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

据报道：马王堆考古发掘工作又传捷报。一批春秋时代竹简出士，经考古学家仔细清理、辨認，这批竹简完整地记录了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孔丘先生的临终遗言。这无疑是我国考古史、古代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消息传出，我国孔子研究界专家学者甚为振奋。

下面是“孔子临终遗言”（以下简称《遗言》），即《子寿终录》的原文——

子寿寝前弥留少时，唤诸弟子，叩于榻侧。子声微而缓，然神烁。嘱曰：吾穷数载说列侯，终未见礼归乐清。吾身食嗉也，衣麻也，车陋也，至尽路洞悉天授之欲而徒弃乃大不智也。汝之所学，乃固王位，束苍生，或为君王绣袍之言。无奈王者耳木，赏妙乐如闻杂雀鸣，掷司寇之衔于仲尼，窃以为大辱。其断不可长也。鸿鹄伟志实毁于为奴他人而未知自主。无位则无为，徒损智也，吾识之晚矣。呜呼，鲁国者，乃吾仕途之伤心地也。汝勿复师之辙，王不成，侯为次，再次商贾，授业觅食终温饱耳，不及大盗者爽。吾之所悟，授于尔等，切记：践行者盛，空叙者萎。施一法于国，胜百思于竹。吾料后若有成大器之人君，定遵吾之法以驭民，塑吾体于庙堂以为国之魂灵。然非尊吾身，吾言，乃假仲尼名实其位耳。拥兵者人之主也，生灵万物足下蛆;献谋者君之奴也，锦食玉衣仰人息。锋舌焉与利剑比乎？愚哉！旷古鲜见书生为王者，皆因不识干戈，空耗于文章。寥寥行者，或栖武者帐下，或卧奸雄侧室。如此，焉令天下乎？王座立于枯骨，君觞溢流紫液，新朝旧君异乎？凡王者祈万代永续，枉然矣！物之可掠，强人必效之;位之可夺，豪杰必谋之。遂周而复始，得之，失之，复得之，复失之，如市井奇货易主耳。概言之，行而优则王，神也;学而优则仕，奴耳;算而优则商，豪也;痴书不疑者，愚夫也。智者起事皆言为民，故从者众。待业就，诺遁矣。易其巧舌令从者拥主，而民以为然。故定乾坤者必善借民势。民愚国则稳，民慧世则乱。武王人皆誉之，纣王人皆谤之。实无异也！俱视土、众为私。私者唯惧失也。凡为君者多无度，随心所欲，迎其好者，侍君如待孺子。明此理，旋君王如于股掌，挟同僚若持羽毛，腾达不日。逆而行之，君，虎也，僚，虎之爪也，汝猝死而不知其由。遇昏聩者，则有隙，断可取而代之。治天下者知百姓须瘦之。抑民之欲，民谢王。民欲旺，则王施恩不果也。投食饿夫得仁者誉，轻物媚予侯门其奴亦嗤之。仁非钓饵乎？塞民之利途而由王予之，民永颂君王仁。御民者，缚其魂为上，囚其身为不得已，毁其体则下之。授男子以权羁女子，君劳半也。授父以权辖子，君劳半之半也。吾所言忠者，义者，孝者，实乃不违上者也。礼者，钳民魂、体之枷也。锁之在君，启之亦在君。古来未闻君束于礼，却见制礼者多被枷之，况于布衣呼？礼虽无形，乃锐器也，胜骁勇万千。乐者，君之颂章也。乐清则民思君如甘露，乐浊则渔于惑众者。隘民异音，犯上者则无为。不智君王，只知戟可屠众，未识言能溃堤，其国皆亡之。故鼓舌者，必戳之。吾即赴冥府，言无诳，汝循此诫，然坦途矣！切切。

