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举

摘要：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罪行之一，该制度的推行与日本政府、军队的引导和宣传有密切关系，更与日本故有的社会传统紧密相关。战争时期，日本军队的状况引起了军部不安，战败士兵急需转移焦虑情绪以免发生过激行为;日本社会自古男权至上，男性具有优越社会地位，日本民族独特的性观念，男性的性放纵、性迷信以及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对男性的盲目服从等因素，都构成了日本在战争时期慰安妇制度的历史根源。

关键词：慰安妇制度;社会传统;性观念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21-0003-0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犯下滔天罪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质也在日军的刺刀之下显露无疑。直至今日，日本法西斯在战争中犯下的诸多罪行以及相关的战后处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其中包括日军在战争中奴役残害妇女的行为——慰安妇制度。1990年，日本政府拒绝承认慰安妇问题，公开宣称慰安妇制度与日本政府、军队毫无关系，并拒绝谢罪和赔偿。日本政府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彻底激怒了韩国原“慰安妇”金学顺老人，1991年，老人公开指认日军罪行。至此，尘封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慰安妇问题重新被国际社会重视和关注。

“慰安妇”是日语名词，日本词典《广辞苑》中，将“慰安妇”仅简单地解释为曾经跟随军队到战地对士兵进行慰问的女人。这显然模糊了慰安妇的实质，掩盖了奴役女性的罪行。实际上，“慰安妇”是指迫于日本官方的命令，在日本军队中充当性奴隶的妇女。

1日本性政治和慰安妇制度

日本在战争时期实行慰安妇制度，存在深厚的社会根源。日本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传统与该制度的实行密切相关。日本传统的性政治、性文化、性传统为该制度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所谓的性政治，就是指日本近代幕府统治期间的政治生活中，为加强统治而采取了一系列与女性相关的政策，进而使日本近代政治生活呈现出区别于其他国家最为明显的特点。这些政策包括：游廓政策、公娼制度，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慰安妇制度，都是日本性政治的充分体现。

日本的娼妓业十分发达。早在幕府统治时代就已经有了“慰安妇”制度，尤其是德川幕府时期，德川家康为了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一系列政策，而这些政策大部分都与女性有关，最为明显的就是游廓政策。

所谓游廓政策，就是幕府支持建设大规模、高价格的高级妓女游乐场所，以供给大名尤其是武士使用，因为大名与武士是不能自带妻妾往来的。游廓政策的实行主要是想通过软化环境消磨大名和武士的锐气和斗志。同时，使其散尽家财，游阔甚至还承担监察大名和武士是否有谋反的迹象，充当幕府警察之爪牙。因此，游廓政策在日本历史上又被称为“阉割大名睾丸”的政策[1]。也就是说，游廓中的妓女是不同于一般妓女的高级妓女，后来发展成为艺伎，这是日本固有的文化特色，而她们在最初的时候充当了幕府维系统治的工具。

游廓政策并非独创，其根源可追溯到武士领袖丰臣秀吉，武士和妓女的关系根源颇深，武士政治直接导致了妓女阶层的产生，在日本奈良时代，就已经存在各种各样的游女。到了日本战国时代，这是日本历史上战乱频仍的时代。公元1051-1199年间的源氏与平氏之间的战争持续了近150年，在这期间，各地的妓女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一部分普通的贫民由于战乱饥寒交迫，其妻女被迫沦为土娼。其次，随着社会的变革，巫女和公侍沦落到社会上，大多只能以色相和技艺事人。而军人在战争中的性需求的专横跋扈，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压制，反而产生了性暴乱。由于战争和性暴乱，加之武士与妓女密切关联的传统，所以当政府下令禁止妓院的時候，遭到了武士的强烈反对，幕府只好允许重新开设游女屋，并设立了只为出仕镰仓幕府家臣“夜之女”的武士专属游女。这一点，与慰安妇制度中，高级军官有固定的“慰安妇”有相似之处。足利幕府进一步将“夜之女”的功能继承下来。根据小野武雄的《吉原·岛原》一书记载，足利二代将军（1359年），受命讨伐菊池武光之乱的军队，曾经让各军船同乘10人至20人的“倾城”出征打仗。每船有10人至20人的妓女陪同，这是我们在有关史料上所见到的，最早有关性服务的军队“慰安妇”的记载[1]。

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在文明开化政策的指导下，于1872年10月2日，颁布“解放艺娼妓令”，宣布严禁人身买卖，并废除传统的游廓制度。1873年12月又颁布“贷座敷渡世规则”和“性昌妓渡世规则”，将娼妓集中于“贷座敷”，并形成了一整套相关的完整制度，从而奠定了近代意义上日本公娼制度的雏形[2]。日本近代的公娼制度，得到了国家权利的认可，对于女性要强制进行检查，公娼要居住于固定的游廓地带或者固定的妓楼，并且通过预付定金的方式对公娼进行约束。这种传统发展延续到战争时期便演变成了从军慰安妇制度。

