我们应该增强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社会也应健全女性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2]刘向. 战国策 上[M].姚宏;鲍彪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