言毕，子逝。

有人说这篇“孔子临终遗言”是古人伪造的，实际上孔子并没有什么“临终遗言”。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是真实的。我认为不管是伪造，还是真实，这篇“遗言”确实精准、全面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真切、深入地表现了孔子去世前的凄凉心境。比孔子正式刊行的著作还要真实地反映了孔子一生的追求与坎坷以及对人生的绝望。非孔子这样的具有至高智慧又经世事万般磨砺的“圣人”莫能言也，其中包含着对人世的至深洞察和对历史的至高鸟瞰。所有具备良知的人都不得不敬服其中的至理名言，所有想懂得历史，懂得人世，不再懵懂糊涂、浑浑噩噩者都不能不省悟其中的道理，铭记孔子的临终教诲。

与《论语》相对照，这篇“遗言”与鲁迅思想相仿，核心思想是“立人”，就是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又要树立什么样的人。孔子在《论语·雍也第六》中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李泽厚译为：“自己想站起来，就帮助別人站起来;自己想开拓发展，就帮助别人开拓发展。从近处做起，可以说是实行仁的方法。”（李泽厚：《论语今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7页）

鲁迅与孔子这两位毛泽东所说的“圣人”的确有相同点。我认为他们的相同点主要是：

第一，都把人与人的灵魂和精神视为首位。

孔子说：“御民者，缚其魂为上，囚其身为不得已，毁其体则下之。”就是说控制老百姓的方法，上策是控制他们的思想，不得已时才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杀头是下策。不要以为武力镇压才能维护稳定，最首要的是“洗脑”。

鲁迅的核心思想是“立人”。20世纪初期，“辁才小慧之徒”“竞言武事一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鲁迅逆众人舆论，主张“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认为只有立起具有自觉精神的个人——英哲，才有望救中国，扭转对物质崇奉过逾的庸俗倾向。

虽然他们“立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看重人与人的灵魂和精神却是相同的。

第二，都倡导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韧性的战斗精神，并以此自励，达到时代的智者之顶。

孔子在《遗言》中说：“吾身食素也，衣麻也，车陋也。”在《论语·述而篇第七》中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雍也第六》中赞扬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一生颠簸，游说不成，而矢志不渝，并以“韦编三绝”的精神刻苦治学，成为最高的智者，可谓达到“韧”的巅峰。鲁迅也是过于刻苦的人，毕生过着学生和战士的生活，衣裳多半是留曰时代民国初年所做的旧衣裳。缝而又补，补而又缝。在上海时，穿的一条灰绿色毕几西装裤，在北平时，已破烂。而十年后在上海的先生，还是缝补着再穿。那条裤子的来源，却是民元前，先生在日本做学生时制作。因此，裤角之窄狭，可与衣袖比美了。对鲁迅来说，精神胜于物质。他一贯提倡“韧”，数十年如一日地战斗学习，成为时代最有学问和智慧的人。

第三，苦斗一生而最后对实现自己的目标充满绝望，“知己之为奴”，不能做自己的主人。

孔子臨终对自己的学生们悲愤地说：“汝之所学，乃固王位，束苍生，或为君王绣袍之言。无奈王者耳木，赏妙乐如闻杂雀鸣，掷司寇之衔于仲尼，窃以为大辱。其断不可长也。鸿鹄伟志实毁于为奴他人而未知自主。”

鲁迅一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孜孜紇紇，耗尽心血，悲壮地“反抗绝望”。愈到晚年愈深悟自己的奴隶处境，而对“不悟自己之为奴”的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1934年，他阅读《清代文字狱档》之后写了两篇杂文，值得反复品味。

一篇是《隔膜》。写的是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中发现的一件案例：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逞进，不料却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唯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却很特別，大意是有两个表妹，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想请皇帝协办。虽然幼稚之极，然而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结尾却甚惨，这位才子被从重判刑，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去了。鲁迅对此案做出了极深刻的评析：

……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賜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的信中，鲁迅又对此案做了如下评论：

顷读《清代文字狱档》第八本，见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书乾隆，请其出力，結果几乎杀头。真像明清之际的佳人才子小说，惜结末大不相同耳。清时，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一叹。