日本推行的慰安妇制度，其规模之大、体系之完整、运行时间之长，堪称世界之罪。战争时期，日本的慰安妇制度由官方制定，必要时由军部直接领导，由专人负责，并且有一整套规章制度与运行模式。例如，在征集慰安妇之后，先要对征集来的女性进行健康检查，确定健康状况之后才允许进入“慰安所”，此后还会定期对 “慰安妇”进行性病检查以及对不同身份的军官收取不同的费用，不同国籍的“慰安妇”进行一次慰安也有不同的价格。这也就不难看出，慰安妇制度的某些运行措施与日本近代的公娼制度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此外，公娼制度是在日本政府的管理之下运行的，战争时期的慰安妇制度也是如此。1949年，冈村宁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承认过自己是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他表示，上海事变之后，发生了几起士兵强奸妇女事件，为了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只有模仿海军征集妇女进行慰安的措施，在陆军中征集作用相同的妇女，来解决日军的需求问题。冈村宁次供认，在该制度实行后，强奸事件便不再发生。同时期的上海派遣军高级参谋冈部直三郎也供认，由于士兵到处找女人，军队的状态很难恢复，战斗力大幅下降，不如设置一些慰安设施解决士兵的需求。由永见俊德负责相关事宜，二人向冈村宁次递交了相关报告，冈村宁次立刻请示长崎县知事，快速召集妇女到上海日军占领区，建立第一批慰安所。由此可以看出，慰安所的设置是由日本高层领导人直接下达命令，并且和地方政府共同策划下建立的。这也证明日军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部的命令，而非个别士兵的暗地运作。冈村宁次首创的这一制度，是法西斯战争机器侮辱人性的极端表现。

2日本性传统和慰安妇制度

日本的传统社会是典型的男权至上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男性在社会中的绝对支配地位，使得男性的性生活变得随意和放纵。女性一直以来就被视为是男性的附属品，男人不需要遵守一夫一妻的原则，可以公然出入风尘场所，并把这种行为看作是生活必须，甚至看作是自己炫耀的资本，而女性必须恪守妇道，对于丈夫必须无条件服从。对于女性的态度，充分体现了日本男性对于女性的征服和占有心理。而女性的服从又在客观上支持了男性的性放纵。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军人郭歧，对日军的强奸暴行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地说：“我真不了解日本人为什么都是色情狂！他们见了女人，就像公马、公驴见了异性一样，挺然，挠然，跃跃欲试，不管老幼好丑，群来发泄兽欲”[3]。日本女性从幼时起接受的教育是女性本身只是为了相夫教子，繁衍后代，这使得日本女性甘愿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并且在日本女性的思想中，这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观念，自身只能依附于男性，成为男性附属品的观念早就融入于她们的血液中。在战争时期，女性所受的教育也因为战争而变得更加扭曲，这一时期的日本人认为，男人忠于国家的方式是去前线为国捐躯，而女性忠于国家的方式是以自己的肉身去满足士兵的需要。她们甚至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光荣的事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早沦为“慰安妇”是日本女性，她们中的一些人是艺伎出身，有的是良家妇女，但除了出身的差异，她们大多是抱着效忠天皇的美好愿望而志愿成为“慰安妇”的。正是日本女性甚至是日本全社会的这种扭曲观念，助长了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更在无形中支持了慰安妇制度的设立。而在慰安妇制度设立者的眼中，妇女只是一种有生命的战略物资。战争时期日本总理大臣东条英机曾明确表态：“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或缺的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4]。”1937年9月29日出台的陆达第四八号“野战酒保规定改正”中，把慰安所的设置归结在生活必需品一类中[4]，这是慰安所作为后方设施而开设的法律依据。由此可见，妇女的人权问题根本不可能在日本军人的考虑范围之内。因此，面对指控时，日本政府也不会感到丝毫自责与愧疚。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的特点是“耻感文化”[5]，日本人会特别重视他人的看法，个人会特别在意集体对自己的认可与否，并把得到社会认可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似乎一切的外在力量对日本人都会形成一种约束力，很显然，这种约束力是外在的，而并非来自自我本身，一旦这种外在力量被削弱，那么对于日本人的约束力也就会随之大幅度下降。这种民族性格表现在日本人身上就会体现为外表的谦卑有礼与内心的极端放纵。所以，在出入风尘场所的过程当中，互不相识的人们就会将这种放纵发挥到极致。因为陌生的人言语对自我本身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人们并不担心出入风尘场所会带来任何的流言蜚语，这就使得日本人在性行为上极端地放纵自己。

3日本性迷信和慰安妇制度

日本是一个在历史上强调精神高于物质的民族。日本人对于性生活有着近乎迷信的心理，“慰安妇”的存在不仅满足了士兵的生理需要，同时也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要。日本人认为食用生殖器可以增强生殖力，并且坚信在战争中强奸妇女能够增强战斗力，也会认为在战争中接触女人会有好运气。日本军人认为，不接触女人是没有办法上战场的。在军队里，不去慰安所，会被视为奇怪的人，会被认为“不合群”甚至会受到歧视。然而，这似乎都是战争中的士兵，为了在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寻求一丝心理安慰。这些行为对于士兵，有着超乎寻常的精神作用。但是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扭曲到近乎变态的心理，让这些士兵在执行魔鬼下达的命令时变成了比魔鬼还要可怕的人。