鲁迅这段洞察世情的评析，具体来说，是针对冯起炎一案而谈的，从哲学启悟意义上思考，则是启发人类悟性的警世格言，启发我们做出这样的反省：要真正认识自己，就必须透过表面现象的“隔膜”，去理解事物的本质，绝不可像冯起炎那样简单愚蠢，上了统治者美好谎言的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地撒娇讨好去了”，结果祸从天降。而“不悟自己之为奴”一语，恰恰是对身受奴役而不自知者的最好评骘，一针见血地精辟概括出了这种人的精神特征。

另一篇是《买<小学大全>记》。写的也是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中发现的一件案例：《小学大全》的编纂者尹嘉铨，他父亲尹会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还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后来又因编纂《小学大全》，得了皇帝的嘉许。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本来可以安享晚年了，然而他却继续求“名”，奏章给乾隆皇帝，请求为他父亲请谥，结果触怒龙颜，招致杀身之祸。鲁迅对此案的评析是：尹嘉铨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因为“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別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別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尹嘉铨招祸的原因与冯起炎相同，都是“不悟自己之为奴”，像阿Q那样对自己的奴隶地位与将死的命运毫无所知，如《遗言》所说“猝死而不知其由”。

不认识自己的奴隶地位，又不认识世界，不认识这个世界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本质，缺乏最起码的悟性。这就是当时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的悲剧。纵然尹嘉铨可称是位大学者，冯起炎也是生员，却毕其一生未能认识自己，也未能认识世界。为什么鲁迅一再劝告青年学生“不要再请愿”？这里又批判尹嘉铨式的“请谥”？就在于“请愿”与“请谥”虽然形式不同，本质却是相同的，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明，精神上都属于奴隶，没有实现精神解放，达到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的境界。

孔子比尹嘉铨、冯起炎这类知识者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虽然终其一生都在“固王位，束苍生，或为君王绣袍之言”，但心里却很明白，自己的“鸿鹄伟志实毁于为奴他人而未知自主”，是悟己为奴的一个极其清醒的人。

鲁迅在遗言《死》中说他的怨敌可谓多矣，但他“一个都不宽恕”，其实正反映了他对自己一生“改造国民性”的绝望，但虽绝望却至死不改初衷，矢志不渝，对奴才“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早年在《摩罗诗力说》中就提出“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临终前十四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又告诫中国人要有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也就是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一个人的一生，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民，富足还是贫穷，饱学还是文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一个明白人，明白自己是什么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人。生，知如何生;死，知如何死。千万不要像尹嘉铨、冯起炎和阿Q那样，与世“隔膜”：生，悟不出自己其实不过是奴隶;死，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第四，最重要的，是鲁迅和孔子都对人类历史的恶性循环忧愤深广。《遗言》道出了孔子在正式著作中没有说过的历史箴言：“凡王者祈万代永续，枉然矣！物之可掠，强人必效之;位之可夺，豪杰必谋之。遂周而复始，得之，失之，复得之，复失之，如市井奇货易主耳。”孔子生前和逝去的几千年来，中国的历史岂不正是如此？不断地朝代更替，无止地更换皇帝，这种周而复始的历史恶性循环如不更改，哪里谈得上长治久安，民生安康？

鲁迅早就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说：“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晚年他更加忧思历史恶性循环问题。

1934年12月，鲁迅生了一场大病，脊肉作痛，盜汗。靠在躺椅或躺在床上，不愿动。经过一个多月严重的折磨以后，他的疾病，居然有所减轻，能够起床活动了。这不但使全家和他的朋友们庆幸，而且他自己也感到愉快和放松，悠闲地靠在躺椅上，让脑子空出来，杂七杂八地看些闲书，任意闲思，思无禁区，会更为无拘束地畅开来思考一些问题，对于思考和写作都有好处。这样，他写出了一生极为重要的《病后杂谈》，谈起了残酷至极的酷刑——“剥皮”：一位朋友从成都带来送给他一部《蜀龟鉴》，从中看到张献忠祸蜀时使用的“剥皮”法——“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曰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鲁迅又说了各朝各代的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上面所抄的是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式，见于屈大均的《安龙逸史》，也是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时是永历六年，即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帝已经躲在安隆，即那时的安龙，据《安龙逸史》记载：被永历封为秦王的孙可望令属下张应科杀弹劾他的李如月，剥皮示众：“俄缚如月至朝门，有负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人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

“张献忠的自然是‘流賊式;孙可望虽然也是流贼出身，但这时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为秦王，后来降了满洲，还封为义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实是官式。”于是鲁迅说道：“明初，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是用这一方法的。”由此得出一句历史的感悟：“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

大家切不要忽略这一断语！鲁迅的这一感悟是振聋发聩、切中肯綮的。尼采的著作具有格言和警句的风格，他说他的野心是要在十句话中说出旁人在一本书中说出的东西，以至没有说出的东西。鲁迅的杂文正具有这种尼釆式的格言和警句的风格，他作为大思想家的一句话，其意义可能远超过书斋里愚钝的学者皓首穷经写出的多少部大书。鲁迅的这一句话就是这样的。

怎样终止这种朝代更替的恶性历史循环呢？孔子到临终时才谈到这个问题，鲁迅是临终前两年更深入地思索了这个问题，都没来得及系统思考。不过提出和思考这个问题就已经足可称为“圣人”了，有待后人接下去系统、全面、科学地研究。

以上我们大致谈了鲁迅、孔子的三个相同点，下面说说他们的不同点。

第一，在“立人”问题上，孔子是眼睛向上的。

在《遗言》中孔子非常坦白地说他的学说就是“固王位，束苍生，或为君王绣袍之言”，教会帝王如何统治老百姓：“治天下者知百姓须瘦之。抑民之欲，民谢王。民欲旺，则王施恩不果也。投食饿夫得仁者誉，轻物媚予侯门其奴亦嗤之。仁非钓饵乎？塞民之利途而由王子之，民永颂君王仁。御民者，缚其魂为上，囚其身为不得已，毁其体则下之。授男子以权羁女子，君劳半也。授父以权辖子，君劳半之半也。吾所言忠者，义者，孝者，实乃不违上者也。礼者，钳民魂、体之枷也。锁之在君，启之亦在君。古来未闻君束于礼，却见制礼者多被枷之，况于布衣呼？礼虽无形，乃锐器也，胜骁勇万千。乐者，君之颂章也。乐清则民思君如甘露，乐浊则渔于惑众者。隘民异音，犯上者则无为。不智君王，只知戟可屠众，未识言能溃堤，其国皆亡之。”孔子还有言：“君待臣有礼，臣事上以忠”，后来就被孔子之弟子或后人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到汉代，董仲舒提议的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来又由此演化出封建社会中所谓的君臣、父子、夫妻“三纲”（“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和针对妇女的“三从”（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1916年，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一文，率先揭露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传统。

鲁迅却是眼睛朝下的。

他在《狂人日记》结尾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中反复恳言：为了幼者开辟新路，宁愿“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笔下对孔乙己、祥林嫂、吕纬甫、魏连殳等弱者充满了哀怜和同情，他为被压迫者的解放奋斗了一生。

第二，在“立人”问题上，孔子是主张愚民政策的，鲁迅却是坚持开民智的。

孔子在《论语·泰伯篇第八》中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遗言》中就讲得更露骨了：“民愚国则稳，民慧世则乱。”“治天下者知百姓须瘦之。抑民之欲，民谢王。民欲旺，则王施恩不果也。投食饿夫得仁者誉，轻物媚予侯门其奴亦嗤之。仁非钓饵乎？塞民之利途而由王子之，民永颂君王仁。御民者，缚其魂为上，囚其身为不得已，毁其体则下之。”专制需要愚民，愚民和群氓是专制的柱石和基础。人们无脑而愚昧了，社会必然会走向专制和混沌。智者孔子对这一规律心知肚明。