为了安抚战败的士兵，缓和他们的情绪。日本军人在战争环境下，心理极易发生扭曲，设立慰安妇制度，有利于达到战争情绪转移的目的，即所谓的性“校正”心理。当在战场上战败的时候，士兵可以通过将这种战败情绪转移到战胜国的慰安妇身上，从而得到胜利的感觉，其实这也是一种校正和补偿心理。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中国妇女的受难人数变得更多，其主要原因就是日本士兵将战场上的负面情绪转移到中国妇女身上。日本军官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士兵的情绪得到缓和。正如日本情报官员大雄一男在一份递交给陆军中央的文件中所说的那样：“用中国妇女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3]。”

笔者认为，随着战争的推进与战争形势的变化，慰安妇制度的存在，于日军来说，精神方面的作用或许已经大大超过了生理上的需求。日本士兵或许并不是因为活着，才需要这样的一种制度，而是因为这样一种制度的存在，才能证明还活着。千田夏光在《从军慰安妇》一书中这样记载：几个遭到袭击侥幸逃脱、深夜从前线归来的士兵冲入慰安所，第一个士兵把慰安妇庆子推到在床上，迅速撕开庆子的上衣，然后疯狂的吮吸着庆子的乳房，一边还呻吟道：“我得救了，我得救了，不会死了！”另一个日本士兵反复触摸慰安妇庆子，嘴里不停的念叨着：“孩子他妈，孩子他妈[6]。”日本認为通过与女性的接触，可以感受到自己生命的存在。一个日本军官，在战争中从军多年，他说道：“在这里，似乎只有淫乱一件事维系着人们的生命……唯一能证明我们还活着的。可能就是我们心中蠕动着的淫乱的情感和这种情感的发泄[3]。”日本高层认为，让士兵接触女性可以安抚士兵的情绪，缓解士兵的恐惧心理，让“慰安妇”充当镇定剂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由此可见，“慰安妇”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士兵的生理需要，也为了在精神上安抚士兵的过激情绪，这对于稳定军心，防止士兵精神崩溃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日本军方首脑反复强调：“军队中的慰安妇，对于鼓舞将士的士气，完成圣战，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6]。”

1992年，与日军慰安妇制度密切相关的官方文件被公开。至此，日本政府才收回之前的辩解，公开发表了承认日军参与这一重大人权侵害问题的“关于公布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的河野洋平官房长官谈话”（简称“河野谈话”）[7]。但是后来，日本政府又再次否认慰安妇制度的存在，否决“河野谈话”。日军对于慰安妇制度的辩解，完全沉迷在自身逻辑之中。日本人认为，性是生存必需，对于这一点，日本人摆脱了亚洲人特有的含蓄和矜持，但也没有受到西方基督教中禁欲主义的束缚。战争中的慰安妇制度就是日本人盲目追求享乐主义的具体体现。在他们眼中，女性只是自己附属品，慰安妇与日本的娼妓没有任何区别，得到钱就会同意与任何人发生性关系。然而，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朝鲜等国妇女的传统观念。南京大屠杀罪魁祸手之一谷寿夫无耻地为慰安妇制度辩解，他认为，慰安所的设立是经过与当地长官商量，并且得到了慰安妇本人的同意而设。除此之外，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东中野修道曾经提出南京大屠杀中的强奸行为是女人们认为跟着日本士兵能够发财而自愿去的。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为掩盖战争罪行，一切仅仅是他们凭空想象的逻辑。很显然，不管是中国还是朝鲜，又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女性，都不会自愿地成为日军的性奴隶的。

综上所述，日本慰安妇制度的实行与日本社会传统、民族性格、民族特点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实质是日本国家犯罪，更是一种人权侵害。日本政府认为，慰安妇制度是必然的、合理的，所有征集来的“慰安妇”都是为军队做了极大“贡献”。至今，日本仍然有一部分人不承认慰安妇制度的存在，认为慰安妇制度和日本政府、军队毫无关系，认为慰安妇制度并未对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然而，从慰安妇制度的实际受害者自身惨痛的经历中，不难看出该制度的罪恶。近年来，国际社会普遍注意到“慰安妇”问题，越来越多的数据和资料显示出这项制度的惨绝人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慰安妇制度为何存在，幸存者也有力发声，不断地将慰安妇制度带来的罪恶向世人彰显。然而，与揭露该制度的丑陋与反人道相比，进一步探寻该制度产生的历史根源，应当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学术命题。

参考文献

[1]陈丽菲.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M].北京：中华书局，2006：7.

[2]朱忆天.日本慰安妇制度源流考[J].史林，2005（1）：107-118+220.

[3]高凡夫.日本军人的性心理与慰安妇制度[J].南京社会科学，2006（8）：87-92.

[4]王亚琴.日本政府、军队与“慰安妇”制度的推行[M].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6：26.

[5]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54-155.

[6]苏智良.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6-37.

[7]吉见义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由来与“河野谈话”的得失[J].日军侵华史研究，2015（3）：67-72.

（责编：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