鲁迅则与之相反，他是继倡导开民智的梁启超之后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改造，在对中国人精神进行深刻反省中促进民智的进化，抵制和批判当权者的愚民政策。

到北京教育部工作期间，鲁迅大力提倡美育，其实就是通过美的教育开发人民的智力，驱散蒙昧的迷障。1918年5月，《狂人日记》一声春雷，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最强音，其实也是意在警醒受几千年愚弄的民众，以“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千年疑问，使人们对漫长的封建专制产生怀疑，认清其“吃人”本质。以后十八年的卓越创作，宗旨就是启发中国人的觉醒，无不与权力者的愚民政策针锋相对。

其中最重要的是《阿Q正传》，2021年12月4曰至2022年2月12曰，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一百周年纪念。这不仅在中国精神史上，而且在整个人类精神史上，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当代作家毕飞宇说：“阿Q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性格特征，或者说特异功能，那就是‘精神胜利法。这是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学所做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鲁迅的伟大是他完成了‘精神胜利法的命名。”《阿Q正传》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都是人类认识自己，从蒙昧状态解脱出来，成为自觉的人的一面鉴镜，是治愚的最好药方，也是对权力者愚民政策的最佳破解。我们应该终生反复、深入地去进行自我对照式的解读与研究。

第三，孔子要立的人是礼教制驭下的奴才，鲁迅要立的人则是摆脱奴性、独立思考的“精神界之战士”。

《遗言》讲得非常明确：“礼者，钳民魂、体之枷也。锁之在君，启之亦在君。古来未闻君束于礼，却见制礼者多被枷之，况于布衣呼？礼虽无形，乃锐器也，胜骁勇万千。乐者，君之颂章也。乐清则民思君如甘露，乐浊则渔于惑众者。”孔子所谓的“礼”，他自己就清楚明白地说是钳制民众的枷锁：“献谋者君之奴也，锦食玉衣仰人息。一学而优则仕，奴耳。一痴书不疑者，愚夫也。”连制礼者也不过是奴才，多被枷之，何况于平民百姓呢？儒教通过三纲五常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规范社会道德的同时也成了封建统治者禁锢劳动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使得其中的愚忠思想滋生蔓延。至今仍然流毒甚深！

鲁迅所要立的人，是20世纪初就开始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后期贝沂讲得更为明确、具体了。在《门外文谈》中说：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在《拿来主义》中说：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集中的意见，就是希望树立的新人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再是他人或某种陈腐观念的奴隶，更不是权力者的奴才;而是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有毅力，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能够运用脑髓，自己来做，不让别人的思想在自己的脑海中跑马，做独立思考的“精神界之战士”。

充斥着奴才和庸人、群氓的社会不可能长治久安，更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假如有鲁迅希望树立的“运用脑髓”的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领导者又能听取他们的意见，社会就会避开种种的危机而平稳运转，即使遇到乱局，也会冷静、理性地以文明的方式化解。高明的领袖欢迎的是后者，而不是奴才。

鲁迅对孔子的分析是科学符实的，他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说：“后来我曾到山东旅行。在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们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俨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在这些地方奔忙的事来，颇有滑稽之感。这种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颇近于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决不应该发生的。但在那时候，怀着我似的不规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而这种感觉恰恰与《遗言》中孔子自己“车陋也”的所述相符。又说：“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又与《遗言》中孔子的自述吻合。“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遗言》中孔子预言：“吾料后若有成大器之人君，定遵吾之法以驭民，塑吾体于庙堂以为国之魂灵。然非尊吾身，吾言，乃假仲尼名实其位耳。”二者对照，不觉惊叹鲁迅所言切中肯綮。至于“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与《遗言》中“固王位，束苍生”之语真是完全契合。鲁迅是把历史中真实的孔子与历代统治者改塑的假孔子截然区别开来的，对真实的孔子有所怜悯、同情，对孔子论学论人的中肯言论充分首肯，并继承、发扬，而对“改塑的假孔子”则坚决予以批判。

《遗言》的出土更加证明了鲁迅的伟大。